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应对完中国军队的反攻，冈村宁次于3月9日奉调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临别之时，冈村宁次的鳄鱼之泪竟然潸然而下，这不是为了杀戮中国人民的残暴，而是因为“没有能够摧毁敌人的抗战意志却将众多的官兵留在战场，魂丢异乡”，其实就是他自己的侵略目标还没有完全实现，所以才不想马上离开。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这一年他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是个位尊而权微的闲差。按惯例，一般是安置劳苦功高而又将退役的高级将领的，这样看来，他似乎是不可能再离开这个位置了。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领兵一方、统领出征的冈村宁次当然不能甘心！
1940年7月，东条英机出任陆相。当时，德国正在欧洲战场取得不断的胜利，以东条英机为首的日本法西斯军阀积极鼓吹“南进”。
东条英机与冈村宁次同是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但东条英机比冈村低一期，年龄也略小。同时，冈村宁次并不太支持东条英机鼓吹的“南进”主张。但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转而不顾这些而对东条英机表现出相当的支持。
东条英机当然也“投桃报李”了。1941年4月，冈村宁次被授予大将军衔。不久之后，冈村宁次顺理成章地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接任因八路军“百团大战”而备受大本营责难的多田骏。
此次赴中国，东条英机对冈村宁次面授机宜——首先，清剿共军，维持治安；其次，劝降阎锡山。肩负这两项任务，冈村宁次很快奔赴华北。
话说华北沦陷区的人民为了保家卫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同日寇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对付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开展的种种神出鬼没的抗日游击战，冈村宁次真可谓绞尽了脑汁。为了剿灭这场千千万万中国民众支持和参与的人民战争，冈村宁次认为关键是割断抗日军民之间的鱼水联系。结合以前在北满“整顿治安”的经验，诡计多端的冈村宁次推动了一套残酷的整治办法，他称之为“治安肃正”运动，即把华北沦陷区划为三种类型：一是“治安区”（即敌占区），二是“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三是“非治安区”（即建立敌后政权的解放区）。日军对这三类地区实行不同的残暴政策。
在“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推行连坐法，并建立“治安军”、“保安队”、“警备队”等伪军组织，来禁绝抗日活动。同时，冈村宁次还实行“怀柔”政策，加强汉奸特务的活动，欺骗、奴化人民，以巩固其对占领区的统治。
日本侵略者推行“三光”政策纵火烧毁村庄日军一方面宣扬所谓的“皇军只打八路军，不杀老百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等；另一方面，为了侵略的需要，在其统治中心，建立了所谓大日本皇军的“爱护村”。宣称对“爱护村”的百姓“不扰、不抢、不杀”。然而事实上，他们却任意奴役折磨“爱护村”的百姓。在“爱护村”里抓劳工、毁民房；对抓去的劳工，残酷折磨、酷刑拷打；最使人不能容忍的是日军向“爱护村”强行摊派索要“花姑娘”，供他们玩弄发泄兽欲。这就是日军宣扬的“爱民”，他们就是这样的“爱”中国人民的。看看他们在所谓的“爱民村”犯下的种种罪行，其所鼓吹的“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的谎言，便不戳自破。在“准治安区”内，冈村宁次以“蚕食”为主，“怀柔”与恐怖手段并用。一方面，他通过宣扬“王道乐土”，企图奴化游击区的人民；另一方面，他又实行所谓“绝缘政策”，指挥日伪军在游击区内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企图割断八路军与人民群众的联系。1942年春，根据冈村宁次的命令，日军在占领区长城两侧，制造了一个长700余里、宽60余里的“无人区”。
日军把这一带的老百姓集中到一个山沟里，四周筑起围墙，名曰“人圈”。在“人圈”内，日伪军经常搞“大检举”，随意以各种罪名屠杀老百姓。“人圈”内的壮丁都被编入“自卫团”，夜晚值勤巡逻，白天罚做苦役。除此之外，冈村宁次还经常派出快速部队，对“人圈”周围的地区反复搜索、“扫荡”。日寇铁蹄所踏之处，见人杀人，见房烧房，见物抢物。
仅热河南部的一个小村庄马尾沟，就被日军反复烧杀过十几次。
对“非治安区”即解放区，冈村宁次认为八路军之所以与国民党军队不同，能屡挫愈奋立于不败，就在于它的领导层意志坚强和富于谋略，因此要不择手段去直捣。相应地，对付八路军的解放区，冈村宁次以“扫荡”为主，实行“烬灭作战”，即野蛮的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仅据1941年至1942年这两年统计，冈村宁次指挥日军在华北地区进行的“扫荡”作战，千人以上的就达174次，使用兵力共达83万人。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41年8月，另一次是在1942年5月。
