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则其影响将及于整个民族。”
蒋介石认为：教育之所以失败，原因在于学校教育当局对学生的政治思想失控。
他指责说：“人生处世的意义和革命立国的道理，让教师们随意闲谈胡说”，“大
专院校里充斥了共产主义的国际思想”或“自由主义的个人思想”，“国家观念和
民族意识几乎消失净尽”，三民主义和民生哲学遭致“讽刺讥笑”和“破坏反对”，
学校做了“中共‘城工’的大本营”，民主与科学的口号“成了仇视民族文化的口
实”和“消灭我民众精神的手法。”
蒋介石还说，抗战胜利后，党国离开学校，中共乘机而人。当时在学校的青年
教师们，几乎大半都做了“共匪”的外围，成了“共匪”的工具了。
为防止重蹈大陆失败覆辙，蒋介石特别强调整顿教育，强化对教育的控制。当
时，蒋介石提出：
“教育是救国图存的教育”，“最急需的就是如何反共，如何复国的精神教育
和生产教育，也就是道德教育和职业教育”；同时，蒋介石还提出“要建立以伦理、
民主、科学的三民主义教育”。宣称“要以三民主义的思想精神，完全使治于每一
个学生的精神、思想、生活和各种学术、课程之中”，使其“结合在本党三民主义
旗帜之下，共同一致的消灭共产主义”，重建“三民主义新中国。”
第八、蒋介石认为他的下野是国民党在大陆迅速崩溃的原因之一。蒋介石在许
多场合反省在大陆失败的原因时，虽然强调他个人“德薄能鲜，领导无方”，要对
国民党在大陆失败负责任。但同时又认为是自己下野后中枢无人主持导致国民党在
大陆失败。如果他不下野，就可以驻守南京云云。鉴于他下野的教训，蒋于1950年
3月1日以“一惟国民公意是从”为由，在台复“总统”职，以“恢复中华民国，解
救大陆同胞。”
以上八个方面是蒋介石返台前后对于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原因所做的“反省”。
他的结论是：并不是中共有什么强大的力量，而是“自己打败了自己”。正是基于
这一认识，蒋介石到台后提出5项努力目标，即：“稳定经济”、“整顿军纪”、
“安定社会”、“团结内部”、“建立民主制度”。
蒋介石的“反思”，只不过总结了他在大陆失败的表象的原因，却根本不知他
的反动立场乃是国民党反动统治必然失败的原因。“反思”之余，蒋介石仍坚持其
反动立场，不断叫嚣要“反攻大陆”，如他在1964年的一次讲话中说：
“最近金、马前线官兵，效法2200年前，田单在谷县和即墨纠合军民，忍辱负
重，牺牲奋斗，百折不回，卒能驱逐敌人，恢复其齐国的精神，发起了‘毋忘在首’
运动。本来，我为了勉励前线军民，殷优启圣，雪耻复国，曾经以‘毋忘在首’四
字，题名于金门太武山上，做为将来反攻复国胜利，使我全体战友和人民，毋忘今
日在台、澎、金、马的军民，共患难，同生死的千古不磨的纪念。这在今天反攻复
国前夕，由前线官兵来推动‘毋忘在苦’的民族复兴运动，不仅最足以显示我们前
线军民的革命精神，和革命志节，而且也必能在军中、在学校、在乡村、在社会的
每一角落，每一军民，掀起举国一致的心理革新，精神动员，人人走向战斗的新行
动和新气象。其实，这亦就是我对大家所常常勉励的“团结奋斗、雪耻复国”八个
字的意义。”
蒋介石到台湾后，时刻不忘“反攻大陆”，成立了“反共救国联盟”，并在岛
内征收“国防临时特别捐”，为其“反攻大陆”筹措经费，甚至由蒋介石亲自出马，
向国民党第九次代表大会提交了《反共建国共同行动纲领》案。
在筹集“反攻”经费与建立“反攻”组织的同时，蒋介石下达了“征兵动员令”，
提前开始下年度的“现役征集”。蒋还令各部门将台湾的各种轮船、渔船和车辆，
纳入“船舶、车辆动员编组”。为了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蒋在“反攻”前不断
对部下进行“反攻”政治教育。北投的政工干校特别繁忙，临时开设战地政务班，
为未来登上大陆培训党政干部；政工部门要求士兵要明确“为谁而战”？要有献身
精神，并在每一个士兵的鞋上和皮带上都刻有“光复大陆”的字样。蒋介石还从日
本购进大量血浆，准备与大陆中共决一死战。此时，蒋介石不顾70多岁的高龄，多
次在阳明山和凤山基地召开军事会议，询问此次“反攻大陆”有无确胜的把握。当
时最先问到“陆军总司令”罗列时，罗答：“没有把握。”蒋介石闻言大怒，立即
撤了罗列的职，并改由刘安棋担任。刘迎合蒋的意图，大言不惭地说：“一切准备
就绪，反攻圣战绝无问题”。蒋介石龙心大悦，遂下令“三军”集结高雄附近基地，
准备从高雄港登船出发。后蒋介石改变主意，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
经蒋介石同意，台湾“情报局长”叶翔之具体部署了代号为“海威”的派遣武
装特务骚扰大陆沿海的情报作战，企图进行“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
