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估计哀帝自己也没有料到，刘歆的言论会在朝廷重臣中引发轩然大波。
这场风波说来话长。
西汉王朝历来奉行“经义治国”的国策，尤其自元帝以后，许多朝廷重臣都以治经学入仕途。但是，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绝大多数儒学经书都已经被付之一炬，经学的传承只能依靠师徒之间的口耳相传来进行。到了西汉立国之初，一批老儒生凭着记忆把自己掌握的经文及其释义背诵出来，由他们的弟子以当时通行的隶书记录下来，成为后世儒生们代代相传的经典。这就是所谓的“今文经学”。所谓“今文”是指秦始皇统一文字后由小篆演化而成的隶书。
在秦始皇“焚书坑儒”的时候，一些民间儒生冒着生命危险把自己家中的经书埋藏了起来。这些经书在西汉中期被相继发现，其中最重大的发现有两次。一次是景帝的儿子河间献王刘德以巨资收购的先秦旧书；另一次同样是景帝的儿子鲁恭王刘余在胡作非为中，企图拆除孔子的故居来为自己兴建宫室，无意间在墙壁的夹缝中发现大批的古书。这些古书里便有儒家经书，但均以秦朝文字改革前的六国文字书写而成，便是所谓的“古文”。
刘歆在统校群书时，发现古、今两种版本的经书，无论在字句还是语义上都存在不小的差距，于是倡导以古文版的经书为主，并且创立了“古文经学”。刘歆博览群书，对古文经书的解读，常常通过旁征博引来实现，具有雄辩的说服力。
“今文经学”和“古文经学”两大学派的对立，从一开始就不可能仅仅是学术之争，背后隐藏的是利益冲突。如果刘歆否定了今文经学，就无异于否定了当朝儒臣们的价值基础。
刘歆最令对手们恼火而又无可奈何的，正是他的博览群书和旁征博引。因此，当他以咄咄逼人的语气提出自己的观点时，当即便遭到了朝中大儒们不约而同的强烈仇恨和拼命抑制。这些人终于按捺不住内心的怒火了。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立志做明君（3）
当时深受哀帝敬重的名儒龚胜便提出要辞职，连哀帝自己的老师师丹老先生也为此大怒，上书弹劾刘歆，说他胆大包天，竟敢“改乱旧章，非毁先帝所立”。
哀帝显然是站在刘歆一边的，他反问师丹：刘歆的本意是博采众长，你为什么非要说他是在否定和诋毁先帝的既定方略呢？
但在利益面前，即使是贵为天子的哀帝对刘歆的声援，也只能起到非常有限的作用。刘歆成了儒臣们的众矢之的。这些人像被激怒的杀人蜂一般，疯狂地采取各种手段，诽谤和中伤这位制造麻烦的异端分子。
最后还是刘歆选择了退却。他主动请求外派去做地方官，离开帝国的心脏这个是非之地。
从表面上看，这场风波在帝国高层引发的动荡，最终以刘歆的沉默而逐渐归于平静，但它却像一颗绣花针，狠狠地扎在那些自以为是的名儒们的屁股上，给了他们自西汉立国以来最痛楚的一次刺激，第一次让他们感觉到自己常常挂在嘴边并且引以为豪的所谓“经学”经典，其实只是先人们的曲解或妄议的结果，从而使他们的存在价值遭受到无可辩驳的质疑。
儒臣们的激烈反对恰如其分地反映出他们内心深处的惊恐不安。这正是哀帝需要的结果，因为这样的局面能够从一个侧面有效地策应这位年仅19岁的新皇帝迅速树立自己的权威。
哀帝即位的这一年，正好是西汉王朝立国200周年。
200年间对功臣、权贵、宗室、外戚的赏赐恩封不计其数。这些人逐渐在各地成为富甲一方的名门望族，他们一方面享受着堪比皇室的豪奢生活，另一方面又大肆兼并破产小农的土地，不断制造新的贫困。大量失地的农民世代沦为这些财富新贵们的私奴，巨大的贫富悬殊已经成为随时可能诱发社会动荡的重大安全隐患。
于是哀帝采纳了丞相孔光和大司空何武的意见，下诏重申列侯、公主、关内侯、各级官员及有功百姓占有的耕地均不得超过30顷，私奴数量不得超过30人；限期3年整改，3年期满，超额部分必须上交官府。
按西汉制度，俸禄为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各郡太守、各州刺史、朝廷列卿以上）任职满3年便可保荐自己的一名同父同母兄弟或亲生儿子为郎官。这项制度被称作“任子令”。
西汉王朝选拔官吏，均以“德”为第一，“能”为第二，但这个“任子令”却偏偏以“血缘”为标准，其实是皇室“血缘政治”的扩大化，无形中加剧了社会阶层的分化和贫富悬殊，有百害而无一利。哀帝下令废除此法。
虽然这些举措的影响力最终也没有能够越出皇城的围墙，远远谈不上成功，但它却向世人发出了这位新君决心励精图治的信号，从而为这个令人悲观和颓废的国度注入了希望与想像的气息。朝野上下都太需要这样的气息了。
