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涨的强大压力下才勉强做出的。双方争执的中心问题是：蒋介石要把持独裁大权
不放，而汪清卫、孙科等人则一定要夺取其独裁大权而分享之。就在这些党国要员
们为了各自的权益而争吵不休的同时，日军却在东三省肆无忌惮地频频烧杀抢掠。
自1931年春季以来，日寇先后在东北制造了万宝山事件、中村事件，企图挑起
事端。随后，日军又大量向东北增兵，在沈阳街头公然大搞军事演习，其发动侵华
战争的迹象已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他们还在沈阳挖坟掘墓，盗窃北陵珍宝，并
积极策划满洲独立。11月18日，博仪被日军由天津送至旅顺，阴谋利用他为傀儡，
其后又占领了黑龙江省，省长万福麟逃往南京，马占山率部到松花江以北抗日。
自“九·一八”以来，日寇的进犯逐步升级，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之下，
东北全境尽丧敌手。张学良虽已集结兵力于山海关，要求打回东北去，但蒋介石仍
不准抗日。中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早已不可遏止。宁、粤双方不顾大敌当前，一
味为争权争吵的恶劣态度更遭到全国舆论的一致谴责。爱国青年组织决死队，要求
政府发枪上前线。北平大中学校开大会时，有的嚼指血书，晕倒在地，学生哭声、
喊声惊天震地。在青年中为救国无术，因激愤而气绝身亡者有之；自杀忧国者亦有
之。全国学生抗日会、各工会请愿团，于11月6日到上海，向和平会议的代表们示威
请愿。宁、粤代表推蔡元培、汪精卫接见请愿代表。请愿代表发言时声泪俱下，要
求他们“于最短期间，团结一致，开诚宣布和平办法。”沈钧儒先生发言时严正指
出，就连吴佩孚都耻于帝国主义的租界托庇保护，以此指责汪精卫等龟缩在帝国主
义租界里讨价还价，而不以救国为当务之急。羞得汪精卫几乎无地自容。爱国群众
的正义呼声，不能不对双方的会谈产生巨大影响。
正当日寇在东北扩大侵略战火，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投降政策，各派间热衷搞
政治分赃的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和红色根据地有了迅速的发展。在根
据地内部普遍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1931年11月7日，在江西瑞金城北的叶坪，召
开了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到会代表六百余人，百分之九十为工农代表。大
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经济政策等重要决议；选
出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项英。刘少奇、任弼时、瞿秋白、王稼祥、彭德怀、
贺龙、关向应、邓子恢、方志敏、张国焘等 63人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11月27日，
中央执行委员会开第一次会议，推选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朱德
为红军总司令，成立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这样，在中国大地上第一
次出现了工农民主共和国。
在全国人民抗日反蒋的浪潮冲击下，蒋介石处于相当困难的局面，这也是他之
所以要求召开“和平会议”的主要原因之一。他以“抛弃分歧，联合救国”为旗号，
要求全国“信任政府、整齐步伐”、“群集于国民政府之下”“一致听中央指挥”。
一句话，他力主召开“和平会议”的初衷并非为了抗日，而是企图假借抗日之名，
迫使全国各派政治力量俯首称臣，一致听命于他的“蒋记中央”，达到巩固其独裁
统治地位的目的。
国难当头之际，蒋介石既要揽权独裁，又千方百计把“屎盆子”扣在政敌和中
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工农红军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号称“团结御侮、共赴国难”
的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竟在南京和广州分别举行了。
11月12日，南京国民党四大开幕，蒋介石在开幕式上作了题为《党内团结是我
们唯一出路》的讲话。称“此次大会两个最重大的使命就是，～、团结内部。二、
抵御外侮”。然而，他也不得不承认，“自从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到今天……
本党……支离破碎，”使国家处于“内忧外患，天灾人祸”，“民不堪命”的状态
中。在如此混乱的时期，他要求党员们做到“讲团结、讲宽容”，“肯退让”“为
了实现团结”，“什么都可以牺牲，什么都可以忍受。”
为了笼络人心，蒋介石在12日大会上致开幕词时，把自己装扮成“宽容”、
“忍让”的表率，“虔诚悔过”的楷模。其演说词中，多处大量引用孙中山的话，
来教训别人要“精诚团结，来努力奋斗以完成革命使命”。大会还通过了“奖慰马
占山及黑省将士案”，共四项：一、以大会名义电慰马占山及黑龙江驻军将士；二、
由国府令张学良副司令就近速调大军驰援黑省，抗拒侵略；三、由国府克日电汇十
