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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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之痛- 第2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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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询问了几件事情,其中有两件让杜荣林感觉异样。
  一件涉及国民党特务罗进。
  “杜营长报告过这个特务的一些特殊问题?”
  杜荣林说:“是的,我有疑问。”
  杜荣林告诉上级人员,提到的这个国民党特务他从不认识,但是已经注意多年。当年金门敌特搞阴谋,广播了一封《致杜营长的信》,上级领导给他通报情况,讲到一个代号021,名叫罗进的敌特分子。他记住了。19 64年,敌小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他组织部队和民兵将敌包围于水车岭,敌一部被歼,一部逃出,于邻县落网。事后他从军区内部通报上看到消息,注意到从水车岭逃出后于邻县落网的敌特少校叫罗进。他马上打电话给有关部门,请他们注意核对特务少校的身份和来历,与以往掌握的敌特资料相对照。当时他还提出,如果这人就是早年那个金门特务,除重点追查本次窜犯外,也应认真追查该敌以往特务活动。事后有关部门告诉他,经核对,被捕特务少校与金门那个分属敌不同情报部门,没有关系。他觉得格外遗憾。
  “我还是觉得怀疑,他们搞准了没有?”他说。
  有件情况杜荣林没告诉上级人员:他曾经非常认真地动过念头,想去见一下这特务,亲自审一下,解一解心头之谜,至少可以判断该特务对有关问题是有意隐瞒真相,还是说了实话。但是不行,杜荣林是沿海驻军指挥员,处理敌特事务不属其职责范围,可以反映情况,却不能随便插手审讯。疑问虽被排除,杜荣林却不想轻易放过,他认起真来就这样,非得自己搞个清清楚楚不可,只等合适时机。
  但是他没多说,因为不必要。
  另一件让杜荣林感觉特别的事情涉及到小王,王锁柱。上级人员询问杜荣林跟王锁柱都有什么联系。杜荣林说,王锁柱原是他的通讯员,是他那个连唯一一个从金门回到大陆的战士。小王被遣返回乡劳动后,他们时有联系。几年前王锁柱来信,提到准备成家,他给他寄过一点钱。半年多前,他曾写过一份证明,说明王锁柱曾为我军战士,在解放战争期间对敌作战勇敢,曾立过功。这是应王本人来信要求做的,所证明情况均实事求是。尽管王锁柱后来被迫当国民党兵,留有污点,毕竟是自己连队里唯一一个活下来的,作为老连长,他不能翻脸不认。他是这么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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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逢劫难(2)
上级人员很谨慎,他们只了解情况,不表态,也不解释。杜荣林对有关问题感觉有些异样,却也缄口不提。他断定他们了解这些事情必有缘故,但是如果他们不说,他不能沉不住气,急着要打听究竟。其中缘故今后慢慢的总会明白。
  上级人员回去了。此次调查很快有了结果:一纸命令传达部队,杜荣林奉调某守备团担任副团长。半年后团长调到军区任职,杜荣林代理团长。
  杜荣林获得了军旅生涯中重要的一次升迁。他为自己得到的信任和重视而心情振奋。但是造化弄人,没容杜荣林如他自己,也如他的上级所愿,在新的岗位上略有施展,被称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动荡轰然爆发。
  起初杜荣林没有太多意识。杜荣林认为“文化革命”顾名思义是文化方面的事,他是军人,与此无涉。从1965年下半年起,报纸上一再发表长篇文章,批判锋芒从吴晗的《海瑞罢官》直到“三家村”,杜荣林感觉到这场运动来势迅猛有台风海啸之势,却也没想到跟自己有多大关联。1966年夏“文革”浪潮席卷大地,学生停课,写大字报,成立红卫兵组织,宣布造反。然后工厂、城市、农村卷入,整个社会开始动荡。那时杜荣林也还不认为这一浪潮跟自己有多少关系。他和他的部队奉命据守海峡前线,敌军在海峡另一侧枪炮相向,军人们另有使命。
  九月间,杜荣林长女杜山搭车到部队找爸爸,此时已不是当年她跟母亲、外婆怄气,离家出走跑兵营的模样。这年她读高二,十七岁,是个大姑娘了。杜山上高中后相当拔尖,成绩好,一直当班干部,“文革”初她从青年学生中冒出来,成了领头人物,当上学校“前线红卫兵团副团长”,头衔与父亲相当。杜山到部队找杜荣林,是因为要带本校一批学生到北京去,时称“大串连”,她想要一顶新军帽,那时的孩子都以穿军装为荣。杜荣林留她在部队住了一天,跟她长谈。杜山说起他们在校里校外“造反”的情形,大字报、辩论会、斗争会如何热火朝天。说得兴奋不已,情绪高昂。
  杜山提到学校英语教研室的主任,这人看起来温文尔雅,满腹经纶。文革中一揭发,原来他当过国民党军官,任过翻译,跟过美军顾问,还有个哥哥跑到台湾去了。学生们把他抓起来斗争,给他戴高帽,挂黑牌子,满校游街。
  “他哭。”杜山说,“却不老实。”
  杜荣林心有所感。他说谁让你们小孩去干这种事?不能因为老师以前干过什么,现在还有什么人在台湾就要斗他,这好像不太讲理了,关键是人家现在站在哪个立场上,对不对?否则就可能祸及无辜。
  杜荣林对女儿讲他牺牲在金门岛的战友。他说,当时他的战士里少说有四分之一是从国民党部队里过来的,他们在战场上缴了枪,然后他们愿意跟解放军走,这以后他们就是自己人。自己人并不一定本来就是自己人,敌人并不一定永远都是敌人。即使是敌人,你应当把他们打垮,把他们消灭,但是他们放下武器投降后,你不能支起机关枪把他们全部打死,他们毕竟跟我们一样是人,不是狼。解放军优待俘虏,俘虏跟我们走了,至少不再是敌人,揪着他们以往的事情有什么必要?这会弄到多少人!
