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话完了之后，滕杰给每人发了一张纸，让这些前军校生在上面写下自己对这个新组织领导的选择。选票被滕杰收集起来后装进一个信封里封好，然后交给蒋介石。接着“领袖”发了两个考试题目：“论裨斯麦的铁血政策”和“试述合作社之意义”。他规定每人在其中选一个题目并用文言文或白话写一篇论文，长短不论。论文规定在次日上午8点交。
次日，2月29日上午，这些人回到了那个教室，把论文交给滕杰。仍穿蓝长袍的蒋介石在邓文仪的陪同下准时进来，滕杰把20多份论文交给了坐在写字台前的蒋。蒋戴上眼镜，开始看这些论文，一边在上面写些评语并打分。除了易德明的论文蒋认为不合格以外，其余的他交给了滕杰发还给作者，同时让这些以前的学生考虑他给的评语和分数。在这个基础上，加上他们在前几个晚上会议上的言谈、仪表、在黄埔的班期、经历，以及他们在选举中得到的票数，蒋便依次给每个人授予在新组织中的职位。然后，“领袖”和他的弟子们走到了立志社的大会堂，那里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他们和“领袖”一起手拉手地围成一圈。蒋宣布：“这个组织将被命名为三民主义力行社。”接着每人取出了事先准备好的一个书面誓言，并朝着总理遗像神情严肃地站了起来。他们举起了右手，宣誓道：
余誓以精诚，力行三民主义，恢复革命精神，复兴中华民族，牺牲个人一切利益，服从命令，严守秘密，完成革命建国任务。如违誓言，愿受严厉制裁。谨誓。接着，每个人又在按有蒋介石印章的誓言上用右拇指按上手印。然后这些纸被滕杰收集起来，庄严地烧掉，就像为了祭神而烧纸钱一样。他们又拉起了手，最后聆听蒋介石的讲话。他说：“大家从此要更加精诚团结，不达目的决不终止。我现在预祝大家成功。”于是，“三民主义力行社”在一个体现了帮匪结拜兄弟仪式和文人科举制的综合仪式中诞生了。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核心与边缘
这个在右翼运动和国民党秘密组织内部形成的蒋介石个人小集团，从一开始起就同革命军人同志会、革命青年同志会、复兴社，以及臭名昭著的蓝衣社这类“外围”组织混淆得一塌糊涂。蓝衣社从未正式作为力行社的工具而存在，但在官方文件里却被这么认为，且被认为带有自己的特征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由于力行社的成员尽量对其存在保守秘密，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其真相。
此秘密性可从三种不同的角度来看：（一）是人事上的秘密；（二）是组织上的秘密；（三）是活动上的秘密。其实，三者是互相关连而不可分的。从人事上看，对外绝对不准泄露自己的组织身分，就连对自己的家人也不得泄露，否则受纪律的制裁。不在职务范围的同志，亦须尽量避免接触，减少泄露身分的机会，故团体内高级干部的姓名，不是所有同志都能知道的。
力行社成员由于隐藏在其他前沿团体里，在公众眼里他们是“蓝衣分子”：一群类似法西斯的狂热分子和恐怖主义暴徒，正式组织是“复兴社”。
其实，力行社有着自己独特的身份，通过广为人知的复兴社来行动，在宣传、警察和特务部门中秘密运作，促进蒋介石的事业和三民主义。力行社与其他前沿团体的混淆，也与国难期间各种核心组织和外围组织的繁多有关。例如，1933年，在蒋介石的鼓励下，CC派成立了一个“青白团”，6个月之后它又与自己的前沿组织“国民党忠实同志会”合并。而到了1937年，总共有三个不同的组织以“复兴”为名：黄埔的复兴社、CC派的民族复兴大同盟，以及汪精卫派的民族复兴会。甚至在黄埔圈子内部，还有复兴社的一帮成员想让人们以为他们是最接近蒋介石的，宣称只有他们的组织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革命的先锋。
在这方面，力行社的实际成员也非常夸张，特别是在解释他们的组织和戴笠秘密特务之间的关系时尤为如此。如果将力行社视为在其前沿团体中筑巢的话，那么特务处便是它孵化的产物，尽管这一点使力行社的创建者们非常不快。从力行社成立的一开始到1938年夏天解散的6年中，特务处一直非常独立。早在1932年夏末，戴笠便已经开始通过提供更高效和有把握的间谍和监视工作获得了自己的独立性，而他的特工是力行社的成员们无法向“领袖”提供的。
第六章 创建力行社特种队
戴笠的独立性使力行社的成员们十分恼火，他们后来也赞扬这位秘密警察的头子，但他们坚持认为作为国民党的“特种队”，他们的作用亦非同小可。
