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所驱迫而表示怜悯，使他们能自拔干错误和罪恶。我们必须切记，如果以暴行
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奴辱来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将成为冤冤相报，
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
蒋介石平时文章、讲稿等，都是由陈布雷代笔。这一次的广播稿却是亲自执笔
的，可见对于这场历时8年之久的抗战胜利，蒋介石也是兴奋难抑的。这一天深夜，
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惟有虔诚感谢上帝赐给我的伟大恩典和智慧。”
就在全国人民欢庆抗战胜利的时刻，蒋介石却在美国的支持下，准备独吞抗日
的胜利果实，并准备打内战了。
早在8月11日，蒋介石得知日本政府已接受波茨坦宣言。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即
下达命令：一，要解放区人民军队“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
二，要他的嫡亲部队“积极推进”，“勿稍松懈”；三，要伪军切实负责维持地方”，
抵抗人民军队受降。12日，美国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
日军发布命令，要他们只能向蒋介石政府及其军队投降，不得向中国人民的武装力
量缴械。由此，蒋介石独吞抗战胜利的果实、阴谋消灭人民武装的野心已昭然若揭
了。正如朱德和彭德怀联名致电蒋介石所说，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
华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和背叛祖国的汉奸们。”其实，在抗战胜利前
夕，蒋介石在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就说：“我们胜利愈接近，今后的险阻
必愈纷至沓来，我们必须要有极大的信心和耐心，发挥我们总理垂训的大无畏精神，
在任何危疑震撼的环境之中，坚忍奋斗，不撼不摇，遵循我们主义与政纲所指示的
坦途而迈进。”而且叫嚷：“三民主义战胜一切！”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在日记中
说：“呜呼！抗战胜利，而革命并未成功；第三国际政策未败，共匪未清，则革命
不能日成也。勉乎哉！”9月29日，蒋介石写了一篇《自记“中共”历年之罪行》，
捏造了所谓中共十条“罪恶”，把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一贯仇恨之心和盘托出。
1945年11月11日，蒋介石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名义上是整军会议，实际上是
积极备战，准备全面进犯解放区的会议。在会议上，蒋介石先后两次讲话，含沙射
影地大骂中国共产党是“反动派”，甚至说：“我们今天要惩办汉奸，就不应该放
过破坏抗战最大的汉奸，要惩办在抗战期间勾通敌人、袭击国军、出卖民族、叛国
内乱的汉奸。对于这些汉奸们的惩办，应该不亚于伪组织下的汉奸。”16日，蒋介
石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作了题为《剿匪战术之研究与高级将领应有之认识》的报
告。在这个报告里，蒋介石把他要打内战的方针和盘托出。他以东北战场在漳河以
北马头镇的失败为例，重弹他的《剿匪手本》，叫嚷要“建立必胜信心，完成革命
使命”，“我们回想这20年来，奸匪始终是本党唯一的敌人。”
12月底，蒋介石电令王耀武到济南任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赴任前，蒋介石对
王说：“我主张军队国家化，使国家彻底统一。但共产党不肯将他的部队变成国家
的军队，他们也就不会放弃消灭国民党及颠覆国家的企图。和平解决国事，没有希
望。”又对王说：“山东在地理上很重要，况共军在该省已有基础，我们必须加强
力量占领山东。控制山东可以支授华北及东北，而非李延年所能担任。我想将第十
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延年调任徐州绥靖公署副主任，将第四方面军司令部及直属部
队改为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及直属部队，以你任司令官，司令部驻济南。”王耀武见
了蒋介石之后，又去见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想摸摸蒋介石的整个方针。俞对王
耀武直言不讳地说：“委员长一向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是劲敌，不消灭他们，他
是不甘心的。现在我们不断地向华东、东北调动部队，还发了《剿匪手本》，把对
日作战的军事指挥机构名称，改为对内作战的军事指挥名称，这些措施都是准备与
共产党打的。我看国共两党的问题，最后还是以武力来解决，和谈不会有好的结果。”
最后俞又对王说：“你准备作战吧！”“ 1946年1月下旬，王耀武再一次见蒋介石
时，向蒋介石提议，因军风太坏要整顿，老百姓非常厌战加上共产党不肯放弃根据
地，“如能争取到二年以上的和平环境，积极整理内部，使我们内部健全一些，到
那时一旦发生战事，就能战胜共产党”。蒋介石听了王耀武的话当即就对王说：
“为了国家的统一，不容许再有割据。你要知道，共产党不会给我们整顿的时间，
你不打他，他要打你。他不容许我们休息。老百姓不得过太平日子，官兵不得休息，
这都是共产党给予的。要随时对各界及你们所带部队的官兵说明，使他们有所认识。”
蒋又说：“你们不要因和谈放弃了准备，共产党是残酷的，我们如被他们打败了，
就死无葬身之地。”又对王说了一番抢占山东的战略意义。26日，王耀武离重庆到
南京见了何应钦，何对王说：“委员长已下了决心要消灭共产党。在抗战胜利后，
委员长积极调动军队办理受降及接收，伺时也就占领各大城市。现在大城市除东北
