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上书中来势凶猛地列举了王商的三宗“失道”之罪，把他说成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奸臣：
其一，闺门内乱，父子相忤，不思悔改。
张匡说，此前频阳耿定便上书，告发王商与父亲的小老婆私通。他的妹妹与人淫乱，事发后又受他的教唆，指使下人杀了奸夫以灭其口。他和自己的儿子有矛盾，儿子便想借此机会告发他（儿子告父亲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耻）。事情败露后，面对天子的追查，他非但不思悔改，还心生怨愤。
其二，企图借女儿的肚子来“篡权”。
用张匡的说法，王太后召王商的女儿入宫，王商先是借口说她有病没法入宫，后来又骗得李婕妤的信任，把她送到李婕妤宫中。张匡以吕不韦和春申君来比喻王商，说他怀有叵测之心：“秦丞相吕不韦见王无子，欲有秦国，意即求好女以为妻，阴知其有身而献之王，产始皇帝；及楚相春申君亦见王无子，心利楚国，即献有身妻而产怀王。”
其三，蓄意发展宗族势力，囤积财富，蓄养私奴数千人——暗示他有谋反的企图。
以上三宗罪如果成立，便一定是灭顶之灾。
“闺门之乱”确实是王商的一个硬伤。当初耿定上书发难时，他便意识到幕后主使者必是老冤家王凤。他感觉大势不妙，这才意识到早应该都女儿送到宫中，争取赢得成帝的宠幸，以便策应自己在朝中的斗争。于是便私下去找圣眷正隆的李婕妤，恳求她出面把自己的女儿纳入宫内。
王商出此下策，显然已经被对手的攻击逼得方寸大乱，但他却万万没有料到反而被张匡演绎成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惊天大阴谋。
李婕妤原本是班昭仪宫里的一名侍女，叫李平。因姿色过人，大度的班昭仪便把她献给成帝享用，后得宠，赐姓卫，故亦称卫婕妤。
张匡一方面做出一副欲置王商于死地而后快的架势，另一方面，还故意把自己上书的内容透露给了王凤的忠实盟友，左将军史丹。
史丹和王商若论私情是儿女亲家（王商的儿子王俊娶了史丹的女儿），但论要论“政治立场”，却是针锋相对的敌人。西汉王朝的大臣们也很“讲政治”，“立场问题高于一切”，儿女亲家这层亲戚关系不会影响史丹在大是大非上的“政治立场”。
况且史商把女儿嫁到王家，看起来像是派过去的一个“卧底”。按张匡的说法，王俊写好上书要告发他亲爹，却被他自己的老婆把它拿回了娘家给史丹看。“（史）丹恶其父子乖忤，为女求去”。这个说法显然是在为史丹开脱。张匡深深明白一个简单的道理：自己在城门放火，切不可殃及史丹这条谁也不敢得罪的大“池鱼”。否则，史丹会很生气，后果会很严重。
史丹看到了张匡冲在最前面，并且把自己摘得干干净净，便再无后顾之忧，于是便联合其他重臣一起，要给王商致命的一击。
他们上书说，王商“位三公，爵列侯，亲受诏策为天下师，不遵法度以翼国家，而回僻下媚以进其私，执左道以乱政，为臣不忠，罔上不道。”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请求成帝立即把他逮捕入诏狱。
但成帝素来敬重王商，对张匡、史丹等人的险恶居心洞若观火，于是便批复说：不予追究。
事态的发展已成骑虎之势，在这个关键的时刻，王凤便再不可能作壁上观。《汉书》中只用了短短4个字——“（王）凤固争之”，便传神地再现了王凤的努力与威力。经过几年的经营，他此时已今非昔比，即便是如何处置“丞相”这样的天子重臣，也是一言九鼎。
成帝拗不过王凤，只好下诏确认了王商的“犯罪事实”，对他进行了全盘否定，要求“使者收丞相印绶”。
这显然是成帝的缓兵之计，因为他在这个诏书中，专门强调要赦免王商之罪，或许是等这股风头过去之后再重新起用他，也不是没有可能。
但是，做惯了人上人的王商哪里受得了这样的奇耻大辱？
被罢官才3天，王商便发病吐血而死。
王凤深谙“除恶务尽”之理，于是趁热打铁把在朝中担任“驸马都尉、侍中、中常侍、诸曹、大夫、郎吏”等等要职的王商子弟亲属，悉数出补为地方官，以避免他的后人卷土重来。
不仅如此，王凤还指使同党上书，建议收回王商的爵位和封邑。
成帝迫于王凤、史丹等人的压力，违心地牺牲了自己的股肱之臣，心里自然也不痛快。他不但对这个上书置之不理，还反而迅速下诏，令王商长子王安嗣爵为乐昌侯。
两个月后，成帝任命张禹接任丞相，企图重新形成对王凤的制衡。但张禹显然担当不了这样的重任。
