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幸福在丈夫生死不明没了音讯后，想着怎样才能让两个儿子逃条活命。家里一粒粮食都没有了，虽然有几亩薄地，还有两间破房子，但是家家都为吃饱肚子发熬煎的时候，想用它们卖几个钱或者换点粮食根本不可能。这些东西便宜贵贱压根儿没有人要，有跟没有一个样儿。继续守在家里，只有饿死一条路。村里已有不少人家出门讨饭去了，孙幸福最终也选择了弃家出走，带着一双儿子乞讨为生。关中平原上的人们自古就有饿死不出门的传统习俗，那只是对守旧保守的关中农民心态的一种形容。也就是说这里的人们不到万不得已，是不会离家出走的。孙幸福以及村人们弃家而去乞讨为生，是在万般无奈无路可走的情况下做出来的痛苦选择。
旧社会的乞丐实际上只是讨饭，不像当今的乞讨者只要钱不要吃食。一根打狗的棍子，一只破旧的土碗便是他们的全部家当。出走没有目的地，晚上要在那里投宿不知道，一日两餐讨得到就吃点，讨不到就饿着。孙幸福带着两个儿子，离开武功县境，随着讨饭的人群自西向东一路走去。人们都想着西边和北边比武功这里还要穷苦，往东走也许会好点。孩子们都还小，没有独自行事的能力，母子三人从早到晚形影不离。这样就更增加了讨饭的难度，在那种普遍受饥挨饿的时候，即使再有善心，也不可能一下子给三个人都施舍吃食。于是便常常出现只讨得半碗稀粥的情形，母亲就让康应中和弟弟分着吃，自己饿着肚子。有时候母亲也让年龄稍大点的康应中一个人去讨，但她也站在不远处看着，生怕儿子被狗咬或者被人欺侮。那些有钱人家的少男少女们似乎天生就有一种欺侮穷人的恶癖，康应中常常遇到讨不到东西反被主人家放出来的恶狗吓怕咬伤的情形。他参加革命后最能接受和理解gc党为穷人打天下的学说，并且不怕流血牺牲勇敢地为之奋斗，正是因为他小时候就已经深埋下了阶级仇恨的种子。
康应中已经不能清楚地记得他的讨饭生涯中的细枝末节，但是其中所遭受的艰难和痛苦却始终留在他少年时期的记忆里。母子仨住过破窑烂洞，蹲过有钱人家的房檐坎子，蜷缩在麦草堆里。还住过好多个晚上的旧庙，那呲牙裂嘴的泥胎神像吓得他和弟弟整夜睡不着觉。寒冷的大冬天，母亲把他和弟弟搂在怀里，瑟瑟发抖盼着天亮。他似乎天天顿顿都没有吃饱过，肚子一直遭受着饥饿的折磨。在讨饭的路上，小小年纪的康应中吃遍了天底下所有的苦，流过一次又一次的泪。因此，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遇到再大的苦他也能吃得下，受得了。他甚至不觉得那是苦，苦与不苦本来就是相对的。
为了活命弟弟送给人家
最让康应中铭刻在心难以忘怀的是与弟弟刘生旦的生离死别。弟弟那时还是个不懂事的孩子，长期饥饿造成的发育不良使得看起来更加瘦小，用皮包骨头来形容一点儿也不为过。弟弟每天走不了几步就走不动了，只有八九岁的康应中背不动弟弟，只好由母亲抱着背着，走走停停。旧社会讨过饭的人都知道，即使最好讨的村子，也不能天天就留在这里不走。那些还肯施舍的人家，只对第一次上门乞讨者表示最大的同情，如果接二连三便很可能遭到拒绝。因此，为了能够不断讨得东西，就要不停地从这个村子走到另外一个村子，每隔一些时日还必须长距离转移。
母子仨只在一个距黄河边不远的村子住过稍长一些日子，站在村头的高坎上可以望得见黄河，村子里的耕地大都在河滩上。大概是黄河湿地的特殊作用，这里相对于别的地方不是特别地干旱。康应中后来知道这是到了豫陕交界的潼关地界。这里的饭相对好要点，孙幸福是个很要强的女人，织布纺线缝缝补补样样精通，一路上她就不断帮着施舍的人家做点针线活，常常能被留下来住上一宿，或者额外地给母子三人管一顿饭。到了这个村子，她又给一户人家织了好多天的布，换得晚上有个栖身之地。主人家偶尔也给弟兄俩盛碗饭吃，更多则要靠康应中领着弟弟去讨。在那种年月，不存在劳动与报酬的等价交换。
再好乞讨的村子也不能永远呆下去，还要继续朝前走。康应中的弟弟每天都要母亲背着或抱着，母子仨便一天走不了多少路。弟弟的生存不仅没有最起码的保证，而且还成为康应中和母亲存活下去的最大负担。他们从武功县家里已经走了两个多月，才走了约摸二百多里地的路程。一路上，讨饭的人成群结队，大都是从陕西关中过来的，乡党们之间格外有一份亲切感。一天，一男一女讨饭的俩口子跟康应中他们一路相伴而行，不免相互间讲了家里的情形。夫妻俩家住周至县，也是一时再也想不出办法而跑出来要饭的。夫妻俩知道康应中家的情况后，对康应中的母亲一个女人家带两个孩子出来要饭，表示很大同情。那个女人不住地说，大嫂子，你真不容易呀！康应中的母亲说，哪有啥办法？他爸出去连个影儿都没了，我总不能跟娃都饿死在家里呀。