万元犒军；四、请大会全体代表将每人应领之出席公费之一部或全部捐输犒军，交
由大会汇黑省。自愿多捐者听便。蒋介石这样做只是为了清除不抵抗的骂名，会后
并未调大军驰援黑龙江省抗日。蒋介石的表演果然收到了成效，有人认为他果真要
悔过自新了，可以断续与他合作了。
但是，到11月23日的闭幕式时，蒋介石作《团结内部，抵御外侮》的闭幕词，
他又换上另一副嘴脸，板起面孔训斥反对派“自己捣乱自己”。称让他下野的人是
“扰乱秩序，破坏威信，增加困难”，是对党的“一种牵掣”。他提出了一个团结
御侮的绝妙方策，即“要以无数的无名华盛顿”，来造成一个有名的华盛顿；“要
以无数的无名岳武穆，来造成一个中华民国的岳武穆”。
反蒋派的国民党四大，于11月18日在广州召开。开幕的第一天即因争吵不休而
被迫停会。
胡汉民在广州为调解各派纠纷，提出了两项方案：一、粤方应选出24名中央委
员，按人数比例，应由赴沪的二百名代表中产生10名。广州先出14名。二、蒋介石
如不下野，也要解除他的兵权，并在广州成立中央党部。
粤方接受了胡汉民的方案。但是12月3日在选举中央委员时，为了争当候选人，
代表焦易堂借胡发难，仅对主席团，先是激烈地争吵，迅速变成了飞瓶子、掷板凳
的武斗，大打出手，混战十多分钟不肯歇手，不少人头破血流，招来保安队进行强
压，学生的请愿队伍又赶到了会场。这群口称“共赴国难”的大人物为避免在小人
物面前丢丑，会场才安静下来。
汪精卫把从广州来沪的二百余人搜罗起来，加上在沪各方代表，决定单立门户，
召开上海四大。原已分裂成两半的国民党四大，其中一半又一分为二了。12月3日，
汪记四大以上海法租界大世界共和厅为会场开幕了，大会选出了十人为中央委员。
宋庆龄、何香凝二女士已接到会议的邀请，耻于与汪为伍，拒绝出席。
广州四大在胡汉民的维持下勉强结束，发表了宣言，提出了十项政治主张。其
核心问题仍然是要求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12月7日正式成立了胡记广州中央
党部。
12月10日，孙科、陈友仁、罩振等从广州到达上海，向汪精卫转达了粤方的要
求：坚持要蒋介石下野，如到12月20日蒋介石还不下野，胡、汪两派中央委员就在
上海召开四届一中全会。
蒋介石在南京组成了中央临时委员会，电请粤方中委速到南京开一中全会，企
图把胡、汪的“中央”都统一到他的中央里去。但粤方坚持要蒋介石下野。蒋介石
感到自己处境维艰，硬顶恐怕不行。于是，他又一次“以退为进”，决定下野了。
蒋介石在下台之前为卷土重来，作了各种准备。
第一，调兵遣将，控制中枢。南京四大选出的中央委员，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
人，从而保证宁、沪、粤三处中委合炉时，蒋派委员仍能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十二
月十五日，他主持了第四十九次国务会议，改组了四个省的政府，从省主席、省府
委员及各厅长都换上了蒋的亲信。经过此番布置，把京、江浙都置于蒋系的政治、
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国民党的中央机构也在他的罗网之中，陈铭枢的十九路军虽
然进驻宁、沪也无法摆脱蒋系武力的控制之中。
第二，给新政府设下财政陷阱。蒋介石暗中指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职。宋子
文拿走了财政部的重要档案，把部内科长以上的职员每人发薪三个月遣散。宋拖欠
银行界一千万元债款，不作交待即离职赴沪。他到上海又与江浙财团串通一气，准
备抵制新政府。
第三，蒋介石临下野前，积极活动召开“国难会议”，拼凑了14个人的筹委会，
蒋介石这是要成立一个假民意机关，抢过一面抗日救国的旗帜，以便以在野身份，
继续推行他的独裁统治。
第四，策划黄埔生发起组织特务机构复兴社，用以保护他的独裁地位。
第五，下台前密令把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先生枪杀于南京门外沙子岗。
邓演达先生曾参加讨伐陈炯明的战役。黄埔军校成立后，任该校训练部副主任、
教育长。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时，邓演达敏锐地指出了这一事件的反革命性
质，因而一度遭到蒋的拘禁。北伐战争期间，邓演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
湖北省政务委员会主任。1927年蒋介石、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后，曾流亡苏德等国，
与宋庆龄等人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在莫斯科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
命民众宣言》，提出继承孙中山遗志，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1930年回国，正式成
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前身），进行反对蒋介石集团
的斗争。邓演达是1931年8月17日在上海愚园坊二十号参加行动委员会受训干部讲课
时，被蒋的特务秘密逮捕的。宋庆龄曾亲自到南京找蒋介石，要求保释这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