王商不仅是儒家经学的热情追随者，也热衷于把它作为打击政治对手的武器。当年的琅邪太守杨肜便因为本郡灾害频呈，才险些栽在他的手里；他后来还在长安城洪水之乱中挣足了面子和人气。这些都是儒家经学思想给他带来的好处，但如今，同样的思想却又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或许这就是人间宿命的讽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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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架空的皇帝（1）
把丞相王商这个最强大的对手消灭之后，王凤多少有些忘乎所以了。
成帝这时才彻底反应过来：自己的舅舅远远不像儿时的记忆中那么可亲可爱。他哪里是一个臣子，简直像一位专制的父亲。
在王凤眼里，成帝永远是一个没有独立能力的孩子，虽然这时候已经30岁，这个年龄在当时已经可以算得上是不折不扣的“中年人”了，况且他即位已达9年之久，但没有王凤的允诺，这位皇帝除了斗鸡走马玩女人，什么正事儿也做不了主。
大儒刘向有一个小儿子叫刘歆，很小的时候便精通《诗经》、《尚书》等儒学经典，长大后，诸子、诗赋、数术、方技等诸学无所不通。刘向是今文经学的大家，刘歆则是古文经学的泰斗，父子二人均可称作是中国经学史上的两座里程碑。
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有人向成帝推荐这位稀世大才子。同样热衷于经学的成帝便把刘歆召来亲自考察，结果他的应对卓然超绝，令成帝喜出望外，马上就想任命他为中常侍。
中常侍一职其实只是一种荣誉性的虚职，主要授予皇帝的近臣，使之能够给事于天子左右，以备顾问应对之需。
但就在成帝命人取来中常侍衣冠，准备行拜官之礼时，左右近侍都来提醒他，说这件事情还没有向大将军王凤汇报呢。
成帝不以为然地说：这是小事情，不用向他汇报了。
左右皆惶恐，叩头谏阻。
成帝无奈，便亲自找王凤去说要拜刘歆为中常侍；没有料到王凤死活不答应。
成帝竟然也没有办法，只得放弃了这个想法。
其时，王凤家族的子弟均分据朝中要职，担任卿、大夫、侍中、诸曹等等职务，实际上把成帝架空了。
政治是权力的游戏。权力的基础是影响力，说到底是人与人之间的命令与执行的关系。成帝虽然贵为天子，拥有名义上的最高权力，但是负责执行和传递皇帝意志的大多数重要的角色，均已被唯王凤马首是瞻的人占据，只有王凤才能真正影响到他们的行为。于是成帝这个皇帝也就成了“名誉职务”，丧失了基本的话语权。
当时，成帝、王太后及王氏外戚集团都有一个共同的焦虑：成帝没有子嗣，并且身体状况不是很好。
如果长此以往，他驾崩之后传位于其他兄弟子侄，便意味着王家的权势和帝国的命运都将面临令人难以想象的变数。
朝野上下左盼右盼也盼不来一个皇子降生，王氏外戚集团便归咎于许皇后的“失德”。
在强大的压力下，成帝便采取了“省减椒房掖庭用度”的策略，大概是想借此弥补许皇后所失之“德”，好让皇室能够尽快获得天赐之子。
所谓“椒房”，亦称“椒室”，在当时是皇后所居宫殿的代称，有时也用作“皇后”的代名词。当时在皇后居住的宫殿内，多以花椒和泥涂墙壁，不但能够散发出怡人的芳香，还能发挥冬暖夏凉的功效；并且，花椒多籽，有“多子”之义，于是便有了“椒房”或“椒室”名称。
所谓“掖庭”，泛指皇后以下各位嫔妃及宫女居住之所，“掖”字有“旁边、辅助”之义。
由此可见，成帝这一次对后宫用度的省减，应该并非仅针对许皇后一人，所有的嫔妃及宫女们都有份。
但唯独许皇后对此颇不平。她聪明地意识到这是王凤之流使的坏，以皇后之尊难以忍受这些臣子们的摆弄，同时，也可能是对成帝在王凤面前表现出来的怯懦早有不满（此前，其父许嘉便因为王凤而被策免），或许是多年的专宠给了她足够的胆量和脾气，使她竟然专门向成帝上书，表达了自己的幽怨和抗议。
成帝专门赐书，对她进行了严厉的批评。
其实在这种时候，许皇后要是足够聪明的话，她应该忍辱负重，多给自己的丈夫一些理解，或许情况便不至于太糟糕，但她没有这么做。
帝、后二人为了这个问题一来二去的争执，使本来就心烦意乱的成帝开始对她失去了耐心，逐渐移情别恋于更加通情达理的班婕妤，以及李婕妤，应该还有王美人。
不久，王美人便怀上了成帝的龙种。
许皇后的姐妹们则更加失落和愤慨，于是她的姐姐，平安刚侯夫人许谒便想出了一个恶毒而愚蠢的办法，用一种名为“媚道”的巫术来诅咒王美人和王凤等人。
事发之后，王太后震怒不已，下令把许谒一干人等抓了起来，先拷问后诛杀；同时废了许皇后，把她幽禁在上林苑的昭台宫。
从此以后，成帝后宫新欢渐多，但经过几年的不懈努力也没有能够如愿产下龙种。
大概是因为在这方面“劳累过度”，成帝的变得体弱多病起来。
转眼就到了阳朔元年（公元前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