泻臀耆璨⑶冶话崃肆斓寂┮档娜χ螅匀徊豢细谋涑踔浴Ｖ钡�1958年的2月，他还坚持说，农业集体的规模过大将不利于生产的展开。还有周恩来和他的四位副总理发动的反对“冒进”，以及陈云对过激的经济指标屡屡提出疑问。应当说这些人的头脑都曾比毛泽东更加清醒。但是同样的认识不是成为“右派言论”，就是无声无息地消失了，只有毛泽东来说的时候才能叫做“站得高”和“看得远”。如果说对于大政方针的掌握需要某种驾驭全局的智慧，那么有些事情即使用简单的常识便可以衡量。比如当日徐水县在毛泽东视察之后成为“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实验区，一时间大红大紫，引得四十多个国家的来访者、国内三千多个单位以及几乎所有党的领导人都前来参观。在如此众多的参观者当中，若说没有人发现亩产六万公斤小麦、二千五百公斤皮棉、六十万公斤山药之类的产量乃是一种骗局，实在难以想象。这个假设后来得到薄一波的证实。他在当年也是到徐水的人之一。当他站在一片成熟的棉田当中的时候，很容易地看到，棉桃之上挂满棉花，满眼一片洁白，但是他的同伴拉拉他的衣服，告诉他那些挂在棉桃上面的棉花全是假的。根据安子文的回忆，当时刘少奇曾步毛泽东的后尘来到徐水，结果也发现这里的所谓高产全都是胡扯。可是所有这些人在当时都不肯出来揭穿这一明显的骗局。刘少奇把他对于农业产量的常识埋在心里至少三月之久，直到这年秋季毛泽东对粮食产量发生怀疑，才敢于说出。薄一波则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公开说，他在当时就“看出假来”。
为什么这些最有头脑的人在常识性问题面前都失去了正常的判断？毛泽东可以凌驾在政治局之上，他也的确具有充分的政治资源担负这个角色。在1958年冬季，他能够察觉危机的来临并且加以扭转，与其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智慧，不如说他具有超越常人的行使智慧的权力。当然这一切并没有法律方面的认定，而只是一种传统和既成事实。当毛泽东在那些时候经常以一种“党内通信”的方式来制定或者改变党的方针时，他就已经确立了他至高无上的地位。这种通信总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写给他的全体下级或者部分下级，信中的意见常常很快就会作为党的方针加以贯彻。他还可以在巡视京城以外任何一个城市的时候，把他的同事统统召到身边议政。那几年党的重要会议也就随着他的足迹，辗转于郑州、武汉、成都、南宁、广州等地，以至在中国的历史上，这些会议都被冠以当地名称载进史册。当政治局默许他对于邓子恢、周恩来、刘少奇、李先念、陈云、薄一波、李富春的批判，以及这些人纷纷把自己的正确指斥为错误的时候，这种制度便已经在无形之中构建起来。所以任何不同意见的表达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会深深地威胁到表达者自己的安全。在1958年以前已经有邓子恢，在1959年又有彭德怀元帅。前者在农业方针上与毛泽东不相协调，结果是被免除了主管农业的职务。后者更加尖锐地批评了毛泽东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造成的恶果，结果是遭到更加严重的迫害。彭德怀被认定是由来已久的反党分子，并且与苏联内外勾结，从此被罢免了所有职务，经历了一百多次批斗会，数百次被强迫低头和下跪，数千次遭受拳脚、棍棒、污言秽语，甚至要忍受垃圾和唾沫的袭击。他在受尽屈辱之后，惨死于医院。其情形之惨烈，直到多少年以后人们谈起来，还会胆战心惊。显而易见，在这样的制度中表达自己的意见，首先要考虑周到的并不是意见本身的是非正误，而是它是否有效以及是否会累及个人的安危进退。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21）
大错已经铸成，挽狂澜于既倒的行动又是如此不能由衷，因之我们国家的历史便翻开了最为悲壮的一章。
食品短缺从1958年12月开始，政治局起初还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他们虽然对于丰收的统计数字怀有疑虑，但仍然以为，只要把这些数字降低百分之十，就足以反映实情。但是在1959年的春天，他们接到下级急报，说现在京城里面的居民，每人每日只能供应一两蔬菜。这个消息令他们震惊，看来问题的严重远在估计之上。可惜这一觉悟为时已晚，风雨一旦袭来，便成瓢泼之势。北京以外的地区，纷纷呈递粮食告急的报告，缺粮呼声迅速蔓延，甚至包括河南、山东、安徽、湖南、江苏、河北这些最为著名的粮食产区，粮食的入不敷出也已造成万分危机的情势。到4月初，政府的官员们觉得再也无法隐瞒真情，于是向毛泽东报告，原来粮食的实际产量远远不是公报的数字，也不是低百分之十，而是低百分之九十。乡下已有二千五百一十七万人没有饭吃。饥荒已然席卷十五省区。接着又有报告说，几个月前党中央公开的许诺——“1959年每人布票二十四尺”，将根本无法兑现，因为那些白茫茫的高产棉田，全部为道具的演示，实际收获的棉花只及公布数字的百分之五十六。据毛泽东身边的人说，六十六岁的毛泽东在听到了这一切之后，由最初的震惊而终至伤心不已。他向省委书记们承认，我们搞经济“还是小孩子”，我们还不懂得向地球作战是怎么回事。
