朱德亲自赶到红一军团前沿阵地时，川军已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射击了，他身边弹雨纷飞。当时又遇下雨，朱德衣裳湿透，仍挥动驳壳枪指挥部队。总司令的勇往直前极大鼓舞了一线指战员，终于将敌人打退并夺回制高点。激战到黄昏，部队撤出战斗向西转移，其他人劝总司令先走，朱德却一直等到后卫团到达才通过浮桥。当时，敌军的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他的身旁，幸而没有爆炸。
“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1935年6月，红军一、四方面军在川西会合，第一次过草地时总司令部随左路军行动，朱德就此同四方面军部队在一起生活战斗了一年多，当时部队命令多以“朱张”（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张国焘）名义下达。
第一次过草地后，张国焘改变主意要求全军南下，随后又另立中央，企图分裂党和红军。在这种形势下，朱德在会议上明确表示：“党是一个整体，不能分裂。”面对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谩骂，朱德泰然处之，一直耐心地向指战员们解释只有北上才是出路。红四方面军一部有人当面攻击说：“你要北上，你自己走好了。”朱德又坚定地表示，中央让我到这里来，我不能离开。
四方面军南下作战连连碰壁后，张国焘情绪低落总待在屋里，只有朱德常到一线指挥，这使他在四方面军指战员中树立起很高威望。各主力会师后，朱德坚持对三个方面军的指战员一视同仁，多年间全军干部都以“朱老总”一词称呼这位备受尊敬的长者，他的公正态度也对消除山头主义起到了很大作用。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为时一年，朱德却因随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又拖了一年才到达陕甘宁，等于走了两年。他自己也曾说过，“长征二万五千里，我个人却多走了一万里”。
长征中举办野菜展览会
四方面军南下川康边后，遭到敌军重兵拦阻，连战不利，被迫退向荒凉的西康藏区。这时，中央红军北上陕甘却打开了局面。朱德为顾全团结大局，尽量不正面批评张国焘的错误，却总是宣传北上的胜利，使四方面军的广大干部感到还是中央的方针正确。
这时活动在贵州的红二、六军团与党中央失去了电信联系，只是在蒋介石开始新一轮“围剿”，红军活动地域日益缩小，情势日益危急的情况下，红二军团才突然收到中革军委电台的联络信号，而此时原中革军委电台实际已为张国焘所控制。朱德认为这样一支红军主力孤悬西南十分不利，于是同张国焘一起致电任弼时、贺龙等人，希望他们能到西康来。1936年7月，红二、六军团到达甘孜，并与留在四方面军中的原红一方面军的三十二军（原九军团）合编为红二方面军。由于二方面军干部大都来自朱毛红军，他们拥护朱德提出的北上会合一方面军的主张。四方面军的大多数干部经朱德的耐心说服，加上看到在康区没有出路，也赞同北上。
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会师后，又分路北进过草地，朱德让总参谋长刘伯承随二方面军行动，自己继续随四方面军行军。此刻是第三次过草地，筹粮更为困难。朱德带着身边的人寻找可食的野菜，共找到牛耳、大黄、灰灰菜、野葱、车前草等六十多种。随后，朱德组织了野菜展览会，让四方面军各部队都派人来参观并介绍推广，既避免了误食有毒野菜，也能弥补干粮的不足。
草地几百里无人烟、无房屋，每到晚上，朱德和警卫员就在稍微干燥的场地上背靠背地坐着打盹儿，粮食不足就挖野菜或到河里钓鱼。对这段历程，朱德一直念念不忘，称野菜是“革命菜”。解放后他还带领亲属挖野菜吃，教育后代不要忘记那段最艰苦的岁月。
【点评】“朱毛”并肩成旗帜
无论是在工农红军、八路军还是在人民解放军中，朱德都是总司令。毛泽东晚年见到朱德时，又肯定他是“红司令”，并说：“朱毛，朱毛，我是你身上的毛啊！”在艰难的长征中，朱德不仅个人激励和带动部队，还能很好协调三个方面军的关系，做好各方面的团结工作，从而赢得了全党全军的尊敬。长征的历史乃至整个红军的战斗和发展史，都与朱德的英名永远联系在一起。
第四章 谁有真理跟谁走（1）
——张闻天“三让总书记”之谜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共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领导人，被毛泽东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毛泽东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征途中“三让总书记”，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反对只吃“洋面包”
张闻天参加过五四运动，接着又先后留学日本、美国和苏联。他懂日语，能用英语讲演，俄语水平也很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时，同王稼祥等被推选进入苏联最高理论学府——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党内很多人都称他为“老教授”。当时，由于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他曾一度赞成王明等人照搬苏联教条而提出的理论观点。
1931年，张闻天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担任了中央宣传部长、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主席（相当于总理）等职。他与博古、王明等人是留苏同学。李德曾对张闻天说，这里的事情还要靠莫斯科回来的同志办。可张闻天与照搬苏联教条的领导者的分歧却日益加深。
他了解了毛泽东开辟根据地的过程，深感吃“洋面包”的许多人缺乏实际经验，按照苏联的教条打仗和建立政权在中国往往是行不通的。在瑞金期间，张闻天对已经没有实权的毛泽东很尊重，感慨说：“中国革命确实离不开毛泽东啊！”第五次反“围剿”时，张闻天一再同李德争执，认为同敌人死拼是不对的。
红军长征开始后，张闻天没有参加最高军事领导，而随中央纵队行动。看到反“围剿”斗争的失利、长征初期惨重的损失，他在途中向毛泽东倾诉了苦闷和忧虑。两人经过长谈，认为应清算错误的领导者。这时负伤的王稼祥也经常同毛泽东、张闻天一起谈话，并达成了一致的认识。有人把毛、张、王三人称为中央队的“三人团”，以此区别于负责最高指挥权的“三人团”。
遵义会议上做了“反报告”
1935年1月遵义会议召开前，张闻天就根据同毛泽东在路上商定的意见，起草了一份重要报告。会议开始后，临时中央的总负责博古做了主报告，强调第五次反“围剿”失败是由于敌军过遵义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从正反两方面总结了红军反“围剿”作战的经验，肯定了毛泽东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于强大的客观原因。张闻天随后发言，做了批判“左”倾军事错误的“反报告”，从而改变了会议的气氛，使绝大多数到会者开始清算“左”的错误。会议后期，张闻天负责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得到通过，成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实现历史性转折的光辉文件。
十年后，毛泽东在党的七大上曾说过：“如果没有洛甫、王稼祥同志从第三次‘左’倾路线分化出来，就不可能开好遵义会议。同志们把好的账放在我的名下，但绝不能忘记他们两个人。”
“明君”曾经三让总书记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领导人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常委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常委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书记）。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中央文件、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毛泽东担任总书记。毛泽东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毛泽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政治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毛泽东提出“我这个总书记的位置让给他好了”。毛泽东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书记，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毛泽东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反党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书记，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毛泽东和张闻天（左一）在一起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毛泽东的意见，毛泽东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
“四脚朝天滚下山”，却能深入浅出讲精神
张闻天是一个学者型人物，在长征中自然备感艰难。进入湖南后在山路行军，有一次他在马上打瞌睡，连人带马跌进沟谷，幸而没有受伤。毛泽东就此做了一首打油诗，同张闻天逗趣，张闻天的夫人刘英多年后只记得“四脚朝天滚下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