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认为你“一出有济”，就能扭转颓局。地球缺了你照样转悠，大局没有你也不至于立马崩溃；我希望你出山，不过是笃于友道，不忍看到你成为一个“非礼非义”的人而已。前面的斥责，未尝不能理解为诤友激愤的劝谏，对稍有气量的人来说，剔除掉那些过当的成分，尚可视为爱之深恨之切的激将法。而且，内心深处，未尝不能将之转化为一种被需要的虚荣；毕竟，我再愚再不肖，前线还是需要我，国家还是需要我。可是，最末这句“出之有济与否，亦非我所敢知”，竟将曾国藩聊以遮羞的最微薄的一点虚荣（自尊）也尽行剥夺。你让他脸往哪儿搁？一般来说，骂人不是目的，只是手段；左宗棠前面骂了那么多，骂得那么狠，其目的无非就是让曾国藩赶紧回到军队中去。然则，骂到“老兄之出与不出，非我所敢知也”，立即打住，转而说几句软话，如“老兄之出必有济，则我所敢知”之类，恰如给曾国藩递上一根竹竿，他难道不感激万分的“哧溜”一声就滑下台来，还非得呆在上面遭受臭鸡蛋西红柿的袭击？左宗棠偏不，他反而要将整个台子都拆掉，逼得曾国藩只能从那高台之上直生生摔将下去，跌得个鼻青脸肿屁滚尿流。人，或多或少，都有点自尊；曾国藩作为宋学出身的高官，自尊指数更当高于平均指标，至此，一点自尊都不给他留下，他不和左宗棠绝交才怪呢。 绝交，首先就要绝音问，故左宗棠此信发出后，曾国藩就没给他回信。事后，左宗棠也发现这番话说得太狠了： “涤帅自前书抵牾后，即彼此不通音问。盖涤以吾言过亢故也。忠告而不善道，其咎不尽在涤矣” ； “忠告而不善道”，即能刚不能柔，得理不饶人，正是左宗棠一贯的风格。这时候的曾国藩，尚未完成由申韩之学向“禹墨为体、庄老为用”之黄老之学的转变，故不能即刻原谅左宗棠的“不善道” 。但是，经过一年多的守墓“读礼”，曾国藩的人生境界陡然提升，其术愈柔，其道愈广；咸丰八年六月，奉旨援浙，他经过长沙，与左宗棠在一周之内数次深谈 ，并集“敬胜怠，义胜欲；知其雄，守其雌”十二字为一联，请精于篆书的左宗棠书写，遂“交欢如初，不念旧恶” 。 两年后，发生樊燮事件，曾国藩帮了左宗棠一把。在谕旨密询如何使用左宗棠，“俾得尽其所长”时，曾国藩复奏： “当此需才孔亟之际，或饬令办理湖南团防，或简用藩、臬等官，予以地方；俾得安心任事，必能感激图报，有裨时局” ； 一年后，朝命曾国藩节制安徽、江西、江苏、浙江四省军务，他一面力辞，一面极力保举左宗棠： “（左宗棠）其才实可独当一面，应请皇上明降谕旨，令左宗棠督办浙江全省军务，所有该省主客各军均归节制” ； 旋即奉旨：“浙江巡抚著左宗棠补授” 。 经过“夺情”、樊案两次风波的考验，曾、左二人的关系在此时达到最为融洽的程度。尤其是曾国藩，不但做到了“不念旧恶”，还做到了左宗棠挽联所谓的“知人之明”，并由此体现“谋国之忠”的襟怀。但是，过此之后，曾、左这对命中注定的“冤家”因公因私两度交恶，又着实印证了左氏挽联所谓的“攻错若石”。
伪幼主是死是活？
先说因公交恶。同治三年六月，湘军攻破南京，俘虏了李秀成，却没抓到幼天王洪天贵福。本书《战天京》一篇中，谓曾国藩给曾国荃提供了一份克复南京后报捷奏摺的范本，重点强调：“洪秀全之下落，银钱之多寡，不可不说大概，此外皆宜略也” ；洪秀全前此病死，掘墓鞭尸而已，毋庸赘议，但是，幼天王是死是活，却是个问题。怎么说这个“大概”，真是一门学问。排除掉“天国”派遣“天使”下凡来拯救幼天王的非常情况，那么，根据经验和常识，洪天贵福的下落无非三种：一、被杀并觅得尸首；二、被杀而找不到尸首；三、出逃。如果是第一种情况，毫无疑问，曾氏兄弟可以邀功请赏，朝廷可以明降谕旨宣布反革命彻底垮台。如果是第二种情况，曾氏兄弟需要找到有力证据（主要是敌我双方人证），证明洪天贵福确已被杀，尸首或被焚毁或被践踏以至于不可辨认，则亦可邀功请赏、亦可明示成功。如果出现外逃，则须查明出逃方向、随从人数等数据，或由湘军追击或由友军协剿，将之擒杀后，方能报功，方能昭告天下。 语云：星火燎原；又云：除恶务尽；说的就是“元凶大恶”漏网逃生后的两种解读。洪天贵福虽不像其父那样是实实在在的“元凶大恶”，但在此时，却是太平天国革命的“星星之火”，是太平军馀部聊可推戴的象征。没有他这尊偶像，太平军残馀诸军就是无首的群龙，失去战略目标，没有最高指示，无法团结起来进行下一步的战斗。而在清廷诸人而言，不能擒杀洪天贵福，势必睡不安寝、食不甘味。胜朝三宝太监郑和七下西洋，耗费无数财力人力，只是为了探寻建文太子的准确下落，就是这种“忧患意识”的具体表现。