不料第二天走在路上，那个女人却对康应中的母亲说，他们俩口子没有娃，要是康应中的母亲愿意的话，可以送给他们一个。并说他俩口子商量过了，主要是看大嫂子困难，怕养活不了两个娃。要不，他们也在要饭，连自己都顾不了，哪还敢再添张口。孙幸福对此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半天没有开口。心想，他爸现在不知是死是活，剩下他们母子仨要死也要死在一块儿。那女人又说，大嫂子，你不情愿就算了，我们这是为你们好，我们三个人养活两个娃，总比你一个人养活两个娃好得多。
孙幸福看着这夫妻俩是一片好心，自个儿静下心来考虑了一番，终于狠了狠心答应了。第二天天不亮，母亲把康应中悄悄叫醒，趁着弟弟还在熟睡中离开了投宿的地方，让那俩口子一会儿来把小儿子领走。康应中哭着闹着不愿意丢下弟弟，被母亲捂着嘴巴扯着走了很远，怕吵醒了弟弟就走不了了。那天康应中一直闷着声，脸上的泪珠子一颗接着一颗直往下流，跟在母亲屁股后边不住地回着头。骨肉分离，刻骨铭心，此后与弟弟天各一方，康应中不由得不伤心落泪。然而，母亲的决定是对的，与其三人一起流离失所乞讨为生，很可能终有一日冻饿而死，倒不如让弟弟逃一条活命是一条活命。
可是不知为什么，孙幸福老人对于那段痛苦的讨饭生涯却讳莫如深，不愿提起往事，甚至不许人在她面前说出“讨饭”二字。在忆苦思甜最为盛行的年代里，家乡的年轻人作为光荣历史说到老太太旧社会讨过饭，竟引起了老人家的强烈不满。老太太挪着小脚，把那些说她讨过饭的年轻人“告”到了公社。公社干部们自然知道这是一位解放军军级领导的老母亲，便专程去张寨村“批评”了那些年轻人，让他们不要惹老人家生气。康应中听说了这件事后也不觉得好笑，他深知这是母亲心灵上的创伤，失去丈夫又失去儿子，对于一个女人来说该是多么大的打击啊！
领养康应中弟弟的那户人家姓马，后来带着康应中的弟弟回到了周至县家中。康应中的弟弟改名马巨才，解放前也参加了人民的军队，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十一军的一名指战员，参加了解放战争。解放后转业至广东省汕头市，娶妻成家，离休前任汕头市医药公司总经理。上世纪八十年代，康应中跟弟弟重逢后，一起带着妻儿老小到陕西省武功县老家看望母亲。孙幸福老人看见两个儿子都已长大成家很有出息，一边抹着眼泪一边高兴地说：“现在让我死了，我都能闭上眼了！”
康应中的弟弟被送给那户姓马的人家之后，他和母亲便离开潼关县，继续着乞讨生涯东行。他们仍跟过去一样，没有目的地甚或没有固定的方向，哪里能讨到吃的就往哪里去。河南人曾经被称之为中国的“吉普塞人”，善于到处流浪四海为家，一副担子挑着简单的行李，或者一头还是襁褓中的婴儿，屁股后边跟着女人，走到哪儿算哪儿。陕西的关中平原曾经是河南人逃荒要饭的首选地，大大小小几乎每个村子至今不乏当年逃荒要饭的河南人的后裔。而此时关中平原上的人却逃荒要饭到了河南，足以让河南人感到惊讶。
康应中和母亲在河南境内的乞讨生活举步维艰，河南人历来以红薯为主要食物，母子俩几乎所有勉强讨得来的东西都是红薯，吃下去不耐饥，等不到下顿饭早已饿得饥肠辘辘。于是母亲决定渡过黄河往北走。康应中已记不得是从哪里过黄河的，反正是一条大木船，有几个只穿条裤衩子的庄稼汉撑篙和摇橹，费了很大的劲儿才到达对岸。康应中的母亲事先打问得知，如果是讨饭的就上不了船，因为船家知道他们根本付不起船费。母亲让康应中先上船去，她随后赶了上来，上船后也装着不认识。到了河中心收钱，母子俩都说是要饭的，身上没得一分钱。此时不可能把船开回去赶他们下船，船家只好自认倒霉，骂了几句粗话作罢。
过了黄河进入山西省境内，康应中和母亲一路讨吃讨喝，傍着太行山边缘地带向北走，期间又受尽艰难困苦，最后来到河北省平山县西王坡村，一个滹沱河南岸的小村子。此时离家已近一年时间，母子俩似乎已拼尽了全身的力气，枯瘦如柴的身子再也迈不动了。
第二故乡河北平山
河北省平山县在中国革命历史上有着独特的地位，早在抗战初期，它就是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部分，解放战争中又是党中央的中枢机关所在地。毛主席在这里的西柏坡村指挥了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然后由此进入北平，因而曾有“南有兴国，北有平山”之说。而平山作为康应中的第二故乡，却非康应中自己特意的选择。
平山县地处太行山东麓，河北平原西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