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领导人和他们的苏联前辈可能有着无数的区别，但在计算到达共产主义的时间表时，其紧迫的心境如出一辙。
不过，在农民中间，1958年造成的心理感受是不一样的。叫农民刻骨铭心的不是时间表，而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他们一边在山上贡献自己的体力，一边又在家里贡献出自己的财产。
人民公社制度在8月份确立之后，就需要有一种全新的理论来引导五亿农民同心协力。《人民日报》社论的作者解释说，作为“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基层单位”，人民公社的基本特点是“一大二公”。所谓“大”，即将原有的七十万个小合作社合并；所谓“公”则是更加集体化。男人可以无牵无挂地任凭调动；女人全部参加劳动，孩子送进托儿所，吃饭在公共食堂里面，衣服由缝纫组来洗补晾晒。“这样，原来农业生产合作社中还保留的生产资料个体所有制的某些最后残余，如自留地、自养牲口、自营的成片果林、一部分较大型的生产工具等等，许多地方在建立公社过程中都已转化为公有”（《人民日报》1958年9月3日。）。舆论一经鼓噪，加上思想方面的灌输和行政司法方面的强制，就成为党的“人民公社化”的施政核心。
匆匆建立起来的人民公社，到这一年的秋季已经有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生活在乡下的所有官员都知道，他们未来的天堂里不会有足够的财富供人分享，钱只能来自老百姓。可以想象，这些人几乎都会成为“共产风”的煽动者。每一个公社都只是合作社的简单合并，其规模大致相当于二十八个合作社。平均管理着四千七百九十七户农民。按照公社的章程，生产收支的核算以及盈亏由公社执掌。所以“共产”的过程也就可以简化为一个会议上的一个决定。公社的成立之日，即等于在法律上宣布，社内之全部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转归公社所有。当然“转归”本身还要经过一些技术上的操作。最为常见的办法，是以公社的名义发出建立若干生产基地的指示。征集所属合作社和农家的财产人力，以为公社基地的物质来源。比如河南嵖岈山公社就是用这种办法，制定了建设“牛场”、“万猪场”和“万鸡山”的计划。公社下属各村庄，均须抽出若干人员，携带树木砖瓦之类建筑材料，集合于指定地点，建起三百零五间畜舍，然后又由农民家中牵去一百九十二头牛、八十九头猪和二千七百多只鸡。诸如此类的建设过程，被当时的报纸称为“白手起家”而广为宣传，公社两手空空的领导者们，也的确是在一夜之间即可拥有财产万贯。农家中之房屋桌椅、刀碗锅筷、鸡鸭猪狗，均为“共产”的对象。按照薄一波的回忆，是“见钱就要，见物就调，见屋就拆，见粮就挑”。
薄一波是在三十多年以后才敢这样说的，而农民们早就在痛切地抱怨自己的财产被充公。当然这些怨言只是在私下里才能听到。一个农民在给他海外亲戚的信中写道：“所有的房屋和家具都成了政府的财产，公社可以为所欲为，个人没有任何权利。”另一个人则告诉他的远方亲人，他正在想办法变卖家中财产以躲避公社的征用：“你知道吗？缝纫机必须归人民公社公用，我已经同王叔爷、三妹和其他家人商量，最后我们决定尽快地把缝纫机卖掉，但缝纫机的价格太便宜了，因为卖缝纫机的人太多了。”个人存在银行里的钱财大都被征用去做“投资”，据一个乡下人的解释：“把钱交给政府就是‘投资’的含义。”甚至连亲友寄来的钱也常常不能如数拿到，一个农民告诉他的海外亲戚：“寄来的钱，只有一小部分给了我们自己，其余全部拿去做公共基金。”这种情况引起海外华侨的愤怒，以至于政府高级领导人也不能不表示关注。广东省省委书记陶铸于是保证，所有银行存款和华侨的汇款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照过去方针办（17）
但是谁也没有说过地里长着的粮食不可侵犯。到了秋冬时节，庄稼收回晾干，这是占有农家财产的又一次机会。于是官员们开始征购粮食。老百姓万般无奈之下，或者隐瞒产量，或者坚持不肯出卖，以保卫自己的劳动所得。安徽省城北公社古城大队，以为官员所谓“购粮”就真的是“购”，于是卖出十二万公斤，竟然分文未能得到，全部粮款均为公社占有。山西省省委书记陶鲁笳后来惊讶地发现，他领导的这个省，农民在这个秋天里出卖产品所得，竟被公社官员拿走一半，用以“大办钢铁”和“大办水利”。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进一步调查的结果证明，那个冬天全国从老百姓手上收去的钱多至三十亿元。“如何还清这笔账是一件大事”，他向毛泽东报告说。事实上，不仅没有还，而且无偿剥夺农民的行动还在继续。到1961年，二万六千五百七十六个人民公社欠下农民的这笔账，就已经不是三十亿，而是二百五十亿，平均欠每一个农户二百五十元。