还有一部分没有占领外，其余的都被我们占领了。”当王问何，国共两党会不会就
要大打起来时，何对王说：“委员长决心要打，白健生、陈辞修都积极地主张打，
尤其陈辞修对打共军看的太容易，将来会吃亏的。白、陈二人主张打，正适合委员
长的心理，大打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认为国共两党的问题非武力不能解决，但打共
产党不是容易的事，战事也绝非短期间可以结束的，要作长期打算”。
蒋介石的既定方针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之后，立即发动内战，吞并解放区，
彻底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但是，日本投降之初，蒋介石急
于下山摘桃子，其所作所为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感。遭受了8年战乱的中国各阶
层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一致强烈要求民主与和平，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为了避免遭
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也为了免遭国际国内舆论的谴责，于是勉强举起了“和平
的橄榄枝”，一再致电延安，邀请毛泽东赴渝共商国是。蒋介石之所以这样做，一
是因为当时他的军队还远在西南、西北大后方，有些嫡系部队还远在缅甸、印度。
把这些部队运到打内战的前线，是需要假以时日的。二是蒋介石主观上认为毛泽东
不敢到重庆来与他谈判，这样，他就可以把日后内战的责任推到中国共产党身上。
因此，他摆出了一副“和平协商”的架式，大造舆论；同时，却利用美国的运输工
具抓紧调兵遣将，为将来的内战作积极的准备。
为了争取时间，稳住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武装部队不动，蒋介石于8月14日、
20和23日连续三次致电给毛泽东，请他“赴渝共商国事”。第一份电报说：‘“倭
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
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
之至。”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朱德总司令本日曾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
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第二份电报在解释一番关于“此次
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之外，又说“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
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爱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
务恳惠诺为感。”又过了两天，毛泽东回电说：“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
志前来进谒。”第三封电报说：“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
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
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特再驰电速驾！”
第二天，毛泽东即回电说：“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
到，周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蒋介石三催四请，非要毛泽
东到重庆去同他谈判，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在8月28日、29日的日记中说：“此次洽谈，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
求予以极度的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之统一不稍迁就。”对于具体方针有三条：
“一，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
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三、归结于政令、军令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
心也。”蒋介石的三份电报邀请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他是想通过谈判来争取时
间，同时也向全国人民散布了国民党要和平解决国事的空气；而内心他则过高地估
计了自己，错误地看待了形势，妄想一口气把中国共产党解决掉。
在蒋介石连连发电邀请的情况下，毛泽东于1945年8月24日给蒋介石复电表示赴
渝。毛泽东虽通知蒋介石说他“准备随即赴渝”，但仍决定派周恩来与蒋介石先行
接触，待了解蒋介石对和谈的诚意如何之后再赴重庆。当时，延安的广大军民对毛
泽东赴渝之事非常担心，因为蒋介石软禁张学良、扣押李济深和胡汉民的卑劣行径
是人所共知的，这次他如此急迫地电邀毛泽东赴渝，谁能保证不是一场新的“鸿门
宴”？举国皆知，蒋介石视中国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做梦都想着消灭共产党呢。
毛泽东分析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认清蒋介石此番目的不在诱捕他，而在
于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