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打起精神自强不息，反倒在这儿哭哭啼啼的，真是丢人现眼！
这便是典故“牛衣对泣”的出处。
这是关于王章年轻时奋斗史的唯一记载。从这个侧面我们不难看出，他奋斗的原始动力，和千千万万的读书人一样，只不过是追求个人的前途而已。
在西汉王朝那样的环境中，敢为直言而冒死亡之险者，无外乎有两种动因：一是心忧社稷；二是险中求富贵。
如果王章是一个心忧社稷的人，以《汉书》的文风和立场，无论如何也不会把他在这方面的点滴事迹“忽略”掉。——《汉书》始终在刻意把王章树立成一个勇敢正直的“忠臣”形象，但奇怪的是，却没有关于他如何心忧社稷的半点儿记载。这只能说明王章根本就没有这方面的表现。
因此，王章的动因，应该是为了在“险”中求富贵。
《汉书》“王章传”中有一处细节：在准备上书弹劾王凤之前，他们夫妻二人有两句非常简单的对话，如今读起来，不仅生动形象，非常贴近生活，更是耐人寻味——
王章的妻子企图阻止他弹劾王凤，便对他说：“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涕泣时耶？”
王章没好气地回答道：“非女子所知也。”（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
在这段对话背后，应该隐含着如下背景：
其一，王章此前定然与其妻说起过要弹劾王凤的想法，二人因此出现严重的分歧，否则她不可能在他临行前还做最后的劝阻。
其二，王章定然与她分析过弹劾王凤的“好处”，而这个“好处”一定与个人的富贵密切相关。换言之，王章定然会向她说过这样的想法：通过弹劾王凤来获得更大的富贵或升迁。否则，她不可能在阻止他时说：人应当知足，难道你就忘了当年牛衣对泣的悲惨情景了吗？
如果王章向妻子解释弹劾王凤的动机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的话，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人当知足”。
其三，王章的回答恰恰说明了前两点分析是合乎逻辑的。他说，你一个妇道人家懂什么？大概是再没有耐心跟她啰嗦，因为他自认为已经把利害得失分析得很透了。
话又说回来，王章选择那个绝佳的时机出手，如果不是因为成帝本人的性格缺陷，定然不会对王凤手软。
王章的错误就在于，他始终在以宣帝为模子去套元、成二帝，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客观分析和清醒面对后者的真实本性。当年挑战石显失败后，虽然被罢了官，但却保全了性命，得以在成帝这里继续东山再起。他显然对挑战王凤的危险性缺乏足够的认识。
还有一个旁证：王妻并非等闲之辈。王章死后，她携儿女远涉合浦，便在那里做起了珍珠生意，迅速发了大财。这是后话。
以王妻的智商，她早已经认识到王章此行必定凶多吉少，说明她也曾为王章的这个决定之成败进行过细致深入的分析。《汉书》里用了几句话来描述这个情节：“书遂上，果下廷尉狱，妻子皆收系。”一个“果（下廷尉狱）”字，显然是为了证明王妻分析之正确。
总之，以上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章对王凤的攻击，绝非为天下社稷所计。
王章为政一生并无多少可圈可点的建树，“挑战权贵”几乎成了他博取功名的唯一手段。
他在宣帝朝末年进入仕途，初为文学小吏，稍后便迁谏大夫。宣帝晚年时逐渐养成了“发动群众斗群众”的毛病，对那些敢于弹劾权贵的言事官，有一种特殊的青睐。
王章升任谏大夫后，屡屡因此获得宣帝的欣赏，使他的“敢直言”风格名满朝廷。但这段从政经历也给王章带来了一生的影响，使他把自己一生的职业价值定位在所谓的“敢直言”或“挑战权贵”上，正是这样的定位使他最终没有能够超越自己的宿命。
还有一点可以证明，王章的所谓 “敢直言”绝非史书所说是出于“忠直”：他历事宣、元、成三朝，元、成二帝都是出了名的“昏君”，多有荒唐之举，但却不见王章有过“劝主之谏”。——他不是看不到天子的毛病，而是不敢也不愿得罪他们。
从纯粹个人的角度来讲，绝大多数人的职业生涯都会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价值基础，这个价值基础往往取决于当事人的自我定位。职业价值基础一旦形成，便会成为影响人一生的宿命性元素，或因之而兴，或因之而亡。
在宣帝朝那样的政治环境中，王章的职业价值定位逐渐形成。元帝即位后，他被擢升为左曹中郎将，其地位仅次于九卿，与太子太傅之类的列卿相等。
王章在元帝朝敢于弹劾石显，除了源自职业价值定位之外，还与他的一个错误判断相关：他以为元帝纯粹是被石显这样的奸佞小人迷糊了双眼，却不知道这正是元帝本人的权术使然（本书前文已有交待）。
在这样的错误判断下，王章等人便会自然而然地生出另一种侥幸的欲望：如果帮助元帝认清石显的嘴脸，自己便会是最大的功臣，前途将不可限量。
但这正是王章的迂愚之处，也是他在成帝朝犯下了同样错误的根源所在。