“战争天才”冈村宁次（7）
1941年8月，冈村宁次调集数十万日伪军，对晋察冀边区北岳区根据地进行了一次空前规模的大“扫荡”。冈村宁次亲自指挥日伪军兵分13路，采取所谓“梳篦清剿”、“马蹄形堡垒线”、“鱼鳞式包围阵”、“铁壁合围”等战术，企图将北岳区八路军主力消灭在长城两侧。但由于八路军转移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使得冈村宁次策划的这次大“扫荡”遭到失败。
1942年5月，冈村宁次又指挥日伪军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五？一”大扫荡。冀中是华北抗日根据地的粮仓，华北八路军主力部队和各机关、学校的给养多来源于此。这也是冈村宁次发动“五？一”大扫荡的主要原因。冈村宁次调集3个师团、两个旅团共5万日军，从5月1日开始，对我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扫荡”。在这次“扫荡”中，冈村宁次指挥日伪军在冀中平原八千个村庄的土地上，修建了1500个据点和约1万里的网状公路。冈村宁次亲临指挥，运用“纵横合击”、“对角清剿”、“张网捕鱼”等新战术，企图净剿冀中八路军。但冀中八路军主力早就转移到铁路线和城市附近，袭击敌人老巢，使得敌人顾此失彼，冈村宁次的这次大“扫荡”又遭到失败。
然而，“扫荡”中，日军到处行凶，进行了无数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他们施用各种残暴手段，有用马分尸的；有拴上石头投进水里溺死的；有赶进猪圈，用石块砸死的；有把人串进来推进火里烧死的；有用铡刀铡死的……万千百姓，尸首异处，横躺竖卧，血流成河。每每屠杀过后，放火烧房，奸淫妇女。铁蹄过后，一个充满生机的村庄，刹时变成一个悲惨的墓地坟场。而冈村宁次的部队对华北人民，对全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又岂是罄竹所能书尽的？“扫荡”之后，冀中抗日根据地遭到严重摧残，根据地大部分变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也受到重大损失，地方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遭到很大破坏，区以上干部牺牲1/3，群众伤亡、被掳5万多人，“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惨景。
日军在大“扫荡”中滥杀无辜平民而冈村宁次却因为屠杀中国人民有功，被日本大本营授予一级军功“金鹄”勋章。1943年，冈村宁次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进攻有增无减，对抗日根据地人民的屠杀更加凶残。这年秋季，展开了三个月的大规模扫荡，短短三个月时间，日军共残杀根据地人民6700余人，烧毁房舍5。5万余间、抢走牲畜1。9万多头，抢劫和焚毁粮食3000万斤。
冈村宁次虽然多次施展“扫荡”毒计，但始终无法消灭华北地区的八路军，在整个战局的影响下，冈村宁次再也抽不出多少机动兵力来发动大规模的主动进攻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各抗日根据地，趁势得到了恢复和发展。连吃败仗的冈村宁次不得不自讽“狮子捕鼠，效力不大”。而他另一个“劝降”阎锡山的任务，被一贯奉行生存第一的阎锡山以软盾挡回，面对老奸巨猾的阎锡山，冈村宁次也是难有作为。
进入1944年，日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形势日趋恶化。大本营为了打通大陆交通线，遂令中国派遣军发起“一号作战”行动，即豫湘桂战役。
4月份，日军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冈村宁次率部以攻占平汉铁路南段为目标，向郑县（郑州）、洛阳地区发动进攻，揭开了会战的序幕。
至23日，日军相继攻陷郑州、新郑、密县等地。5月1日，许昌失守。5月18日，日军进攻洛阳，中国守军顽强抗击，战况惨烈。冈村宁次急令增援，会攻洛阳。中国守军孤军奋战至25日分路突围，洛阳失守。洛阳陷落，标志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第一阶段完成了预定目的，冈村宁次非常满意这份战绩。
河南境内的硝烟刚刚散去，日军“一号作战”的第二阶段攻势，即长衡会战开始了。这一阶段，冈村宁次率部休整。
日军8月初攻占衡阳后不久，冈村宁次被调任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其主要任务是发动桂柳战役，再创河南战场之战绩，攻占美军的几个重要机场，以减少美国空军对日军的威胁。桂柳会战的战略态势比之武汉会战之时，已有很大改变。这时，日军由于战线过长，兵力明显不足，丧失了制空权，而且军队内部通讯不畅、军纪废弛。当冈村宁次接受任务时，曾颇为苦涩地对他的参谋长讲道：“你我都成了泥瓦匠，哪里作战出了麻烦，就被叫去抹一番。”9月4日，冈村宁次抵达汉口上任。
9月10日，冈村宁次指挥第六方面军，在南方军一部配合下，向桂林、柳州发起进攻。9月13日晨，日军包围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