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帝犹豫不决地说：萧太傅的脾气向来刚烈，他怎么可能让狱吏收监？
二人劝道：他这次犯的错，不过是说话有些过火，不是什么大罪，想必他不会有什么想不通的。
元帝便答应了。
弘恭、石显将皇帝的诏令密封好，交给谒者（宫中传令官），敕令其亲自交到萧望之手中；同时，令太常（九卿之首，主管祭祀）紧急调动执金吾（负责督察京师及附近地区治安）的部队迅速包围萧府，故意制造紧张氛围。
摆出这样的架势，分明是要给萧望之做出一个假象：他这次犯了很严重的大罪。萧望之果然上当，当真就要自杀。但萧夫人劝阻了他，认为这不像是皇上的本意。
萧望之一时拿不定主意，便向正巧在场的门生朱云征求意见。这位朱云是出了名的“轻死重义”之士，年轻时便时常与各路豪侠相往来，40多岁了才拜萧望之为师，学习《论语》。他反过来劝老师自杀以保名节。
这下弄得萧望之没有了台阶下，不自杀都不行了。
萧望之的死讯传来，元帝闻之大惊，两手一拍，撕心裂肺地喊道：先前我就担心他不肯就捕，这回果然冤杀了我的恩师！
正好遇到太官进御膳。元帝痛悔不已，为之却食，“哀恸左右”。
悲恸之余，他便把石显等人召来，把他们狠狠斥责了一番。
——这位书生皇帝显然并没有察觉出此事背后的阴谋。
石显等人还是和上次一样免冠、叩头、谢罪。
过了好半天，元帝的情绪慢慢平静了下来。他想了想，事已至此，再骂他们也于事无补，于是便不了了之。
“宦官弄权”其实是皇上精心布的局
元帝有一个习惯，在下达的每道重要诏书中，都会首先自责一番，让人误以为他成天都在为国事忧心忡忡。不仅如此，他还会故作开明地要求社会各界对自己的问题畅所欲言，勿有所讳。
石显这样的人在朝中挖空心思求人之短以制之，朝臣们人人自危，自顾尚且不及，哪里还能顾得上“匡谏主过”？
因此，石显的专权其实不过是他与元帝之间的默契。元帝纵容他在前台上窜下跳，自己便可以躲到后宫去畅享艺术与女色的盛宴。
简直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音乐与女色的双重激情之下，元帝的身体状况一天不如一天。他便索性委政于石显，借口说石显这样的阉宦，没有了男人的欲望和俗世纷扰，便会集中心思勤恳秉公地干好主子交办的工作。
元帝深知给人“用人不当”的错觉总比说他“失德”要强得多；更重要的是，他成功地给人留下了“柔仁好儒”的印象——原本是好人，可惜心太软。
出于帝王“驭下”的本能，元帝当然也不可能把自己的底细直接了当地交代给石显。他需要做的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适当给石显一点儿潜在的危机感也没有什么不好，至少可以使自己始终处于主动地位——取尔首级，如囊中探物，你小子只能乖乖给老子办差；你可以适当胡作非为，但量你也不敢有更大的非分之想。
这种危机感像悬在石显头顶的一柄利剑，使他无论多么得意都不敢在主子面前过于放肆。
这一招儿确实管用。石显一边弄权，一边还得用心献媚，向主子证明自己的清白与忠心。他做贼心虚，“自知擅权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有以间己。”
但这类问题根本难不倒石显，他很快便想出一招妙计，可以让元帝明白，如果有人在说自己的坏话，都是居心叵测的迫害。
某日，元帝派他出宫去办事。他事先便向元帝请示说：今天出去要跑好几个地方，担心回来太晚，宫门关闭了，可不可以陛下特许，届时可以麻烦门卫给行个方便？
元帝当然满口答应。
于是，石显故意等到宫门关闭后再回来，然后以皇帝的诏命要求门卫把宫门打开放他进去。
第二天，果然有人上书告他的状，说他“矫诏开宫门”。元帝接到这个报告后，便笑着把它给石显看。
石显假装被吓得半死，可怜巴巴地哭着说：陛下亲信小臣，时常让小臣办差，其他人都很嫉妒，一心想陷害小臣。类似的事情还有很多，“诚不能以一躯称快万众，任天下之怨，臣愿归枢机职，受后宫扫除之役，死无所恨，唯陛下哀怜裁幸，以此全活小臣。”
元帝听后，“以为然而怜之，数劳勉显，加厚赏赐，赏赐及赂遗资一万万。”
从此，再没人敢随意举报石显，都以为他的言行代表着皇帝的旨意。
萧望之是当世名儒，石显一直担心把他弄死之后会受到天下儒生的攻击，便暗中结交谏大夫贡禹，对他“礼事之甚备”，还向元帝竭力举荐他做御史大夫。
于是朝野上下的清流言官都对他的为人刮目相看，不再以为他当初杀萧望之是出于什么私心。
或许元帝早把石显的这点儿伎俩和心思看得通体透明。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使石显对此心知肚明，也必须得揣着明白装糊涂，继续做出更加胆战心惊如履薄冰的样子，否则就会离死不远了。
