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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聂元梓批判北京大学党委的大字报得到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肯定，《人民日报》全文转登，并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社论后，写大字报，揭露本部门的问题，批判本部门领导，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
在这种热浪裹胁下，施燕华成为“文化大革命”初期一份比较有影响的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许多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大字报中有一句话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
经历过那一时期的人还记得：在“五一六通知”后到七月中旬，是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面对运动兴起后许多单位的领导受到冲击的动荡，他们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对运动加以引导和限制，这在后来被称为是打击革命群众、压制不同意见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这一时段里，一些给领导写大字报、提意见的人，也受到了冲击和批判。
吴建民从索非亚回到国内，正是在这一时段。施燕华起草的那份大字报被认为是反革命的大字报、大毒草，批驳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在外交部呈现铺天盖地之势。
施燕华和吴建民见面时，第一句话就是“我犯了大错误”。看得出，施燕华当时背负着很大的精神压力。不久后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京西宾馆召开，会议20 多天，来的各国代表很多，翻译工作很紧张，吴建民随即被安排上会，可施燕华已没有去工作的资格。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爱情（3）
吴建民第一次有了在工作中分心的体验，施燕华的精神压力此刻转移到了他的身上。他是党员，是团支部书记，大字报被定性为反革命的大毒草，那么大字报的起草人之一施燕华属于什么？自己该如何对待，要表示什么态度？他们已经明确了恋爱关系，这种关系还能不能维持？
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在吴建民也是前所未有。他从参加工作后，大多数时间在国外，主要关注点也在对外活动上，哪想到骤然间要面临一个大是大非的决断，这让他这个一向比较干脆的人，变的踯躅怅惘起来。
他去看了那份大字报，以及批判那份大字报的大字报，感觉要害的一句话就是“外交部——中国的一个特权阶层正在形成”。他看不出说这句话有什么不可告人的险恶居心，应该说是出于年轻人对国家命运的关切，了不起年轻人看问题会偏颇幼稚，言语会有些过激。
就内心而言，他很珍视同施燕华的这段情感，此刻他觉得施燕华还是自己平素了解的施燕华，他们间的关系可以继续维持。当时翻译室的主任，是后来出任西班牙大使的马牧鸣，他很担心施燕华承受不了这样的精神重压，悄悄对与施燕华一起住集体宿舍的青年人说：你们注意一下，施燕华受得了受不了啊？会不会自杀呀？你们要关心一下啊。
8 月以后，形势又出现了变化，毛泽东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那份大字报在几个月后又有了新的评判，吴建民、施燕华都感觉卸下了心头一个沉重的包袱。1967 年2月底，他们结婚了。
婚礼筹办得很简单，外交部分给了他们一间在三里屯宿舍的房子，有十平方米。他们叫了一辆三轮车，驮上两个人的全部家当，把家安在了新居。在革命轰轰烈烈的时刻结婚，他们受到了议论，有一句那个年代被用来形容胸无大志觉悟不高者的常用语，叫“三四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
从恋爱到结婚，他们的交往好像不是特别的浪漫，正所谓“平平淡淡才是真”。1968 年年底，他们的女儿出生了，可还没享多久天伦之乐，1967年与施燕华在北京农业展览馆。
1969 年初，施燕华被外交部安排到广东省汕头地区的牛田洋军垦农场锻炼。本来不一定轮到她，但周恩来发了个指示，说知识分子要锻炼锻炼。
听说施燕华要走，吴建民心里特别不是滋味，因为这种下去锻炼并没有一个期限，会不会从此“人海两茫茫”呢？此时，领导让吴建民去搞外调，先施燕华而离京。
吴建民走的那天下着大雪，施燕华推着自行车，送他到汽车站，一路无话。此时，还在哺乳期的孩子被送到了上海外婆家，施燕华马上就要去广东的农场，三人三地，一想起来真有点凄凄艾艾惨惨切切。
在施燕华不在北京的那段时间里，吴建民经常陷入对施燕华的深深思念。晚上，别人都下班回家了，他还留在办公室里发呆，因为即使回到三里屯的小屋，里面也是空空如也。他内心体验到过去从未有过的孤独。
