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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较贫穷的国家恐怕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在许多国家，粮食和水少得可怜，人们纷纷涌向一些极有可能遭受洪水和沙漠化侵袭的地方。由于没有钱实施治理，这些国家将面临严重的饥荒和水荒，热带疾病的大面积蔓延，来自洪水区或干旱灾区的难民潮，以及一般在政治体制非常脆弱时就会出现的动荡局面。这个世界太小了，很难想像这些第三世界国家的问题不会掀起全球性的波澜；气候变暖恐怕会制造出一个对每个人都更危险的世界。
以上这些预言虽然很可怕，但却是气候变暖在上一个世纪里慢慢累积的结果。而我们可能不会这么幸运。事实上，已经有相当多关于过去气候变化的新发现告诉我们，气候逐渐发生变化并不是我们这个喜怒无常的星球固有的特性。在过去的大约10000年里，地球的气候一向表现良好，因此我们人类才得以发展文明。但是，从历史的观点看，在文明的浪潮发展到具有威胁性的规模之后，气候就在这摇晃和汹涌的浪潮中飘摇不定。
一份不吉利地命名为“气候陡变：在所难免的惊奇”的2001年的报告，开篇就是这样令人触目惊心的警告：“近年来的科学研究表明，气候正在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变暖，这是严重而普遍的现象。例如，大约半个北大西洋仅在十年里就达到了在最后一个冰川纪变暖的程度。”这些话并不是环境保护组织在危言耸听，而是出自享有极高声望、喜欢追根究底、而且通常出言保守的美国国家科学院，一个经国会特许为国家解决科学问题出谋划策的独立机构。科学院接着警告人们，已经发生的这种陡变往往伴随着严重而大面积的洪水和干旱，而且，决策者们“很少知道并极少赞赏”这种关于气候会如何迅速变暖的新思考。当气候被迫加速变暖时，或者说就是如今，那种剧烈而令人讨厌的气候动荡就更加常见。*
1997年，世界各国首脑在日本京都会面，试图创造历史：签署一份具有约束力的国际条约，来消减温室气体。他们好不容易才达成一项协议，规定富裕国家要在2008年至2012年间将温室气体在1990年标准的基础上再减少5％。可以说，这只是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第一小步，但其实还不足以阻止温室气体在大气中堆积。要阻止温室气体堆积，就必须先立刻把全球的发散物消减一大半，然后逐渐消减更多。即使只是把温室气体的浓度降低到标准大气中温室气体浓度的两倍，在京都出台的那些措施也远远不够有力。虽然《京都议定书》（Kyoto）太过温和，但它仍有其不可言喻的重要性：它表明发达国家开始放弃化石燃料，并转向一条与我们几个世纪以来完全不同的能源之路。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都支持这种转变。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美国的能源和工业组织与公众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并挑起了反对限制温室气体的运动。他们的行动确实有效，以致于《京都议定书》还处于商议中时，就已经被美国参议院否决了，但参议院仍需要认可这份协议，因为美国有义务这样做。最坚定地反对《京都议定书》或者任何对二氧化碳的限制的，总是美国的煤炭工业。
面对气候的变暖，美国的煤炭工业，特别是20世纪晚期的煤炭工业，已经在科学发现的威力下做了很多事情。他们已经挑出了一些观点较为友好的科学家，资助其研究，扩大其影响。他们也已经对科学家们含有深层动机的批评提出了控诉。他们已经发起了公共关系运动，以影响公众的态度，虽然这些运动中有很多是误导性的。他们已经毫不委婉地劝说了联邦决策者，并且一个州一个州地反对所有认真对待气候变暖的措施。一位煤生产商甚至对环境保护小组提出了上诉，断言他们把气候变暖归罪于煤是对煤的毁谤，是对煤“片面、恶意的认识”。
很长时间内，这些行动的积极领导者都是一个以科罗拉多为根据地的小煤炭合作社，叫做西部燃料联合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西部燃料联合会已经为气候变暖的辩论带来了一种花哨虚夸的风格，这种风格在政治论辩中不常见到，至少最近几个世纪以来不常见。协会主席宣称，上帝把煤赐予人类，是为了按照圣经里的要求来满足并征服地球，他还指责政府“不知天高地厚，竟企图干预人类正常而工业式的进化”。这种观点与19世纪的一些情绪如出一辙，只是说法更现代化而已。他们认为不仅对煤越来越多的需求是历史注定的，而且越来越高的二氧化碳浓度也是；它们都是人类不断改造世界以适应人口不断扩张的必由之路。
