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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训团这一期结束的形式，是召开了一个大会，蒋介石亲自到场讲了话，内容已？？想不起来了。有一个印象是很深刻的，在蒋介石一到会场上台后，站在他背后的，大概是王叔铭就立刻指挥台下欢呼，有的把帽子扔到房顶，台下本来站的是队形，队伍也乱了套了，直到蒋背后的指挥示意停止时，才安静下来。结束时还每人送了一张蒋介石的相片；蒋介石请少将以上军官在嘉陵宾馆吃了一次饭，到场的有五六十人。吃饭的前后蒋并没讲什么话，大家先到坐好，等他到后就吃，吃完他先走，大家也就散了。
在中训团受训结束后，我按？？订计划前去跟戴笠见面。是戴笠约我的，地点在嘉陵？？边的另外一个地方。前面讲过，抗战开始，在上海我跟他见过面，他还送过我密码本和手枪。这次见面，先替孙殿英问候他，他也问候了孙殿英，孙殿英部队和前方情况很少谈，至于打朱怀冰这类的事情我不谈，他也根本不问，其实彼此心里都明白。只说了几句闲话以后，谈到孙部情况，戴便开门见山地提出：“新五军这个部队应该由你负责，中央没有问题，我完全负责。”意思是中央没问题，他可以代表中央负责。接着他又说：“你这次来要见见校长。”黄埔学生都称蒋介石为“校长”，以示都是嫡系。我当时对于他的这个话感觉很突然。我当时考虑，戴对我对孙同样是不能信任，对我则更不能信任，戴的用意是两个，一是对我收买，是想以新五军作诱饵，要我先上钩。我过洛阳时曾和岳烛远笼统说过请他帮忙的话，可能他理解为帮我做师长的忙，戴的话或者与此有关。而戴更比他高明，等于直接说：你应该当军长。他的意思很简单：从今以后，你听蒋介石的，听国民党的，我利用你把孙殿英的军长取消，“中央没有问题”、“中央我负责”，很干脆；这是戴进一步？？我下水的手段，要我见蒋介石，那是对我用了最大的引诱，争取我归顺，企图在蒋介石“召见”的情况下，用封官许愿的办法，促我下决心，这便解决了政治上一系列的问题。二是我当时还意识到，蒋介石的中央军一贯是以消灭杂牌队伍为目标的，他专搞互相兼并，大鱼吃小鱼这一套。他企图利用我在新五军的关系，从内部来搞垮孙殿英，解决对付孙殿英的问题。因为孙从南京政府成立以来，参加过多次反蒋活动，一直没有好好听命过，这次抗战重新再起，也不是事先得到蒋的同意，而是先自成武装，造成既成事实，南京政府才不得不同意的。对我进行收买，同时利用我来从内部瓦解孙殿英部，他们是想一举解决两个问题，是一箭双雕的险恶用心。当然对我也有考验、试探的意思，我接受以后就只有俯首听命，我不接受，便再作进一步的对待。从当时的情况出发，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搞垮孙取而代之不是一件坏事，可是如果在国民党的指导下搞这件事，就是很大的错误了。国民党的用意无非是让我和孙增加矛盾，他们从中渔利；而且在孙的部队里也还没有取而代之的基础。我当时未置可否，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拒绝，没有明确表态，只含糊应付了事。因为如果明确表示同意，必然下一步便是具体化的做法，同时便要政治上投降，俯首听命；我是不能这样做的，就是周恩来指示过“能打进去更好”，但这个事情，根据我当时的具体情况，是做不到的；我到孙部后的一系列事实，没有相反的实际行动表现，说空话是？？不了像戴笠这样的特务的，因此我就没有考虑这一点。表示不同意则于我不利，因为这样表示就会造成困难，甚至我在重庆就会发生意外，因此只有含糊应付过去，婉言说明在孙部我毫无基础，对孙部没有控制力量，这样含糊推卸了。谈话不长便结束了。这次见面，他又送我一本密电本，要求今后多多联系。意思是：以后常联系，你回去给我想法搞孙殿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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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蒋介石一语谈崩（1）
跟戴笠见面后，又去看过徐恩曾，他是庞炳勋和洛阳中统头头介绍去见的，回去以后还得向孙殿英有所交代。所以我到重庆跟戴笠见面后，还得拿着洛阳胡××的介绍信去见他。他已？？知道我和戴见过面，孙殿英的部队又属军统掌握，他也不便插手，所以他见我面，好像对一般客人一样，随便谈谈，没有什么内容。只是，看来特务都有个办法，像我在西安与特务见面一样，会客室门前走过一个人，在他走过时有意地停步看看我，同我点点头。我见到的是胡汉杰，苏北宿迁人，一个我在徐州读第十中学时的同学，当时私人关系很好。这人比我高两班，同过一年学，以后他也在武汉军校（或黄埔）读过书，1927年潮汕失败后，在上海还见到过一次，那时知道他是共产党，不过，我跟他没有组织关系，以后再没见到。这人就在这想不到的时刻，在我面前穿过。他们特务的会客室好似专门用来干这个的，我思想上又是毫无准备，只是勉强和他点点头招呼了下。没有进一步的表示，那个人就走过去了。
