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三农- 第27节

感言篇：编者按（4）
（四）总想起一个词：平等
　　转眼间，“透视农民看病难”系列报道已接近尾声了，在过去的三个月时间里，一个词始终在记者的脑海里萦绕，那就是“平等”二字。
　　因为有“不平等”，所以记者渴望“平等”。
　　第一个“不平等”是城乡经济状况的不平等。在记者采访的一些农民家庭，他们有的只是土里刨食，每年收入一两千元；有的是在外打工，用微薄的工资养活一家人；还有更困难的，一分钱要掰成两半花……在这种情况下，“小病不看，大病等死”的情形就在农村相当普遍了。然而，城乡经济差别的根源是城乡差别所致，这种差别不是农民造成的，而是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导致的，农民只是受害者。
　　第二，医疗条件的不平等。城市有众多好医院，这些医院有着国际先进的医疗仪器设备，有着医术精湛的医师，然而农村很多地方的卫生所，却只有简单的仪器仪表，医生有很多没有经过正规的医学教育，甚至还有一些医生是由兽医改行的。记者在陕西省延安市一些农村采访时看到，一些村庄由于没有卫生所，农民看病需要跑十几里甚至几十里路，无形之中增加了看病的成本。
　　第三，是人际关系的不平等。记者采访过一个叫王红芬的人，她带着母亲来北京看病，结果在一家大医院等了十多天，都没能挂上号。用她自己的话说，在北京没有认识的人，挂不上号就只能等待。而想想我们这些城里人，如果需要看病，可以通过这样或那样的社会关系，优先挂到号，看上病。
　　正是有了这些的不平等，农民看病是难上加难。但是我们欣喜地看到，这几年农民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已经引起了党中央、国务院的高度重视，而且国家正在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改变这种状况。相信在不久的将来，这些不平等将逐步消失，平等公正的待遇会离农民越来越近。
　　（五）解决看病贵得从检查费药费入手
　　近年来，农民看病难、看病贵已成社会关注的焦点，在记者对北京、河南、湖南等地农村进行采访时，深切地感受到大多数农民反映的看病难，主要难在了找专家看病，特别是那些有着院长、主任等头衔的名医。
　　“在大城市，大医院人满为患，小医院门可罗雀，大医院往往因为疗效和声誉而使患者趋之若鹜。”北京市海淀区永丰乡卫生院的果院长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是患者对小医院缺乏足够的信任。
　　“如今看病上医院是我们最害怕的事，不怕别的就怕贵呀。”这是记者在采访中听到农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记者在对一些医院的采访过程中，留意了农民就医的费用单据，费用主要包括挂号费、检查费及药费等内容。
　　挂号费：普通医生的挂号费一般都是3元左右，“主任医师”的挂号费也不过15元，看病之“贵”不在这个环节。
　　检查费：如今B超、心电图是各家医院中普遍都有的检查项目，做一个B超要花30元左右，心电图20元，而做一项CT则需要300元左右。
　　药费：这是记者在采访过程中，农民反映“看病贵”的主要体现。同样一个小感冒，记者却看到过两种不同的处方，一个上面开的药只要数元，而另一个却超过了100元。
　　很显然，农民们所反映的“看病贵”主要体现在检查费和药费中。在记者的采访过程中，湖南邵阳市中医院的院长胡滨说出了自己的体会，“一方面为了满足病人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为了增加收入，院方不得不购置大型医疗检查设备。”同时他也坦言，各家医院购置医疗仪器设备的费用过高，存在着医院本身过度服务甚至是故意误导、重复检查、指标缺乏统一认证等问题，解决这些问题正是破题“看病贵”复杂而漫长的过程。
　　（六）当务之急是提高农民信任度
　　说到农民看病难，就不得不提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合作医疗，本身就有一种扶危济困的意味，但现实的情形却是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报销额度越高，农民参保积极性也越高；而经济落后地区，尽管农民更需要合作医疗保障，但因为地方经济困难，很难保证资金充足到位，使得农民很难享受到这一政策带来的实惠。
　　记者在江苏省采访时，从苏南走到苏北，农村经济条件越来越差，合作医疗筹资标准也越来越低，相应的，医疗报销标准也越来越低。在经济发达的无锡市惠山区，筹资标准为每人130元，而在经济相对落后的阜宁县，每人的筹资标准只有30元，两地竟相差100元。
　　再说筹资方式，记者了解到主要有以下几种类型：强制企业赞助型，以企业用工多为由，要求企业为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提供一定的资金。滚动筹资型，个人门诊账户的10元钱自动沉积为下一年的个人出资。目标责任制型，参合比例与基层干部绩效挂钩。