虽然雨农将军之忠勤，及其一生对国家之贡献，固右仰皆知，但在力行社那个时期，他是推行四大运动的一支奇兵，也就是效忠领袖及力行社整个组织，实行三民主义各项建设的一份有效之助力，而赞帮国民党能由中央以至地方切切实实地贯彻了其决策。也为国民党政府由中央以至地方，能使其政治得以有效实施。这种旗帜应分明，主客必须有别，庶力社这个组织，能承先启后导致国民革命运动三度进入高潮，不令人误会其为特务组织也。
事实上，说到底，力行社在为蒋介石和国民党组织的宣传活动上，还是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人们甚至可以把力行社的出现，看做是整个黄埔培训出的一代宣传家的转向。这一代人曾在北伐结束后、“反共剿匪”宣传还没有全面展开时暂时失去过自身的重要性。眼看着那些南下的外来户接管了国民党政府机关要职，成了新“北洋官僚”，而他们自己则遭到排挤，蒋的这群弟子们必须努力制造一种自己的运动来动员公众支持蒋和他的内战，以在国家政治力量中重新占据一席之地。
从这个意义上讲，即使我们撇开其捍卫者夸大的赞誉之辞的话，力行社的创建者们也成绩斐然。虽时间只有短短的6年，但其组织已于无形中控制了整个中国社会，且亚、欧、美三洲华人聚居之处，也都有其构成分子分布其中。它成立时只有20余人参加仪式，在6年中却发展到10万人（包括“革命军人同志会”会员和“中华复兴社”社员）。虽然如此，力行社却一直不为众人所知，后来被误认为是蓝衣社，又逐渐受到那个给戴笠带来更大历史性声誉的特务处的排挤。
第七章 力行社与蓝衣社外围组织
1932年3月1日，在宣誓成立力行社的次日，力行社的创始人们在南京黄埔路的办公室开了一个干部会议。开会的目的是建立一个领导班子并成立外围组织。贺衷寒主持会议，邓文仪宣读了蒋介石定的该组织干事名单。干事会将成为该社的常务领导班子。该社第一年的常务干事兼书记是总书记滕杰。次年由贺衷寒接替，第三年由刘健群担任。除书记处以外还有四个部门：郑介民负责的总务处，萧赞育下面的组织处，康泽领导的宣传处，以及先由桂永清、后由戴笠指挥的特工处。
1933年1月，从各外围组织来力行社的代表变得越来越多，又一个检察会成立了。它负责指导分支机构的工作、执行纪律、审查账目和主持新成员入社的宣誓仪式。其成员听从干事会指挥，但他们有权在组织内关押和枪决不法分子，而甘他们的秘密报告可以直接呈送力行社书记处。
为执行保密原则，他们都宣誓不泄密，干部们决定建立两个前沿组织。第一个是革命军人同志会，潘佑强为常务干事和总书记。这个同志会很快就办得非常成功，其会员也迅速增加。许多人认为它之所以得人心是由于胡宗南的资助，该同志会被当做是“浙江圈”（包括戴笠）在军队里的一个臂膀。结果，革命军人同志会很快被解散了。1933年春力行社成立代表大会后，蒋介石以它会干扰军队里的正常指挥系统为理由，命令废除革命军人同志会。但他授权在力行社总部内成立了军事处，并任命杜心如为其头目。
第二个外围组织存在的时间与力行社一样长，它叫“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的一个“内层”。葛武启任常务干事和总书记，干国勋负责组织，康泽管宣传，刘诚之调度总务。革命青年同志会是力行社最早的掩护组织：它的名字被用来招收新成员，在它的资助下，许多力行社的特务活动得以在其他组织和机关里展开。大多数成员是黄埔的毕业生或其他右翼组织的中层干部。另外还有包括大学教授在内的高级知识分子，以及党组书记、科长、处长、局长和厅长这类的中层官僚。组织内层的所有骨干或书记要么是力行社成员，要么是在该社通过支会扩大后的中央级干部。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总部设在南京中央军事学校明瓦廊大院内校友信息局的调查处里面。
革命青年同志会一度有两万成员，经过“民主集中”和预算制度得到加强。该会的每一层经费由上一级拨给。总经费由会员费补贴，但主要资金来自军事委员会的一个特别部门，并由蒋介石亲自审批。该组织每一个层次的地方机构显然都是军事委员会下属调查局的通讯处，负责调查军事委员会中央各学校毕业生，同时又与黄埔校友会挂钩。所有省市的分支机构的门上都挂有通讯处的牌子，它有权向本机构工作人员颁发身份证。不过，书记们和各组的头目能以参谋一类的军事头衔公开活动。每个分支机构都有代名。选定的代名须经省一级或中央办公厅的批准，然后便可在所有的通讯中使用。高一级的组织会以“弟”称呼低一级的组织，下级组织则以“兄”称呼上级组织。
“长”和“少”，“核心”与“内层”很快在一起控制了军政官员们参加的国民党军政培训系统中关键的意识形态灌输项目。力行社和革青会的成员参与步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