因此，哀帝即位伊始便轻而易举地在举朝上下营造出“众望所归”的大好形势。对任何一位想有所作为的新领导人来说，无论是帝王也好，还是臣子也好，这样的形势都是弥足珍贵的。
有了这样的人心向背，哀帝就可以腾出手来剪除王氏外戚的势力了。
他首先废除了诽谤诋欺法，使官员们得以放开了胆子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批评谁就批评谁，一点儿不用担心被秋后算账。
于是很快便有建平侯杜业指控已经卸任的前任首辅王根，说他明明知道赵合德谋杀皇子，不但不向成帝上书举报，反面与她相互勾结，诋毁迫害许皇后，致使许氏家破人亡。
这个杜业本是王凤的“超级智囊”杜钦的侄儿，曾任驻守函谷关的都尉，素与翟方进及淳于长不和。
淳于长案发后先是被遣回长陵封国，要途经函谷关。王立亲自给杜业修书一封，请他务必看在淳于长老母（王太后的大姐王君侠）风烛残年的份儿上，不计前嫌，痛快放他们母子出关。
淳于长深得王太后及成帝宠信的时候，首辅王商病逝，排行老六的王立反倒让老七王根越过自己继任大司马辅政。他耿耿于怀，认为是外甥淳于长从中作梗的结果，因此便常常在成帝面前诋毁他。
等到淳于长案发后被遣回封国，出发时，王立的长子王融去送行，淳于长便拿出大量珍宝，让王融转送给王立。
收了好处的王立便一反常态地为淳于长说好话。他这么一说，反倒引起了成帝的警觉，于是便责成有关部门立案调查。王立做贼心虚，便让王融自杀封口。这样一来则更让成帝怀疑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隐情，便把淳于长重新逮捕起来拷问究竟。淳于长终于把自己调戏许皇后的罪行交待出来。
淳于长再度被捕后，丞相翟方进便派人到函谷关，从杜业处搜出了王立的书信。杜业便以“听请”之罪被罢官免职。
在当时看来，淳于长有罪，身为函谷关都尉的杜业理应为难他一番，至少不能让他轻轻松松就这么过去。杜业没有这么做，便是“挟私枉法，听受请谒”。
哀帝甫一即位，聪明的杜业便觉察到了王氏家族的末日，他自己曾因王立而受牵连。“诽谤诋欺法”一废，他便抓住这个时机与王氏家族划清界限。
杜业的上书正好迎合了哀帝的心思。哀帝很小便由祖母傅太后抱养教导，傅太后是王政君的老对手，自然少不了在他耳朵边灌输关于王氏弄权骄横、为害社稷的坏话，因此，哀帝对王氏家族始终没有什么好感。但考虑到自己刚刚即位，立足未稳，便暂时没有拿他们下手。
1个月后，司隶（校尉）解光又上书攻击王根、王况，说王根还没有等到大行皇帝的灵柩下葬便公然迎娶掖庭乐工殷严、王飞君等人回家寻欢作乐，王况也娶皇宫贵人为妾，犯了“大不敬”之罪。
鉴于王根当初收受了傅太后的贿赂之后，曾经在哀帝即位的问题上有“重大立功表现”，因此便免于追究刑事责任，遣就其封国；王况则被免为庶人，流放故郡元城（今河北大名），同时把王根、王商（王况之父）举荐的官员悉数罢免。
而此前，刚刚就任大司马1年多的王莽已经自动辞职。王氏家族在朝中的势力清除殆尽，只象征性地留下王谭的两个儿子王去疾和王闳分别担任侍中和中常侍的虚职。
“恶霸”般的皇祖母（1）
这样的局面让傅太后兴奋无比。她在哀帝即位前长达19年的漫长岁月中处心积虑地在他的内心深处成功培养出对王氏专权根深蒂固的反感，但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作为必然的“副产品”，也使他同样反感西汉王朝外戚干政的传统。
哀帝从一开始便把王氏势力当成了自己治理天下的主要障碍，但却也没有料到真正的障碍却是自己的亲祖母傅太后。祖孙两代人的矛盾冲突注定不可避免。
但是，血毕竟要浓于水，哀帝对傅太后更多的是迁就和忍让。为了照顾她的情绪，哀帝甚至不惜与朝中重臣翻脸。
成帝当初立刘欣为太子的时候，就曾经考虑到傅太后有可能干政的问题。为了避免这个狠毒刻薄的老太婆利用太子的地位发展外戚势力，他曾诏令傅太后和哀帝生母丁姬只能住在定陶王在长安的官邸，不得进宫与刘欣相见。
王太后为了舒缓与傅太后多年的积怨，企图准许她们婆媳二人每隔10天去看望太子1次。
成帝不同意这种做法，理由是太子今后要继承社稷大统，“当供养陛下，不得复顾私亲。”但王太后却坚持说：太子从小就是由傅太后抱养长大的，如今恩准她常去看望自己的孙儿，只不过是朝廷报答其养育之恩而已，没有什么大不了的。
于是，成帝和王太后之间便达成了一个折中的妥协：傅太后可以去看太子；但丁姬则不能，因为没有抚养过他。
自从刘康当年与成帝争夺皇位失败之后，傅太后便憋下了一口恶气。在定陶国“卧薪尝胆”期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