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了钦敬之情。他局促不安地望着高尔基，用流利的俄语向他表示歉意。
高尔基地笑着，安慰蒋经国：“不要紧，不要紧！”又亲切地问他：“看来你
似乎有什么心事，需要我帮忙吗？”蒋经国当时正是满腹心事，在这位和蔼可亲的
老人面前，他觉得没有隐瞒的必要。于是，他把老人扶到路旁一张石凳上坐下，把
自己的身世、经历以及隐藏在心底从未示人的肺腑之言尽数向高尔基倾吐了一番。
说到动情处，他情不自禁地落了泪。
高尔基一边听一边亲切地抚摸着蒋经国的肩膀，像个的长辈，又像个久别重逢
的老朋友。他热情地鼓励蒋经国振作起来，努力学习，并且充满信心地告诉蒋经国，
中国的革命虽然受到挫折，但最终是会取得胜利的。
这一老一小谈了很久，直到暮色四合、高尔基才起身离去。
这次不同寻常的会见，给蒋经国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1939年，他曾在回忆
录《留苏十三年》中满怀深情地记述了这次难忘的会见。这也是蒋经国在苏联学习、
工作期间最难忘的事情之一。
1931年，斯大林开始全国清党，政治形势一度十分紧张。加上农业歉收，苏联
的经济遇到了困难，各地灾荒十分严重。在这种情势下，蒋经国也受到影响，过了
一段下放劳动的苦日子。这期间，他当过集体农庄的农民，在一个小火车站当过搬
运工人，还曾到阿尔塔金矿厂当过一阵子矿工。1933年，他又回到那个小火车站，
在车站附近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当工人。由于他在工作中不怕吃苦，积极肯干，不
久便被提升为技师，并代表工厂领导参与了厂内工资冲突委员会的工作，在党内还
担任过支部书记。1934年，蒋经国被提升为副厂长，并兼工厂报纸的主编。
1934年春的一天夜里，蒋经国因为加班，忙到夜里门点多才下班。回宿舍的路
上，他突然看到一个大汉挡住了一位俄罗斯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见此情
景，即上前阻拦，救出了那个姑娘。
那个姑娘就是后来同“尼古拉”同志缔结姻缘并白头到老的蒋方良女士。蒋经
国“英雄救美人”，一下子得到这位异国少女的青睐。
从此以后，蒋经国与这位俄国少女的感情日渐深厚。由于两人同在一个工厂工
作，又同是共青团员，加上志趣相投，双方很快”就一同坠入了爱河。
蒋方良女士原名芬娜，是个孤儿。他父亲原是俄国的有产阶级，十月革命后变
成了小康之家，靠劳动收人维持生活。芬娜金发蓝眼，有一股俄罗斯少女特有的魅
力，使蒋经国为之倾倒。
1935年3月，在悠扬的“国际歌”声中，这一对异国情侣结下了白首之盟。证婚
人是后来任国民党“立法委员”的王新衡。
芬娜与蒋经国结婚以后，在苏联的两年中，夫妇二人一直过着比较安逸的生活，
那时蒋经国的月收入为700卢布，算是上中等水平。同年年底，他们生下长子，俄名
爱伦，（即蒋孝文）；次年再生一个女儿，俄名爱理（即蒋孝章）。那时的芬娜小
姐，是绝对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成为台湾的“第一夫人”的。
就在他们婚后的第二年，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这一事变，可称为
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大转折，也给蒋经国夫妇的个人生活带来戏剧性的变化。
因为蒋经国赴苏已十余年，除开始两年还给家里写过几次信之外，自1927年以
后，他再也没有同国内联系过。遭蒋介石遗弃但“离婚不离家”的毛福梅曾多次向
蒋介石催要儿子，蒋介石也通过各种渠道多方打探儿子的消息，都没有打听出什么
结果来。“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作为中共谈判代表，曾与蒋介石共叙同事之宜。
闲谈问，蒋介石流露出念子之情，说“经儿赴苏十余年，现在杳无信息，他生母日
日烧香许愿，盼望儿子早日回家。唉！12年不见面了！”父子之情，非干政治，周
恩来基于人道主义，当时就答应尽力帮助打听经国的下落。力争促成他回国与家人
团聚。另外“西安事变”之前，即1936年初，蒋廷出任中国驻苏大使，当时蒋介石
也曾委托宋美龄转告这位新任大使，希望他帮助寻找蒋经国。
时隔不久，周恩来通过中共驻莫斯科的代表把蒋介石的思子之情转达给斯大林。
斯大林考虑到当时中国与苏联、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微妙关系，遂接见了蒋经国，并
同意放他回国。
1937年3月，蒋经国27岁生日的前几天，国民党政府驻苏大使蒋延敝突然会见蒋
经国，说苏联政府已决定把蒋经国夫妇送回中国，并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宴会。几
天以后，3月25日，蒋经国带着自己的妻子踏上了归途。12年半的异国生活，从此结
束了。