这是基本的“为臣之道”：一个臣子，如果让主子知道你看透了他的心思，不杀你才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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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贤臣”是为防患于未然（1）
为了避免把那些“不识时务”的儒生引狼入室，元帝还采取了防患于未然的策略。只要是有点儿“直言”苗头的人，无论呼声多高，能力多强，元帝都不会给他入朝为高官的机会。
元帝的这点儿感悟，大概是从御史大夫薛广德身上获得的启发。
据说这位以教授《鲁诗》闻名的儒生，原本为人温文尔雅、宽容含蓄，但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就脾气渐长，喜欢“直言谏争”。
元帝依照旧例，于即位次年正月幸临甘泉宫，行郊泰畤之礼。礼毕后，他原本想留下来打打猎，借此机会好好玩几天。
没有料到，他亲手提拔的这位御史大夫薛广德上任不到10天，竟然上书规劝他道：“窃见关东困极，人民流离。陛下日撞亡秦之钟，听郑卫之乐，臣诚悼之。今士卒暴露，从官劳倦，愿陛下亟返宫，思与百姓同忧乐，天下幸甚。”
话说得很难听，弄得元帝没有办法，只好于礼毕当天便悻悻而返。
但是，薛广德给元帝制造的烦恼还没有完。
当年秋天，元帝准备西出便门，乘楼船去祭祀宗庙，但薛广德却突然钻了出来，挡在他的乘舆车前，免冠顿首地非要他从桥上通过，不能乘船。
元帝命令薛广德带好帽子靠边站，没想到人家反倒来了驴劲，说道：如果陛下不听臣的谏阻，臣就自杀，以血玷污陛下的车轮，让陛下无法进入宗庙。
元帝生气极了，正想发火。正好一位光禄大夫过来打圆场说：“臣闻主圣臣直。乘船危，就桥安，圣主不乘危。御史大夫言可听。”
元帝无奈，只得弃船从桥，但愤怒地说了一句话：没见过像你这么进谏的！
1个多月后，只当了10个月御史大夫的薛广德便被元帝以“灾异”为由，责令其光荣下岗。
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元帝终于领悟到一条“真谛”：只有让一群惟命是从的庸才充斥朝廷，他才能够安安然然地呆在后宫享受生活。
后宫里有一位非凡的女子叫冯媛，她是宣帝朝名将冯奉世的长女。
冯媛是元帝即位后第2年选入后宫的，因为给元帝生了一个儿子，被封为婕妤。
建昭年间（公元前38年～前34年）之某日，元帝携后宫嫔妃去上林苑虎圈（豢养猛兽的皇家动物园）观看斗兽表演。
突然，一只大熊逃出圈门，直奔元帝而来。它还攀上围槛，企图窜入大殿。
帝宠最隆的傅昭仪和其他随行嫔妃都吓得四处逃散。唯有冯婕妤挺身而出，挡在元帝身前，与大熊对峙，直到左右卫士赶来将它杀死。
元帝觉得很奇怪，便问她：见了大熊，谁都害怕，你为什么偏偏正对着它站着不动呢？
冯婕妤回答道：“猛兽得人而止，妾恐熊至御坐，故以身当之。”
元帝大为感叹，从此更加敬重她。第2年夏天便封她为昭仪，与傅昭仪平起平坐。
冯家当时在朝野均有重望。冯奉世此时已经去世，次子冯野王以政绩出众被擢升为大鸿胪，位列九卿。
石显想拉拢冯家，便举荐冯奉世三子（时任谒者）冯逡为侍中。但在皇帝召见时，冯逡却反过来告发石显弄权。元帝大怒，从此不再提拔他。
后来，御史大夫李延寿（即繁延寿）病故，朝中群臣以“大鸿胪（冯）野王行能第一”，举荐他接任御史大夫一职。
元帝征询石显的意见，石显不动声色地说：虽然九卿中没有人能够比得上冯野王，但他是冯昭仪的亲兄长，我担心后人会认为陛下任人唯亲，竟然以外戚为三公。
其实元帝本来就不想用冯野王。经石显这么一说，他才恍然大悟，终于找到了一个天衣无缝的理由，喜出望外地对石显说：你说得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层呢？
于是，元帝表面上嘉许了冯野王一番，实际上却对他废而不用；反而以太子少傅张谭接任御史大夫。
其实冯野王是元帝朝最令人瞩目的一颗政治新星。宣帝期间，他年仅18岁便初露大志，上书毛遂自荐为长安令。“宣帝奇其志，问丞相魏相，相以为不可许。”
冯野王后来历任当阳、栎阳、夏阳三县县令；“元帝时，迁陇西太守，以治行高，入为左冯翊。”
冯野王任左冯翊不久，辖区内的池阳县县令以为他不过是一位靠外戚背景爬上来的公子哥，没有不把他放在眼里，依然一如既往地大肆贪污受贿。
冯野王的督邮官（掌管官员监察）查实这位池阳令监守自盗十金，但他却拒不服捕，被督邮官格杀。他的家人上书申冤，说是冯野王在公报私仇。
元帝批示廷尉查办。
督邮官向前来调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