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没有人接，语言不通，又不知道地址，又没有外币的情况下，吴建民找到了驻地，把这一切都应付过去了。他感觉自己还算幸运，可在今后，身在异国外交工作旅途上，还将会有更多类似或更高难度的沟坎磕绊，自己还能像今天这样幸运，这样轻松地应对过去吗？
世界青联的工作语言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吴建民发现朱良和朱善卿每天晚上收听###和BBC的广播/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没必要说那么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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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1）
在布达佩斯的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常驻于此的有20 多个国家的代表。当时世界青联的主席是意大利共青团的，而总书记则来自法国共青团。让人不太明白的是在斯拉夫语系的地盘上，又是以苏联为主导的世界青联，但其工作语言却是法语而不是俄语，各国代表所发的言论文件，都要先翻译成法文。显然，这与总部设在布达佩斯并没有什么直接关系，因为匈牙利语虽说与俄语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同法语距离似乎更远，这一点，吴建民从在机场一降落就领教了。
此时中国常驻世界青联的代表是朱良。在他之前，第一位中国代表是后来任外交部部长的吴学谦；第二任代表是后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部长的钱李仁。有意思的是朱良后来又紧跟在钱李仁之后接任中共中央联络部的部长，而他们三人，都是中共上海地下党的，曾在一起从事学生运动多年。朱良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上海市青联秘书长，1951 年他率团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学生和平友谊联欢节，随后调到了共青团中央，1954 年后受派常驻布达佩斯。在吴建民之前，给朱良做翻译的是朱善卿，吴建民来就是接替他的。
朱善卿并没有受过法语的正规教育，只是在上海法租界内的震旦中学里学过一点，后来能够胜任法语翻译工作全靠的是自学。因为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人员来自不同的国家，语言的使用比较驳杂，朱善卿还自学了西班牙文。
在国内共青团的机关里，朱善卿一直被熟人称为“小朱”，而在吴建民眼里，朱善卿就是老同志了。可他依然不减学习新东西的热情，而且是那么投入。和朱善卿接触的时间并不长，但吴建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一些翻译实践经验，更看到了一种值得尊敬的工作态度。
经朱善卿的点拨，吴建民还了解到一些基本的外交常识。比如有一次开会，代表朱良因为失眠没有出席。有的国家的代表就问朱良做什么去了？吴建民没遇到过这种情况，老老实实地回答说朱良有点失眠。朱善卿听了，随即悄声告诉吴建民，你说他失眠干什么？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最多说到他身体不太舒服就可以了，不要说得那么具体。
从事外交工作，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首先要关注时局，对世界上发生的比较重要的事情，要有较及时而透彻的了解。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可以说是个青年界的联合国。国际上有什么事情，也都会反映到这里，而这里对国际动向也非常敏感，因此必须时时关注新闻。你不了解国际上的事情，你孤陋寡闻，和别人信息不对称，你在这个青年级别的多边外交舞台，就要处于不利的地位。
可身在布达佩斯，广播是匈牙利语的，报纸是匈牙利文的，吴建民1963年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
看不懂也听不懂。那时的信息传递，是如今感受着信息时代优越的后来人无从体会的。想及时得知国际国内的情况，只能等到每天晚上听国内的广播，由中国使馆汇编的报纸摘要，则只有两页纸，没多少内容。特别是仅仅凭中国自家传播这一条渠道，所获得的信息量比较小，了解的面也比较窄。吴建民再次感觉到，在国外，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这样的环境中，只懂一种外语，大大限制了自己事业和活动的空间。只有在真正走出过门，走上外交前沿后，他才对马克思说的“外语是人生斗争的一门武器”，有了更真切的感受。