可怕的事发生在1969 年的7 月28 日，12级台风在广东汕头登陆，无情的海啸冲决了牛田洋军垦农场的临海堤坝。在人力难以抗拒的天灾面前，牛田洋军垦农场的部队官兵和大学生为了保护海堤和堤内稻田，忘我地进行了抗争，结果有553 人牺牲。
在当年广东军垦219 师的总结报告中，这样记录了那惊心动魄的人与自然相搏的场面：“广大指战员和大学生为捍卫毛主席的光辉‘五七指示’，以‘黄继光能用身体堵住敌人的枪眼，我们也能用身体堵住决口’的英雄气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跳进决口，手挽手，肩并肩，筑成一道道人墙，与狂风恶浪英勇搏斗……六连大堤决口的紧要关头，副指导员叶植坤抱着石头带头跳进缺口，接着五班长、共产党员杨兵谷高呼：‘为党和人民献身的时候到了！’带领全班也跳入缺口，堵住海潮。五班的同志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当时施燕华所在的女子连，也接到营里的命令，要拉到一线去堵海堤。但她们的连长认为，连里的这些知识分子是国家的宝贝，不该让她们去堵海堤，就安排她们退到山上躲避。在其他连队锻炼的外交部人员去堵海堤了，有的人就在这场天灾中丧失了性命。其中还有一个是业务很好的独生子，他的妈妈得知儿子的死讯后疯了。
进入1970 年以后，中国的外交渐呈复苏，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中国先后同25 个国家建交，迎来了一个新的建交高潮期。外交部翻译室的工作又忙不过来了，随之把下放到干校、牛田洋的一些人召回北京。施燕华在翻译室是业务骨干，因此也被召了回来，夫妻“千里共婵娟”的日子终于告一段落。
周恩来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周恩来告诫拉乌尔：不要前门驱狼，后门进虎/吴建民完全被周恩来深邃的见解和有说服力的言谈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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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伟人的魅力感染（1）
到外交部以后，吴建民曾若干次在周恩来接待外宾的场合担任翻译工作。他还记得第一次给周恩来当翻译，是会见非洲一个国家的代表团，当时的周恩来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外宾还没有来，也许是为了让吴建民能够放松一些，周恩来主动问道：“你是什么地方人？”听吴建民回答说是南京人，周恩来说：“哎哟，又是江浙一带的人。”因为外交部里的干部祖籍在江浙一带的比较多，许多高水平的翻译也是那一带的人，比如60 年代就给周恩来做过翻译的过家鼎就是上海人。吴建民的夫人施燕华记得，她第一次为周恩来做翻译时，周恩来也问过她是什么地方人，听施燕华答是祖籍浙江后，也说了一句“外交部江浙人真不少”。
更让吴建民难忘、而且对后来吴建民接人待物产生很大影响的，是周恩来的平等待人的观念和态度。和周恩来在一起，这一点马上就能让人感受出来。外宾来的时候，周恩来要到门口去迎接，外宾走的时候，他又一直送到门口。这个门口不是会见厅的门口，而是人民大会堂的大门口。
特别是对第三世界的一些小国家的来宾，周恩来在与他们的接触中特别注意对他们的尊重。这些国家长期受到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大国的侵凌欺侮，又因为贫弱在国际事务中历来不受重视。故而周恩来的谦逊有礼平等相待，让他们尤为感动。
“他从不强加于人，而且非常讨厌大国沙文主义，发现国内的同志稍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流露时，他就会立即指出。比如，我们去非洲，有的同事嫌非洲脏，不吃那里的东西。总理知道了就狠狠批评：人家能吃你为什么不能吃？再比如与外国人会面，礼宾司的同志来通报，说我们中方的人都齐了，是不是叫外宾哪？总理一听，眼睛马上就瞪起来了：‘什么叫，请！’这给我的印象非常深。一字之差，大有文章，我是后来慢慢才懂得的。总理尊重人家，特别是小国，所以总理在全世界受到尊重不是偶然的。”
除了这些涉及原则的问题，周恩来十分注重认真外，他对一些细小事务的一丝不苟，也引起吴建民的注意。周恩来见外宾的衣服就那么几套，但从来都干净整洁。
有几次，吴建民和外交部的人员到接见外宾现场，看见周恩来也来了，可转眼间周恩来又不见了。年轻的他们感到好奇，就一边打听一边找，结果看到周恩来到旁边小屋子里刮胡子去了。周恩来这样稍微整理一番后，再出来时就觉得更精神了。注意仪表，干净整洁，这也是对外宾的尊重，搞外交的人，对礼节和礼貌是不能马虎的。
1969 年9 月，刚果（布）总理阿尔弗雷德·拉乌尔率领政府代表团来访。在毛泽东会见了代表团后，周恩来同代表团举行了长时间的会谈，从晚上11 点开始，一直谈到第二天早晨5 点，那是吴建民第一次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会谈中，为周恩来做翻译。
在1967 年以后，刚果（布）总统马桑巴—代巴在西方势力和苏联的拉拢和利诱下，逐渐改变了他最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