毛泽东的伤心毫无疑问是出于一种深深的反省，而这种反省在他的一生中极为罕见。饥饿正在迅速扩展，农民在饥饿之中纷纷死去的消息和政府官员的告急电报，从豫、皖、鄂、川、冀、鲁、陕、甘、宁、湘、赣、滇、晋诸省区不断地传到中南海里。城市里的粮食再也无法养活这么些人口，这一下普通百姓也开始意识到他们面临的局面。他们正在被说服回到乡下去。“田野里长满了可以吃的东西”，几乎所有的官员都这样对他们说。那时候的人真是好说话，政府一个号召，几个月中就有二千万城里人卷起铺盖回归故里，火车上面挤得水泄不通，满眼看去全是举家搬迁的人们。男人把茫然失措的目光投向窗外，孩子凄厉的哭叫令人打颤，母亲却坐在那里发呆，两只乳房像空布袋似地垂在胸前。他们惟一的希望是乡下那一片广阔的田野。可是他们回到乡下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想错了。城里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浮肿，乡下的饥饿已经让人的肌肤失去了浮肿的能力。他们吃完了粮食就吃稻糠麦麸，然后是野菜，然后是树叶和树皮。这些都吃完了以后，就一批一批地倒下来，其中很多人再也没有能站起来。
然而更加悲惨的事情还在后头。1959年，粮食的实际产量开始下降，1960年就只剩下一千四百三十五亿公斤。所有农产品的收获都在大幅度地下降，甚至连1951年还不如。但是一亿城里人需要粮食的心情却更加迫切。他们拿走了至少三分之一的产量，把剩下不足三分之二的粮食留给六亿乡下人。可以想象得到，留给农民的是什么。这一年以及未来的一年中，乡下似乎再也找不到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有人说酒糟可以果腹。所有的酒糟就被人抢光了；有人说榆树叶无毒，所有的榆树就都变得光秃秃的。后来人们开始吃土。有些地方，发狂的人们开始肢解吞吃死去的同伴。在安徽省凤阳县，那一年人吃人的事件共有六十三起。赵夕珍和陈章莫夫妇将自己的亲生儿子勒死煮食，那孩子刚好八岁。另一个妇女吃的是已经死去的孩子，工作队将这些人捆送公安局，说他们破坏社会主义。
但是，任何法律和专制手段都无法制止饥饿。农村里面死于饥荒的人越来越多，惨不忍睹。人们私下里的估计是在二千万到三千万人之间。中国科学院一份公开发表的报告认为，1959年到1961年的三年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的约一千五百万人”（《生存与发展》第39页，科学出版社出版。）。可是在一篇署名金辉的研究报告中得出的结论，竟是“低限值也在四千万人”。他的报告于1993年发表。他说这是“世界历史上最为凄惨的一幕悲剧”。这位研究者声称，他的结论全部是依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资料。他的研究至为精细，但是他有可能忽视了由于营养不良而导致的人口出生率的下降。这一问题后来由另外一位研究者林毅夫提出。他发表的论文说，在那三年里，农业危机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三千万人，另外还少出生了大约三千三百万人。（JUSTIN YIFU LIN：COLLECTIVIZATION AND CHINA’S AGRICULTURAL CRISIS IN 1959…1961。）但是，所有的研究者还忽视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些侥幸活下来的人已经极度衰弱。由于营养不良，疾病在乡下蔓延并通过遗传祸延后代。在一个叫做“武店”的公社，官员们居然有心将这一情况加以统计，结果发现，一千零三十四人浮肿、九百二十九人子宫下垂、三千零四十七人闭经、一千零一十六人干瘦。是为“四病”。官员们出于维护人民公社的名誉，决定对“四病”加以治疗，于是找来一个医生，询问何药可治。医生名叫王善身，大约是生具“独善其身”之志，不肯为公社矫饰。他说，只少一味药：粮食。结果官员当场将王逮捕，以攻击人民公社之罪交由群众大会批判。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照过去方针办（22）
没有人有余力对全国的情况及时做出考证。统计局的官员也不可能将实情详加禀报。不过毛泽东还是强烈地感觉到弥漫在全中国的饥饿。就连他自己也已经九个月没有吃肉，营养不良已经使双脚浮肿起来，甚至不能穿进鞋子。抚今追昔，毛泽东只好承认失误。1961年9月29日那一天，他出人意料地写了一封信给全体政治局的常委，信中说自己和整个中央委员会“过了六年之久的糊涂日子，第七年应该清醒过来了”。
毛泽东这时所说“六年糊涂”，是指他的人民公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