但是，这一次的代价显然太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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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错胎
“王章事件”是成帝的皇帝生涯中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在王商和王章两人的策动下，他与王凤的两次正面交锋都以失败告终。失败的原因都不是王凤有多么强大，而是他自己在关键时刻战胜不了自己的弱点。他输给了自己。
或许成帝对自己也彻底失望了，从此便不再有任何独揽乾坤的企图，而是采取了消极怠工的方式，任由王凤及其继任者们摆布朝局。他把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到了声色犬马的极度享乐上来。
王章被处死后的几个月，次年（阳朔二年，公元前23年）夏天，光禄大夫刘向上封事（密奏），长篇大论地从各个角度分析了刘氏皇统面临的危机，希望成帝以祖宗社稷的大局为重，“援近宗室”，“黜远外戚”。
成帝看了刘向的奏书后，专门召见了他，虽然“叹息悲伤其意，”最终却只说了一句话：先生不必再说了，我会认真考虑你的意见。
说是这么说，但未见他有任何动静。
从“王章事件”发生到结束的全过程，冯野王始终没有参与过，甚至并不知情，他那时远在琅邪郡做太守。但王凤不可能放过这位声名卓著的政治宿敌，他必须趁着胜利的大好形势彻底解除来自冯野王的威胁。
冯野王也是个聪明人。当他获悉“王章事件”后，便忧惧成病，于是向朝廷请了3个月的病假。病假期满后病情仍不见好转，朝廷便批准他续假（即“赐告”）。冯野王便携妻儿回到杜陵老家寻医问药。
杜陵就在京师长安附近，估计冯野王寻医问药是假，借机回京刺探风声是真。
汉代官吏的休假，除了冬至日和夏至日等“法定节日”（时称“日至”）外，还有3种休假：
第1种是每5日休1日的“休沐”（在皇宫值班者是每10日出休1日）。
这种假日有些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周末，最早是为了让官员们经常有时间洗澡，别弄得臭烘烘的影响朝廷的脸面。
第2种是“宁”，是丧假的专称。
第3种是“告”，是因功或因病的休假，分为“予告”和“赐告”两种。
连续3次考核均功居上等者，可以获得一种特殊休假作为奖赏，称为“予告”。
如果官员的病假期超过3个月，就要被免离现职，等待重新分配。但是，如果经过上级批准（俸禄二千石以上者须经皇帝批准）者，可以不免职，带印绶归家治病，这种情况称为“赐告”。冯野王此次归家，便是属于“赐告”。
王凤为了打击冯野王，便事先通过了一项新规定：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员（在地方官即为太守或王国相）赐告期内也不得归家。
然后，他再指使御史中丞上书弹劾冯野王，说他借“赐告”养病之名，私持印绶离开工作岗位回到老家，是犯了不敬之罪。
杜钦素来敬重冯家父子的品行和才能。他向王凤求情说：这个规定本身就不合理，“予告”和“赐告”都是“告”，为什么后者就不允许归家呢？再说了，冯野王获赐告在先，朝廷新令颁布在后。新法不咎既往，如此处罚冯野王恐怕有失刑赏之信。
王凤自然不会采纳。杜钦聪明一世，在这个问题上却犯了糊涂——王凤必须要拿下冯野王，让那些企图效仿王章的人彻底断了他们的念想。
冯野王固然是不幸的。他最大的不幸并不在于曾经遭遇石显弄政。许多人都在元帝朝遭到石显迫害而在成帝朝重获新生，但他却偏偏又碰到王凤这个冤家，便永远没有了希望——谁让他是一位品行双优的外戚呢？
如果冯野王没有外戚的背景，以王凤之爱才，定然会竭尽举荐他担当重任。但他偏偏又是外戚，王凤如果举荐他，无异于养虎为患。
可怜的冯野王在元帝朝便被石显压制，成帝朝却又遭遇王凤这样的劲敌。
王凤不但罢了冯野王的官，还为了他开创了西汉王朝的一个先例：地方最高行政长官（郡太守和王国相）“赐告”之假也不得回老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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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面“旗帜”（1）
自元帝以后，西汉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多以“经学”素养的高低为凭。但王凤却是个例外，他举荐人才，只看治理能力的高低。在他辅政的11年期间，帝国出现了自武帝以来最壮观的“人才济济”的局面。
王凤举荐的能臣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有三位：“敢死之士”王尊、“草根丞相”薛宣和“官中大侠”朱博。
王尊素是孤儿出身，靠自学成才步入仕途，素以“敢死”著称。他一生五起五落，皆因刚直不屈。
元帝末年，东平王刘宇（宣帝之子）倚仗为皇室至亲，骄奢不守法度。几任国相都拿他没有办法；朝廷便再派能臣王尊为东平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