1925年到1937年，12年的时间，蒋经国在异国他邦度过了人生最绚丽的青春年
华。往事历历如昨，不堪回首。然而，一想到马上就要回到阔别12年的祖国，一种
难以名状的兴奋之情油然而生。想到父亲当时在国内的地位，隐然间，“太子”的
美好前程正在向他招手几许快慰、几许依恋、几分憧憬、几分苦涩与甘甜……
蒋经国百感交集、五内沸腾，他从心底深处发出一声轻轻的呼唤：祖国，我终于要
回来了！
对于蒋经国的妻子芬娜来说，中国是一片充满了神秘色彩的土地，出于对丈夫
至诚的爱意，她是怀着激动而又忐忑的心情踏上去国离乡的旅途的。
踏上中国的土地以后，一路所见所闻，芬娜无不感到新奇。这位俄罗斯女人初
次离国，一心只憧憬一个新的天地，但是一切都是那么陌生，语言和习俗都有许多
障碍，在宗教方面难处更多。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在礼拜仪式和信仰心态
上都与基督教不同，而蒋家信仰的正是基督教。为了宗教问题，芬娜足足花了3年时
间才逐渐调整过来。
更不习惯的是饮食。上海、浙江一带的中国厨师，善于做腊味很重的江浙菜，
芬娜嫌菜的味道太成，常常吩咐煮淡一点。在苏联国内，吃乳酪、夹一片黑麦面包、
或红烧一盘马铃薯，很简单的一餐就够了。她没想到中国菜的名堂那么多，有时筵
席一桌竟上来几十道菜。
也许是由于这诸多方面的原因，芬娜来到中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很少在公共
场合露面。直到蒋经国就任“总统”，芬娜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民
众对她仍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国人外，其他所知甚少。而她也很少抛头露面，
是一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1937年4月28日，是蒋经国还乡省亲的日子，奉化溪口镇的主要街道挂满了横幅
标语：“热烈迎接蒋经国先生还乡！”离家时，蒋经国还是个15岁的少年，如今却
是携妻眷、带家小的青壮年了。一念及此，蒋经国怎不感慨万端！
当蒋经国一家乘坐的汽车驶进溪口镇时，手执彩旗的武岭学校师生一拥而上，
鞭炮声、欢笑声把溪口古镇都震动了。车到丰镐房大门口，蒋经国敏捷地跳下了汽
车，向迎候在门口的亲朋好友依次行礼，并将爱妻及孩子介绍给大家。然而在欢笑
的人群中，独不见朝思暮想的母亲，蒋经国的笑容渐渐凝住：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
妈妈？莫非是她老人家生气了？
毛福梅的确有几分气。她认为，儿子回来应当先看看娘。一别12载，娘想儿都
想出病来了，哪怕早一分钟见到也是好的啊！可是，这个“不懂事”的儿子到了上
海都不急着回乡，而是住在那里忙着与那些不相干的人周旋，害得老娘熬了星星又
熬月亮地苦等。
其时，毛氏有所不知，蒋经国也是身不由己。
蒋经国携妻子芬娜、儿子爱伦（蒋孝文）乘船抵达上海后，才知道父亲已另娶
了宋美龄为妻。他一下船，立即陷入了父亲精心布置的包围圈。陈果夫、陈立夫、
张静江、杜月笙等人轮番给这位“太子”做思想工作，劝他说“认下”蒋介石这个
父亲，再认下宋美龄这个“妈妈”，然后再回溪口去探望生身之母。在众人的劝说
下，蒋经国总算“想通了”，他决定先去向10年来一直被自己视为“敌人”的父亲
请安、告罪、赔情。他之所以如此决定，并不仅仅是出于骨肉亲情的考虑。当时的
蒋介石已经决定接受“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其反共反人民的政治立场被
日益激化的民族矛盾所掩盖，呈现“转变”的迹象。父亲可以变，儿子为什么不可
以变呢？于是，蒋经国决定求得父亲对自己的宽容，他以先行开口称呼宋美龄为
“妈妈”的良好表现，获得了蒋介石的宽容。父子相认之后，蒋经国表示愿意在国
内工业建设上略尽绵薄。蒋介石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先到溪口去“补习国文”，其
他的事放一放再说。这样，蒋经国才如蒙大赦，急忙打点行装，奔回家乡来看望阔
别12载的高堂老母。
毛福梅的心里埋怨儿子失礼，不由得犯起了女人家的“小性子”，她想考验一
下儿子，看看他究竟还认不认得亲娘。于是，她事先把她的亲姐妹、义姐妹、兄嫂、
小姑、大姑等等都请到佛堂里来，团团坐下，只等经国过来，要考较他还认不认识
亲娘。可惜，她设计得挺好，到头来却是白费了心思，因为当她一眼见到门外那个
方面大耳、被自己朝思幕想的亲骨肉时，她心中的怨愤、气恼，所有的精神防线立
即就崩溃了。当下毛福梅热泪如泉，蒙住了双眼，只觉得一个热呼呼的人影扑了上
来，跪倒在自己膝前，并听见一声便噎着喊出的“娘”旋即母子二人抱头痛哭。
一时举座皆啼泣有声，屋子里溢满了浓浓的亲情。芬娜与经国长相厮守，已经学会
了不少常用汉语，遂泪眼上前盈盈一拜，叫了声“婆母”，又代儿子叫了声：“拜
见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