  杜山不解,说爸爸干嘛替他们操心?红卫兵这是在千方百计帮爸爸挖坏人嘛。爸爸总说敌人就在海峡那边,还有一场大仗要打。把藏在海峡这边的坏人都挖出来,爸爸解放台湾才没有后顾之忧。红卫兵造反,贴大字报,开斗争会,就是在做这个。
  杜荣林默不做声,心里感觉特别,就像当年听女儿讲要制造导弹帮他打仗一样。高兴吗?不高兴吗?怎么说呢?
  他们在军营的林荫道上散步,一边走一边交谈,讨论各种问题,态度认真近乎虔诚。不管杜山对父亲的观点是赞成还是反对,立场幼稚,还是偏激,她的语调总让杜荣林感到惬意,像炎夏里领略一泓清泉。在军营晚间空旷清爽的林荫道上,女儿的话音随着南国山间的无名花香,轻风一般在杜荣林的耳畔飘拂,让杜荣林有一种恍惚感。杜荣林意识到跟他并肩而行侃侃而谈的这孩子已经长得跟道旁的小树一样挺拔,她戴着一顶军帽的头已经高高窜出了杜荣林的肩膀。
  隐隐约约,他心里还有一种不安。
  2.
  杜荣林没有放过罗进,他继续追索,试图把情况弄清楚。
  他到军区开会,特地抽空找负责部门的一位主任谈。他说,据他了解率小股武装特务窜犯大陆的国民党军少校罗进已经在前些时候给判了刑,刑期十年。这刑期不短,算是判得比较重。是不是查出这人除从事特务活动,窜犯大陆外,还有其他罪恶?或者这人被捕后很不老实,属顽固分子,抗拒交代?这人目前押在何处服刑?
  主任感到奇怪:“怎么会对他这么感兴趣?”
  杜荣林说:“这家伙不太对头。我有感觉。”
  他跟领导说起早年那个金门特务,说他早就想亲自了解一下有关情况。由于一些具体因素,也因为自己工作的变动,前些时候一直顾不上。他并不着急,因为该特务在我们手里,跑不了。不过心里总有这个事。主任点头表示理解,他让杜荣林别急,说具体情况他也不太清楚,他了解一下再告诉杜荣林。
   。。

第七章  逢劫难(3)
“没关系的,”他说,“就像你说的,这家伙在咱们手里,他还能插了翅膀飞过海跑台湾去?总能搞个明白。”
  不久杜荣林得知了罗进的下落:他在江西一个劳改农场服刑。罗进受审期间确实不太老实,此人对抗审讯很有经验,交代问题避重就轻,避实就虚,没有提供什么有价值的情报。审讯人员重点审问其所率特务支队潜入后的任务和接应人,罗进的供诉明显不实,提供的是虚假情况。因此尽管潜入大陆被我军围捕时未抵抗,率部投降,有从轻发落情节,却因不老实被从重判处。
  杜荣林说:“我还真猜到了。”
  没有罗进目前的情况。因该犯已押赴江西劳改农场。
  杜荣林不禁有了个念头。他想找个时间亲往江西,请公安部门协助,跟这特务核对一些事情。如果需要,他还准备写一份报告,正式提请上级批准。
  未待办理,一件祸事突然降临。
  一份来自河南乡村的公函发至部队,要求立刻清查国民党特务杜荣林。解放军军官杜荣林怎么会成为国民党特务呢?因为王锁柱,小王。杜荣林提拔担任新职前,上级派员进行例行审查时,为什么跟他问起这位王锁柱呢?当时已经有情况了。王锁柱于两年前在家乡被划为“坏分子”,列为“阶级敌人”。原因是他当过国民党兵。杜荣林曾经为他提供过参加解放军并立功的证明,这证明反而被作为他“叛变投敌”的一个证据。文革之初王锁柱的问题在家乡升级,受到新的怀疑,认为其于东山战役中脱离国民党部队的行为可能是奉敌之命伪装返回,潜伏下来以充当国民党特务。王锁柱因此被审查、斗争,后猝死于拘禁中。发到部队的公函称已查获杜荣林与坏分子、叛变投敌人员、国民党特务王锁柱联络勾结的证据。王锁柱在受审时曾供称直接上司是杜荣林,杜荣林现潜伏于解放军部队,曾为王锁柱提供解放军军装和活动经费,让他从事特务活动,并命他伪装老实,安心劳动,成家立业,深深潜伏下来,以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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