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据时任台湾“情报
局”督察室主任的谷正文在1990年承认，从1961年至1965年4年间，台湾共派出180
0余武装特工人员，最后生还的还不到1／3。
与蒋介石疯狂叫嚣“反攻大陆”成为鲜明对照的是：台湾人民从来就不相信这
种“神话”。不惟台湾人不相信，连蒋介石赖以支撑台湾的盟友美国，也压根不相
信他果真能“光复大陆”。美国人对蒋介石“反攻”态度的冷淡和中国大陆原子弹
爆炸成功，使后半生倾全力从事“反攻圣战”的蒋介石长叹一声：“完了！我们反
攻大陆已没希望了。”
2．父业子承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恢复他的“中华民国总统”职务。至此，蒋
介石“名正言顺”地从幕后走到台前。继续苦心经营蒋氏父子偏安台岛这台“双簧
戏”。台前蒋介石导演“终身总统”；台后却在秘施重建蒋家王朝于台湾的最重要
的战略布署：“父业子承，培养蒋经国接班。”
蒋介石重登宝座后，第一件事就是认真清理门户，将其他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元
老纷纷打人冷宫，把台湾变成了名副其实的蒋氏“独家经营”。他让既能够帮助自
己支撑眼前残局，又能保证蒋经国的地位稳步上升的陈诚任阁。
蒋经国在台湾国民党权坛上正式亮相的第一个角色，是“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
军阶为三星二级上将。这是蒋介石让蒋经国全面涉足军界，牢牢抓着枪杆子的精心
安排。这一职务，官衔虽说不算高，但权力却非常大。他主管的政治部，是负责监
督筹划情报业务，及对去大陆特务活动的派遣和指挥。
蒋经国以“大跃进”式的速度晋升为二级上将，自然有不少人为之喝采，当然
也免不了妒嫉的眼光。原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与蒋经国“总政治部主任”
任命发布的同时，晋升为一级上将“参谋总长”。据说，周至柔曾对前来“贺喜”
的人发牢骚：“现在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上拼了几十年命才升了这么
一个一级上将，想想也没有什么可喜！”这话后来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他在“总
政治部主任”的任期内，从未穿着上将军服在公共场合露面。目前流传出来他穿军
服的照片，只有一张，那是他在政工干校与王永树（第二任校长）、王升（当时的
教育长）私下拍摄照片的着装。
“总政治部主任”的官衔虽非极品，但实权却超越三军统帅。只是蒋经国苦于
在军中资历太浅，素无军功，深感自己涉足军界，根基不深。因此，在“政治部主
任”的金色招牌下，蒋经国开始力于培养自己的子弟兵，网罗自己的势力。
来台初期，蒋经国的班底，世人习惯地称之为“三干一俄”。“三干”是指他
担任赣南专员时的干部，如王升“战干团”的学生，以及后来开办政工干校时的干
部；“一俄’则指蒋经国留俄时的同学，如严灵峰、王新衡等。第一、第二“两干”
虽然都是蒋经国旧时的嫡系亲信，但大多官卑名微，在老将云聚的台湾，这些人自
然排不上号，还得经过培养之后方可成器。因此，在后来政工干校开办后，蒋经国
也将这两“干”安置在干校中养望待时。“一俄”虽多干才，但为自己效忠的知己
也为数寥寥，更何况它为蒋介石所忌讳，因此，“一俄”并无积极贡献。蒋经国于
是致力于培养“第三干”。
1952年11月，经过一翻筹划后，蒋经国的“黄埔”政工干校在台北复兴岗
正式开学。他的嫡系胡伟克、王永树、王升先后出任校长。于校宗旨开宗明义，
“以培养笃信三民主义，服从最高领袖，忠党爱国，坚决反共抗俄之健全政治工作
干部，使能参与陆、海、空军各级部队……”。蒋经国对于政工干校，一直抓得很
紧，从不容他人染指。蒋经国的意图，在于把复兴岗作为“龙飞之地”，干校的学
生便是他的子弟兵，一旦时机成熟，脱下军服进入党政军各界，便是他掌权的班底。
王升接掌干校，先为教育长，后升为校长，以培养学生忠于“青年导师蒋主任”为
己任，“太子门生”无不出身于此。
1950年蒋介石将“政治行动委员会”改组为“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也交由
蒋经国一手包办，它虽说是一个“组”却指挥管辖一切党政特务机构。
此前，台湾最权势灸手的特务头子是彭盂缉。在台湾“2·28”事件之后，彭盂
缉长期主掌警备司令部、保安司令部，直接指挥台湾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