在同代表朱良和翻译朱善卿接触了一段时间后，吴建民发现他们每天晚上通过收音机，听###、听BBC的广播。朱良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虽然学的是化学专业，但和所有圣约翰学生一样，有较好的英语底子。他有一台挺高级的收音机，收听英、美广播很灵敏。他们在收听时，还对一些他们认为重要的内容，做一点记录。
在当时的中国国内，一般人听###、听英国的BBC广播的话，就会被视为偷听敌台，甚至要受到刑律制裁的。但是到了外交战线上，特别是在国外从事外交工作，听###、听BBC广播，就成了做好工作的一项必须。虽说吴建民还不知道，早在外交部初创时，情报司司长龚澎就获得特许，她的部下可以24 小时不间断地收听主要西方国家的广播，看来自这些国家的报刊，感觉敏锐的他已发现外交战线还是有一些灵活性的，要顺应这些特征，必须注意观察，并不断地调整和充实自己。
对外回答问题要谨慎小心（2）
吴建民在大学期间学的第二外语是英语，但在学校里学的还是比较浅显，也就是能简单地讲几句，离熟练地运用还有较大差距。于是，当朱良他们听VOA、BBC时，吴建民也跟着听。开始很囫囵，但这样听了半年多，他大致能听明白了。朱良、朱善卿很赞赏吴建民的好学精神，给了他很多帮助。除了听广播外，吴建民还想方设法通过其他途径，尽快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准。
世界民主青年联盟多数代表年龄和吴建民差不多，都是青年人，思想束缚比较少，对一些事物更敏感，偶尔接触中可以随便聊的话题也很广泛。其中有些代表，例如日本、印度、印度尼西亚代表都能讲英语。
长驻总部的代表和工作人员中午都在一起吃饭，饭后有时会结伴散散步，吴建民就利用这些机会，通过聊天练习口语，渐渐打厚了英文的底子。
同时，这样的漫谈有助于开阔眼界，并促使他思考一些并非自己意识到的问题。这种原本旨在利用非工作时间的接触、吃饭、聊天学习语言所带来的获取信息、启发思考的副产品，后来在他进入真正的联合国后，却成为他主要的工作内容。
除了英语以外，吴建民后来像朱善卿一样，也重视起西班牙语来。
20 世纪60 年代初，亚、非、拉民族独立和解放运动，受到中国的高度关注和全力支持。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有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的代表，和他们接触、沟通，是中国代表的重要工作。这些来自原西班牙殖民地的代表都讲西班牙语，掌握西班牙语大有用武之地。吴建民学西班牙语的主要老师，是一本法文、西班牙文的双语字典。在驻布达佩斯的四年里，吴建民时有机会随代表出席在不同联盟成员国召开的相关会议，而出这种差会发给个人几块零用钱。这本双语字典，就是吴建民到阿尔及利亚出差时，用仅有的几块零用钱买下的。他通过法文了解西班牙文词的意思，并找过几位通西班牙语的人学了学西班牙语发音，掌握了发音规则后就自己苦练。法语和西班牙语同属罗曼语族，对法语专业的吴建民来说，自学西班牙语相对容易些，无非就是平日早起一点、晚睡一点。
布达佩斯的经历，是让吴建民难忘的，他的第二外语、第三外语，就是在这里过了关并学以致用的。掌握了多门外语，不仅让他后来的外交生涯受益无穷，而且在当时就见了效果。在没有掌握新的语言时，别人用英语、西语发言，他要等待翻译成法语后才能转译；可在掌握英语、西语后，他就锻炼着直接做同声传译了。
中国驻世界民主青年联盟的人员，早晚吃饭多数是在中国驻匈牙利使馆，相互间的关系非常密切。使馆里除有一位俄语翻译外，都是匈牙利语的翻译，而没有其他语的翻译。中国大使要和其他国家的大使馆打交道，语言方面存在很大障碍。正好驻世界青联总部的是法语翻译，故而当大使要同讲法语的国家大使会面，比如和越南、阿尔巴尼亚等国的大使会面，就把世界青联总部的中国翻译找来帮忙，朱善卿走后，当临时翻译的任务就落在吴建民头上。
吴建民除了法语外，英语等其他语言也达到了一定水准的情况，使馆很快就知道了。于是在会晤使用英语的国家大使时，使馆也叫吴建民去做翻译。吴建民记得他第一次到大使馆做英语翻译，是中国大使和英国大使会面。大概事先向对方透露了他并不是专职英语翻译的情况，所以英国大使听他刚翻了两句后说：“还不错嘛，你英文讲得蛮可以。”
再后来，吴建民的西班牙语也比较流利了，逢用西班牙语的场合，使馆也把他推出来。这样实际上为吴建民提供了更多的外语实践机会，得到了更多成长必须的砺练。而更可贵的是，这促使吴建民比较早地培植起为工作而拓展才干，在工作中学习的意识。吴建民后来能够成为中国外交界的佼佼者，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有在工作中感知不足而不断求知求新的意识。
邓小平形容说：他们丢辣椒，我们也得丢辣椒/与会者都猜得出来，马尔多诺的背后是中国人/越是在这样的场合，神经绷得越紧，不敢忽略任何一个细节/外交的独特节奏
外交的独特节奏（1）
在布达佩斯，除了早晚餐在中国使馆吃以外，中午一般都在世界民主青年联盟总部的餐厅用餐。在这里主厨的是匈牙利人，饭菜自是纯正的匈牙利风味。由于匈牙利饮食受到成吉思汗西来时裹带的东方风韵影响，有些菜肴的烹制和口味与东亚很接近。匈牙利的一位共产党领袖曾说过：匈牙利民族曾同中国做过长期的邻居，有70％的人是蒙古血统。两个勤劳的民族，由一根看不见的纽带连接着。吴建民的感受也是：“中国人吃匈牙利餐还是比较容易习惯的，我当时吃着觉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