因此，上述三种情况中，最令人放心的乃是死能见尸的捷报，稍可放心的是逃而有迹的“匪踪”，最不令人放心的则是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的“据称”。第二种情况，所谓被杀而找不尸体，本质上就是最不令人放心的“据称”。考虑到这层利害关系，没有十分把握，将领不敢以此报告；没有十分证据，中枢也不敢据此结案。 我们先看看洪天贵福出逃的实际情况。李秀成供状云： “（六月十六日）初更之候，舍死领头冲锋，自向带幼主在后而耒＇来＇，冲由九帅放倒城墙缺口而出。君臣舍命冲出关耒。冲出城之后，过九帅营寨，叠叠层层，濠深垒固。幼主出到城外，被九帅营中，营营炮发，处处喊声不绝，我与幼主两下分离” ； 冲出南京后，李秀成将自己的坐骑让给洪天贵福，故洪天贵福得以逃之夭夭。而且，洪天贵福“将头髮熨卷，装扮洋人” ，也是得以逃脱的重要原因。随后，洪天贵福在刘庆汉等人保卫下，从淳化经东坝到达安徽广德，彼时人数不过数百。数日后，洪天贵福又被黄文金接到浙江湖州，订下自赣入鄂以图西安的战略 。 那么，曾国藩是怎么报告的呢？南京城破后一周，他说： “曾国荃亲讯李万材供称：城破后，伪忠王之兄巨王、幼西王、幼南王、定王、崇王、璋王乘夜冲出，被官军马队追至湖熟桥边，将各头目全行杀毙，更无馀孽。又据城内各贼供称：城破后，伪幼主积薪宫殿，举火自焚等语” ； 然则，此段关于洪天贵福的报告纯属误报。首先，“乘夜冲出”的人众中，就有“伪幼主”；其次，“举火自焚”纯属瞎话。当然，曾国藩未必有心造假；他根据李秀成被捕，其他头目被“杀毙”的确实情况，以及“城内各贼”关于“伪幼主”“举火自焚”的供称，进而推测洪天贵福这个弱质少年逃不出湘军的包围，不能不说把握很大。加之湘军苦战经年，于封功赏爵，皆翘首以待；若单为落实这个细节而延误奏举功勋的时机，实在不得人心。因此，他犯了一个平生避之唯恐不及的妄语戒。根据这份报告，清廷乃确信湘军立下了“次第荡平，歼除元恶”的大功，于是“特沛殊恩，用酬劳勚”，一次性封了侯、伯、子、男四个爵位 。但是，如前所述，湘军此役不过“次第荡平”而已，于“歼除元恶”尚功亏一篑。那么，严格来说，这是欺君蒙上的罪过；宽容一点，也逃不过欺功冒赏的指责。这份报告，就好似没有会计师签字的公司财报，经不起严密的审计，一旦有人举发，必将招致监管部门的严厉处罚。很凑巧，左宗棠就做了这个举报者。他在七月六日汇报湖州军情的奏折中，毫不留情的揭穿了曾国藩的“谎言”： “据金陵逃出难民供：伪幼主洪填福 于六月二十一日由东坝逃至广德，二十六日，堵逆黄文金迎其入湖州府城。查湖郡守贼黄文金、杨辅清、李元继等皆积年逋寇，贼数之多约计尚十馀万，此次互相勾结，本有拼命相持之意；兹复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则其势不遽他窜可知。且江西兵力渐集，李世贤、汪海洋诸逆如不得逞于江西，则遁入浙、闽，复与湖州踞逆相首尾，亦未可知” ； 对照前引李秀成、洪天贵福的自供状，可知左宗棠关于洪天贵福踪迹的情报十分准确。惟他推测太平军将在浙、闽汇合，与实情有出入。“借伪幼主为名号召贼党”，这一句话最厉害。前云星火燎原，是清廷上下最不放心、最为惧怕的局面；经左宗棠此番“可知”、“未可知”的渲染，竟好像立即要成为事实，中枢不由得要回过头来追究曾国藩谎报战绩的责任： “据曾国藩奏：洪福瑱积薪自焚；茫无实据！似已逃出伪官。李秀成供：曾经挟之出城，后始分散；其为逃出，已无疑义。湖熟防军所报斩杀净尽之说，全不可靠！著曾国藩查明。此外，究有逸出若干？并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 ； 语气很严厉；不仅斥责前次报告“茫无实据”、“全不可靠”，而且要“将防范不力之员弁从重参办”。刚刚犒奖三军，这会竟要择员参办，就像国际体育组织根据药检报告收回违禁选手的奖牌、奖金，并加以禁赛若干年的处罚。于理则当，奈何情不能堪？承认“伪幼主”果未“歼除”，则前此功赏必须返款退税，湘军整体名誉也要受到损害。更重要的是，南京克复之后，曾国藩已经著手裁撤湘军，正为缺少遣散费发愁，幸而朝廷赏赐了大量虚衔、功牌和雀翎，稍可以暂时的荣誉感弥补将士们在物质回报方面的缺憾。现在陡然追究“防范不力”的责任，则竟连精神鼓励也吝啬起来，作为统帅的曾国藩不得不担忧比太平天国的死灰复燃更迫在眉睫的问题——军营哗变。因此，他不得不“霸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