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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城市之光书店，向右拐就是维苏威咖啡屋，里面客人多为中老年知识分子，想必有不少是当年的跨掉族和嬉皮族（Hip），如今倒是一派学者风范。实际上，从七十年代开始，不少跨掉派诗人也纷纷转舵，走进大学殿堂，成为学院派一分子。那天在维苏威，我们点了爱尔兰咖啡，白先勇突然冒出一句：“真希望去一次都柏林。”或许爱尔兰咖啡使他想起爱尔兰大师詹姆斯·乔伊斯及他的《都柏林人》。不少人都说，《台北人》和《都柏林人》在精神本质上是一致的，都是一首民族文化的挽歌。这次在圣芭芭拉图书馆还看到一篇硕士论文，比较《台北人》和《都柏林人》。爱尔兰民歌也是白先勇所喜爱的，尤其是那首《Nanny Boy》，他家里收有多种版本这首歌的CD。爱尔兰有它独特的文化传统，文学、音乐更是充满乡愁和悲情，白先勇从中一定找到了共鸣点。白先勇自己承认，归根到底他是个浪漫派作家；众所周知，乔伊斯是西方现代派的鼻祖。我想问：就文学的本质而言，现代派、浪漫派或其他什么流派究竟有没有区别？
四
我把美国之行的压轴戏放在了参观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柏克莱是西岸最有名的大学，一向以激进和革命著称，尤其在六、七十年代支持民权运动和反越战运动中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白先勇对这间名校有一份特殊的感情，一九六六年，他的挚友王国祥在此读博士学位，那年夏天，他从圣芭芭拉来柏克莱度假，完成了他的代表作《游园惊梦》。一九八O年他又在柏克莱东方语言文学系客座一学期。所以，这座大学城给他留下了难忘的记忆。我们是星期天去柏克莱的，校园里十分安静，有一种冬日的冷清。这样的天气，是会让人心澄如镜的。故地重游，白先勇很快就找到了东方学院大楼，二楼的图书馆星期天照旧开放，不少东方面孔正在埋头苦读。白先勇告诉我，写小说《游园惊梦》时，他在这里还借了不少参考书，如：汤显祖的《牡丹亭》。
不过，校园外的电报街（Telegraph Avenue）倒是热闹非凡，俨然成了商业观光区，街头小贩在此兜售各种手工艺品、扎染衣服、文具及电脑配件。眼前的景观使白先勇大为感叹，他说：“以前，这条街上书店林立，三五步就是一间。”现在，我们走完整条电报街，也不过看到寥寥可数的几家书店。不过，这条街上的市井闲情令人难忘。
离开柏克莱，正是黄昏时分，远远望去，校园里的钟塔（SatherTower），已被夕阳染成了金色。我不知道，白先勇是以什么样的心情看这一片夕阳的？
附录：从《台北人》的缺失说起
大约半年前，当我的《台北人》研析论文在《书评书目》杂志上连续刊载的时候，编者隐地先生一日来信，谈起读者对我这一系列论文的反应和感想。他说，读者一般都认为我评论得极有道理，也都承认《台北人》确实是一部难得的文学佳作，问题是：这本小说，难道就没有缺点吗？一部文学作品，有优点，必该也有劣点吧？怎么不见欧阳子说起《台北人》的短处？因此，隐地建议我在论毕各篇后，另写一篇文章，专谈《台北人》的缺失，以结束我这一系列的“文学批评”论著。
当时我即回信对隐他说，我这些论文，与其说是“文学批评”，不如说是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固为我的兴趣所在，和讨论范围 ，是阐释《台北人》这本书的深刻复杂的含义，与分析作者采取什么样的技巧，以及如何运用这些技巧，把此深刻复杂的含义呈示传达出来。换句话说，我是首先无条件地接受了作者表现在作品里的——未必一定就是作者本人的——人生观与宇宙观，而基于美学的观点，进行研讨《台北人》诸篇小说之文字技巧。如何有力地，巧妙地，合乎逻辑地，把这一独特的小说世界呈现在我们面前。如此，我个人对人世的看法，是否和《台北人》世界的种种景象互相印合，当然是毫不相干的一回事。
实在说，白先勇在《台北人》里创造的想像世界，和我们现代大多数人的经验世界，颇有一些不相符或不相容的地方。我可以站在今日一般人的立场，用理性批判态度 ，对《台北人》世界的景象与道德价值观，提出以下几点责评：
一、“过去”不见得真那样美，那样充满活力和光荣；“现在”也不见得那样丑，只剩下腐朽和败亡。这一点，从文化、社会、国家、个人，四方面来引申 ，都是同样的。就以文化上的一个问题为例，《台北人》的世界，十分排斥西洋科技文明。可是机器和科学，亦有“美”处，为人类带来了多少福利！