由于二氧化碳是一种植物肥料，因此常被一些商业性的温室用来促进植物生长。西部燃料联合会认为，如果更多的二氧化碳对温室植物有益，那么它也将对整个自然有益。**地球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是不够的”，而燃煤有助于弥补这一不足。事实上，西部燃料联合会的负责人还一本正经地公开宣称，他希望二氧化碳的浓度是标准浓度的3。5倍，这对于大多数气候学家们来说，不啻一个噩梦。而且，西部燃料联合会的人们也并不为温度的升高而感到烦扰，他们指出：“温暖是福，寒冷是祸。”这个协会就如同煤炭工业的一只特殊翅膀，按照它的逻辑，征服自然的极端做法就是：创造一个温室星球。
一些正日益取得煤炭工业统治地位的大公司并不愿意公然认可这种重建温室星球的想法，也并不认为增加二氧化碳的做法是完全积极的。*确实，他们不必接受如此激进的观点。他们已经用较为传统的政治手段取得了显著的成功。
在2000年的总统选举中，美国的煤炭工业曾面临极大的危险。用一位煤炭公司经理的话说：“阿尔伯特·戈尔想让我们破产。”自从戈尔1993年发表著作《均衡中的地球》（Earth in the Balance）之后，全球变暖已被他定义为一个政治问题。戈尔与《京都议定书》关系密切，因为他曾参与了商定。大受刺激的煤炭工业把用于以前总统竞选的捐款增加了两倍，慷慨地给了乔治·W·布什，因为布什原先是德克萨斯州的一位石油商，而且已经表示赞成他们在环境方面的观点。
在大多数地区，气候变暖和煤都不是2000年选举的要素，只有一个地方例外：西弗吉尼亚。在那里，这两个因素都非常重要。布什阵营原先根本不相信能够战胜强大的民主党阵营，但是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改变了他们这种想法。问题不只是气候变暖，这个州的“切除山顶法”采矿行为也受到了法律的挑战，而且克林顿—戈尔政府已经决定主要反对煤炭工业。《华尔街通讯》（The Wall Street Journal）详细报道了西弗吉尼亚的煤炭工业率先为布什提供了何等空前的资金和支持，使布什最终以52％的选票率取得了胜利。根据《华尔街通讯》的报道，白宫的高级职员承认“这是一场建立在燃煤基础上的胜利”。如果不是因为西弗吉尼亚的五张选票，戈尔已经入主白宫了。
布什上任五个月后，他发表了一份支持煤能源的计划，削减了环境保护局对煤发电厂实行强制制裁的势头，放松了对山顶采矿的限制，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表示坚决反对《京都议定书》或国内一些规定对二氧化碳的限制。西弗吉尼亚煤炭联合会的负责人称之为“回报”，并解释说，布什已经跟他说过“他对我们心存感激，他也知道如果不是因为我们，他就当不成总统”。近年来，其他发达国家的燃煤量纷纷急速下降，在过去的15年间，西欧的燃煤量减少了42％，英国减少了更多。然而在美国，煤炭工业却正欣欣然苏醒。在煤炭工业的贸易报刊上，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头版标题，欢喜之情溢于言表，像“煤君主重返政坛！”或者“又是一个煤的丰产年”。美国的燃煤量比2001年还多，而且关于工业的新闻也不再是坏消息了。几年来，美国几乎没有建设新的煤发电厂，燃煤量的增长完全是因为供应现有的发电厂更努力地运转。煤一石三鸟：布什当选了，天然气的价格暂时但却戏剧化地固定了，加利福尼亚的电力危机震慑了整个国家。如今，很多州已经启用了新的燃煤发电厂，每个厂都拥有好几十年的生命。据一项官方数字，美国正在计划新建大约90座煤发电厂，这将耗资64亿美元。
自从1973年和1979年的石油冲击之后，作为一种最“美国”的燃料，煤已经不虚此名——有了这种可靠的国内能源，美国就不那么容易受到外部纷乱世界的侵扰了。当石油价格暴涨时，美国人开始称自己的国家是“煤的沙特阿拉伯”，称煤是“救苦救难的王牌”。一些原本使用石油的发电厂不得不遵照法律的规定，改为使用煤，而且所有新建的炼油厂和气体发电厂也必须可以燃煤。维护空气质量的法律被放松或者搁置，联邦政府把煤作为能源策略的顶梁柱，在许多领域，煤被视为美国能源独立的象征。
这不太久远的历史使国际社会限制温室气体的努力与许多燃煤拥护者的摩擦升级。燃煤不仅再一次受到了环境事业的威胁，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