共产党叛变了的，敌人一般都派作特务。从西安特务头子处遇到黄埔三期的韩继汉（1926年我到广州把组织介绍信交了，代表组织上约我见面的就是此人），在徐恩曾处又遇到胡汉杰，他们采取的手法都一样，特务用这种手法是要让你知道：你过去的事我们都知道，借此要你好好就范，老老实实听他们的。你不老实，“你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当时没有正视这个问题，采取了置之不理的态度，从以后的发展看，这是有问题的。这件事和我回到洛阳后，在被捕之前朱秋白去看我，统是有联系的。朱秋白也是宿迁人，和胡汉杰同乡。
这次会见之后不久，戴笠就通知我去和蒋介石见面。从中训团受训的学员说，高级军官蒋一般也是要见一次面的。他替我准备了汽车，门上的警卫实际就是戴的特务，当然他都布置好了。我本来住在？？北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过？？上坡后汽车已？？等着我。见蒋介石还有套装束：服装整齐、挂上皮带、军阶、鞋擦得锃亮，戴上白手套。去时门上警卫似乎先知道，只通了姓名便被引进去了。蒋在一个会客厅里，我进去后一坐下，他便问华北情况怎么样。没料到第一句话就说崩了，把蒋介石搞·？了。新五军驻林县、黄河以北国民党已？？没有什么队伍，那时华北只有八路军在抗战，谈华北首先得谈八路军，这是客观存在。我的语言也只有在华北的习惯语言，所以一开始便说华北共产党、八路军？？？？一句话没容讲完，他就？？气冲冲，怪叫：“奸党、奸军”， 连叫了两三遍，我的话就说不下去了。我考虑我正没法说，说八路军好不行，说坏，我怎么说呀！他一发脾气，我沉默了一两分钟不说话，他看我不再说话了，就没有再往下问，拿起一支红蓝铅笔在一本便条上勉强晃了几晃，批了一个两千块钱的条子，送我路费，我便就此退出。蒋送师长级军官路费是有惯例的，分两千，三千，五千三种。这个见面就这么结束了。事情发展成这样，坏处是局面搞僵，好处是不致于再深陷在这个特务圈内。这件事发展下去，很清楚是让新五军跟共产党搞摩擦，或是他们搞孙殿英。这张条子是拿到办事处交给刘曾若派人去取的。我还提出把这钱交给办事处，用电报也报告了孙殿英，后来刘不愿收，我便作了回来的路费。
和蒋介石一语谈崩（2）
会见张厉生，是孙殿英有信要我去看的。这次和他见面是和刘曾若一同去的，是一般拜会的性质，代孙向他问候，没有涉及具体问题。孙殿英每月由刘曾若从办事处给他送一千块钱，这也算是他们之间的一个？？常关系。在重庆还见到伯良和樊××，都只见到面，一般的谈谈。樊××是川北师管区司令，我们以前都是同队，他们也都是同队中比较反动的。
从中训团出来到与戴见面之后，各种力量我都接触了，大体情况已？？摸到：他们对我想采取收买的办法。？？因有几个：一、在洛阳岳烛远对我的侦察，没有搞清楚我的真实情况，他判断，我很可能跟共产党已？？没有关系，虽然我还倾向共产党。他们不是不考虑采取各种手段，比如让我脱离部队，或把我除掉，但只根据他们当时了解的情况，还下不了这个决心。二、同时，这也还牵涉到孙殿英的表态，孙不表态他们不好动手。三、他们对孙也不相信，想从内部把孙搞垮。他们想采取收买办法，把我收买过去以后，进一步利用我在孙的内部搞孙。说什么“新五军由你负责”，由我负责把孙殿英摆在什么地方？可是，我跟蒋介石见面的情况不好，我只讲了一句话他就·？了。他把八路军当奸党、奸军，我在谈话中，对八路军没有采取这个态度。看来，谈得很僵，要想恢复过关系来，非得我有具体表现不行。如果我没有反动表现，要搞好是不可能的。那时已？？形成这样的局面，我就算是把底摸透了。
我到重庆必须到红岩村向八路军办事处周恩来同志汇报，因为我到孙部工作是周恩来同志指示的，工作关系又是他单线联系的，长时间无法汇报工作，这次到重庆便非去不可。我考虑我在重庆的活动，国民党必定有些侦查布置，一定搞盯梢来看你跟什么人来往，你去了哪里；我反复考虑去八路军办事处怎么个去法。我到重庆是1941年三四月间，住在孙殿英驻重庆的办事处里面，办事处在？？北靠近？？边不远的地方，是租用的一所民房。办事处长是刘曾若。我的行动对处长刘曾若是很难避开的，我去办事处也不可能完全不让他知道。好在刘过去对八路军态度还好，他跟徐冰“七七”事变以前就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