二、人类虽然绝对逃脱不了生、老、病、死的天命，但世上许多事情，还是可以单靠我们的意志和努力，改变发展的方向，只哀叹而不行动 ，岂非大无志气？
三、“灵”“肉”不必如此对立。情和欲，在一般情形下，是相随而生，不是对峙对敌。灵肉之间其实也难划出明确的界线，此外 ，爱情和青春也无必然关联。失去了青春的人，也可以真情相爱。生长在台湾的现代人，同样也可能精神恋爱。
四、“现实”未必丑陋可鄙。死命攀住没有可能实现的幻想，或没有现实为支柱的理想，不一定就能使人气质高贵，保住尊严。
五、《台北人》世界里，迷信观念太重。
以上五点，只是笼统而言。若要细加讨论，举例详述《台北人》世界的独特性，或异于寻常处，我可以轻易写上好几万字。而假设，作者表现在作品内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之是否合乎现世大众，是决定文学作品优劣的条件或条件之一，那么，我上面列举的五大“责评”，以及可写而未写的好几万言，全都是《台北人》一书的缺失。
回顾近年来批评界对《台北人》的评论，凡是贬抑此书的，所持论据大约也都不外乎上列五点。也就是说，《台北人》的“劣点”，或“缺失”，显然不是作品本身艺术造诣的问题，而是作者表露的人生态度问题。但，对于作者所持人生观的批评，是不是文学批评？或，退一步说，是否和文学批评有些关联？这个答案，完全维系在“文学”二字做何种解释。
有人认为文学是一种手段。有人认为文学是手段，也是目的。有人认为文学就只是它本身的目的。这是一个争辩不完的问题。所以，我们寻求的答案，也因各人文学观之不同而异。
如此，所谓“文学批评”，涉及范围如何，未有一个明确的界定。而且照字面意义，甚至可以解释为“有关文学的任何批评”。定义实在含糊不清。这就是为什么我总希望人家把《王谢堂前的燕子》一书，即我讨论《台北人》的一系列文章，比较明白精确地指称为“文学作品的阐释与分析”。
话说回来，让我们就假设，文学作家表诸作品的人生观之性质如何，真能或多或少影响作品的优劣。然而，这种基于世俗一般道德观或价值观的批评，用之文学作品的品质鉴赏，在实际评价时，会发生一些根本无法解决的困难。现在让我慢慢加以解说。
首先就是“对不对”或“正不正确”的问题。我们有一道德训条：“明辨是非”。这是一句十分光明磊落的话，可是绝难实行。是非之间，善恶之间，时常没有绝对的分界，全看你从哪个角度去观察，就以婚姻一事为例。长一辈的人，凭藉自己较多的见闻和经验，往往认为婚姻成功的首要条件，是夫妻二人出身背景相似，如此婚后才易和平相处。所以，当一个富家女，爱上穷教员，非他不嫁，父母就会骂她不懂事，思想不成熟，而认为她对选择婚姻对象的态度，是“错误”，“不正确”。可是，就女儿来说，由于她一心一意恋爱这个穷教员，觉得没有了他，生命就全无意义，有了爱情，任何困难都可克服，便会反过来责怪父母太现实，太势利眼，而肯定认为父母对选择婚姻对象的看法，完全“错误”，“不正确”。如此，我们假若硬要“明辨是非”，界定选择婚姻对象的“正确”态度，是采取父母的观点？女儿的观点？或者来个社会调查，看看赞成父母的人多，还是赞成女儿的人多，少数服从多数，来决定是非正误的标准？我们活在世上，真的常会碰到“情”“理”正面冲突，必须选择其一的时候。有人认为选择情才“对”，有人认为选择理才“对”，究竟哪种态度“正确”？哪种“错误”？这当然全是个人观点的问题。
再举一个例子。一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住在日本广岛，目睹原子弹爆炸时之极端恐怖悲惨景象，认为极不道德，因而终身致力呼吁控制原子，核子武器的使用。他很可以被称为“人道主义者”。但是，我们住在中国的人，目睹的是南京大屠杀，重庆大轰炸，当然会认为用原子炸弹逼使日本投降，终止日军对我同胞的残害，才是真正道德的事。这不是以牙还牙的问题，也不必一定是国家民族观念的问题，同样是基于“人道主义”。那么，是与非，道德与不道德，究竟如何评判？用谁的标准来评判？
是非善恶的测量尺标，不但如我例子所示，因观点或立场不同而有异，因各人经验和所处环境不同而有异，在自古迄今的时间之流里，也发生过甚大的变动。比如中国古代社会，以男性为中心，认为女子无才便是德。那时，不论男女老幼，绝大多数的人都肯定认为这是“正确”的观念，今人却不以为然，女权主义者大概还会说，这是最“恶”，最“不道德”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