这种充满原始味道的“大同之治”愈演愈烈，促成了乡下农民无数奇妙的幻想。比如有一个跑马乡公社，地属湖北省当阳县。有一天公社党委书记宣布，11月7日，将是社会主义结束之日和共产主义开始之时。这样算起来，所余时间就不是三年而是三个月。这位书记甚至来不及为他的共产主义作一首诗，只是向他的农民解释说；“共产”就是“不分你我”，你的鸡我可以抓来吃掉；这个队种的菜，那个队可以挖出抬走；连小孩子也不分彼此，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我的女儿你也可以牵走。他这一番话讲得老百姓如痴如狂。会议结束，大家直奔商店，拿完了商店里的东西便直奔当地享有富名的农家。失去控制的乡民接着将眼睛转到别人的老婆。不过，党委书记对于“共妻”这一条还不敢即刻乱来。他宣布，老婆还是自己的，但此事关系重大，任何人不能擅自做主，只能暂时保留，以待上级的批准。
老婆仍然“私有”，但是却必须全部离开锅台炕沿，走出家门。此项方针的主旨是解放妇女，以使更多的人到耕地上去劳作。孩子真的进了托儿所，老人也有敬老院可以容身。所有的村子里都有公共食堂。所有的报纸都说这是让妇女从家务负担中解放出来的好办法。《人民日报》还说，河南省办了三十二万个公共食堂，就解放了六百万个妇女。
公社食堂里面正在实行免费吃饭的制度。还有的公社实行了“各取所需”，吃、穿、住、教、医、葬、理发、看戏、取暖、结婚之类，统统免费。当时的舆论一致认定，这就是“共产主义的萌芽”。党中央在那一年10月发布指示，要农村尽其可能举办公共食堂。这一指示鼓舞了农民不劳而食的心理。在中国传统戒律之中，“食”乃是“天”的象征。如果万民对于吃饭一事能够无忧无虑，在古在今都是为政者值得自豪的业绩。所以，官员和百姓在这里获得了暂时的一致。在中央指示的当月，公共食堂即增至二百六十五万个；到了这一年的年底，已有三百九十一万个。每天有至少四亿人在同一时间走进食堂里面去。有人却一边吃着不要钱的饭，一边念着一首顺口溜：
休息钟声响，
我们进食堂。
吃了一口饭，
沙子满牙床。
品尝蔬菜味，
青草菜里藏。
放下一双筷，
又去春耕忙。
“吃饭不要钱”的建议由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提出，时为1958年8月。看来这唤醒了共产党高级领导人对于率领农民征战南北的辉煌时代的回忆。毛泽东在看到安徽省一个公社的食堂之后，兴高采烈地表示，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也就可以不要钱了。既然一个食堂可以这样，那么别的食堂也应当可以这样。差不多同时，刘少奇在江苏省也表示他支持供给制度的重新出现。他幻想着“人们不管报酬多少，不管有没有定额，他们总是做得更多更好”的时代已经到来。报纸的社论以豪迈之情宣布说“公共食堂前途无量”。（参见《人民日报》1959年9月22日。）财政部长李先念向以谨慎著称，到这个时候也认为实行供给制度是“一件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件”。 。 想看书来
照过去方针办（18）
今天稍有常识的人一定会看出这种说法的荒唐可笑。但是在当时，人们却是深信不疑的，这自然是起因于对形势的乐观估计。
不消多说，对于生产“乐观的估计”是人民公社诞生伊始的一大特征。公社的官员们不遗余力地将合作社和农民自己的财物收归己用，但这毕竟不同于强盗的掠夺财物。强盗的掠夺一经得手，即可呼啸而去，人民公社却要将集中起来的财物用来生产更多的财物。当日所有的人都会知道“按需分配”是“共产主义天堂”里面一个最美好的梦，即使大字不识一个的乡下人也会振振有词地念叨“要吃有吃，要穿有穿”这一句话。但是，如若物产没有出人意料的增长，以满足人们膨胀的欲望，又焉能让梦想成真？
在1958年盛夏到来的时候，各种各样的记录都在证明，这种乐观的估计已经从共产主义时间表的设定，转移为农作物的产量。接着就发生了我国历史上一次极为离奇的骗局。
虚假的局面是以现代科学的统计方式来造就的。最初发生在1958年6月，几乎全部围绕着土地上的产出展开。遂平、襄阳、魏县、谷城、临漳、光化、商丘、辉县、安国、徐水、西平、汕头、贵溪、闽侯、麻城、孝感、繁昌、郫县、寿张，诸如此类的小县，都在夸耀自己的高产。高产已经成为整个农村的特色，粮食亩产纪录每一天都在创新。6月8日这一天，最高纪录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公社的手中，为一千零七十五公斤。三天以后为河北省魏县打破，为一千一百九十七公斤。此后，纪录又在各个地方的竞争中一路上扬，16日为一千三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