　　一位基层合作医疗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的负责人告诉记者，虽然这些做法与合作医疗的自愿原则有些出入，但是每年筹资政府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办法，只能这样将就下去。
　　虽然“合作”本身强调的是农民的自愿互助，在新型农村合作医疗推行过程中，农民却是相当被动的。一方面，农民无法对合作医疗补偿结算、监督管理等主要环节主动介入，一些不法分子乘虚而入，利用职权之便虚开发票，冒领合作医疗补助。另一方面，因为报销程序繁杂，透明度差。虽然每年各地都要发放相关宣传资料，但农民还是很难搞清楚什么药品可以报销，什么药品不可以报销，什么样的医院就诊可以报销，报销比例是多少等一系列问题。
　　不论哪种情况，结果都造成了农民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不信任。长此以往，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良性运行机制很难形成。
　　第五章农村党员干部现代远程教育试点调查
　　

宣传中央三农政策开启农民信息窗口
农民接触最多、最喜欢的媒体是电视，农业电视节目特别是作为“国家队”的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10年来，已成为农民生产生活的一部分。
　　正值秋收，天津宝坻区林亭口镇账房村的辣椒、棉花和大葱长势喜人。忙了一上午的农民李田，回家匆匆吃了中饭，就端坐在电视机前等着收看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农业节目（以下简称CCTV—7农业节目）。
　　“秋收最忙，还有心思看电视？”面对记者的疑问，李田说：“现在市场变化快，今年种这个品种赚钱，明年可能就赔了，所以我们得不断调品种，不少信息和思路都是从这里学来的，中央对我们的好政策，也是从这里了解的。所以就是再忙再累，我都要坚持看！”
　　此时此刻，很难统计到底有多少农民和李田一样，“坚守”在电视机前。这是CCTV—7农业节目深入民心的一个缩影，也反映了全国亿万农民的心声。作为农村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以CCTV—7农业电视节目为“龙头”的全国农业电视节目，大力宣传党的农村政策；记录着农村的变化和亿万农民的创造；展示着农村经济社会发展的变化；推出具有时代特色的中国农村新闻人物；深刻影响着农民群体的观念，为促进农业发展、农村繁荣、农民富裕，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为农业节目的“国家队”：宗旨最明确
内容数量最多最系统最全面最权威
　　提起我国农业电视节目的发展，首先得提起CCTV—7农业节目；提起CCTV—7农业节目，又不能不提到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所起的（简称“农影中心”）举足轻重的作用。多年来，正是中国农业电影电视中心，承担和制作了我国最大份额、最具权威的农业节目——CCTV—7农业节目。
　　CCTV—7农业节目，是目前唯一的国家级农业电视节目群。它于1995年年底试播，1996年元月1日正式播出，目前每天播出8小时，已经成为全国电视媒体中为“三农”服务宗旨和对象最明确、内容数量最多、最为系统、最为全面，并具有相当权威性的国家级农业电视宣传专业媒体。
　　在承办CCTV—7农业节目近10年中，农影中心创作了一大批优秀的农业电视节目。电视节目《绿色长城》获得第十六届西柏林国际农业电影节农业和环境类金穗奖、第七届捷克斯洛伐克尼特拉国际农业电影节主席奖；《平湖高产王浆蜜蜂的繁育》获第三十三届国际养蜂大会银奖；《井与盐渍土》获得1997法国比亚雷兹电影节荣誉奖；《稻田养鱼新技术》获得捷克和斯洛伐克第十四届国际农业电影节B类一等奖；《珠算在中国农村》获得1999年捷克“第三十七届国际科学技术与艺术电影节赫拉得茨—克拉洛佛布高等教育学院院长奖”。此外，像《稀土农用》《山碑》《庚官屯的启示》等大批节目获国家政府奖。这些优秀节目的播出，受到广大农民、农村基层干部、农业科技工作者的热烈欢迎，在我国农村有着广泛影响。
　　除了创作有大量优秀节目，CCTV—7农业节目更在节目创作、管理的体制上下功夫，通过节目改版和加强管理，推出了大量具有广泛社会影响力的栏目，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栏目群。尤其是在2003年11月全新改版后，CCTV—7农业节目以完整的节目体系方式为服务“三农”进行宣传，取得了具有规模效应的宣传效果。
　　改版后的CCTV—7农业节目，重点突出了农村观众渴求的政策法规、经济信息、科学技术等内容，并兼顾城乡观众其他收视需求。新栏目群包括《聚焦三农》《科技苑》《每日农经》《致富经》《乡约》《基层瞭望》《法制编辑部》《搜寻天下》《生活567》《乡村大世界》《农广天地》共11个栏目，涉及了政策、科技、信息、经验、人物、组织、法制、资源、生活、综艺、教学等十一大领域。栏目群不仅突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