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逍遥法外”。即使身受重伤，情有可原，也“只可略从末减，未便概置不问”。不据复禀治罪、而选择“补参”的理由，则还在于“稍留陈国瑞体面，冀收鹰犬之才，一策桑榆之效”；红脸白脸，公义私情，都由老曾一人说尽，陈国瑞所有辩解全被预先噎住，旁人所有辩护全被预先驳倒。 。什么是刀笔？这就是刀笔。奏上，一周内就奉到谕旨：“陈国瑞着撤去帮办军务，褫去黄马褂”。 心灰意冷，索性帮办的活也不干了，陈国瑞请了个病假，南下江苏，在清江浦疗养。心绪恶劣，不免迁怒于人；某日，养子陈振邦不知何故得罪了他，陈国瑞大怒，扬言要杀逆子，正家法。振邦跑到漕运总督吴棠家求救，吴出来打圆场，陈不听，执意要杀。其时，振邦已经积功升上总兵，赫然朝廷命官，且尝直接听命于吴棠；于公于私，吴棠都得保护他的人身安全，故将其藏在府中。陈国瑞闻信，亲率数百亲兵，连夜赶往督署，勒令交人。吴棠急命关门，陈国瑞即令破门。督署护卫又惊又怕，在内大喝：“乃敢反耶！”国瑞颇有辩才：“以子判父，非反而何？”不一会，连破大门、二门，杀奔到宅门前。宅门坚固，门前回旋馀地不大，攻兵难以致效，久攻不克。僵持间，门内守卫众口其骂，从充任“粤寇”童子军的反革命“劣迹”一直骂到前不久被刘铭传全歼精锐的“糗事”，其间必还夹杂各类人身攻击用语（伯牛案：当日所骂具体为何，今不可考。以上内容，谨就个人阅读及日常经验臆造）。门不破，骂愈急，陈国瑞不胜羞怒，“痰涌气厥”，诱发某种类似癫痫的病态，乃“以头触门”，“颓然仆地”。吴棠这才开门，命人将其抬到某庙，实行双规。同时，据实上奏，“劾其病癫”。估计军机处看了这份参稿，哭笑不得，才会有以下四条处理意见：首先，根据精神病人不得担任公职的原则，“褫职”；其次，根据精神病人不承担刑事责任的原则，不予治罪，“押送回籍”；再根据社会保障法中切实照顾好精神病人日常生活的原则，“收其盐本、田产充公。存银二万五千两，储湖北官库，分年付赀生计，毋令失所”；最后，根据国家干部（离休）管理制度，嘱咐地方官“俟其病痊，奏闻”。 经医护人员精心护理，在各级官员悉心关怀下，陈国瑞将军逐渐恢复了健康，并时常登高揽胜，感时抒怀。于是，黄鹤楼上，故将军“著道士冠服”，慨然提笔，“作掌大书”，写下了“白云可杀不可留”的名句。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入京
解题说过，“白云”意指“蔽日”的小人。军界最大最厚的一片“白云”，自非曾国藩莫属；其他刘铭传、吴棠之流，则是奇形怪状的各色“白云”。“白云”蔽日，不见长安；昔日的百战名将、青年“大帅” ，今日破产夺官，落魄如此。细说从前，展望未来，怎不恨杀“白云”？怎不恨不杀“白云”？此生若再见“白云”，怎不仗剑而起，揪而杀之？所以，据此逻辑，才会有一段陈国瑞追杀曾国藩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 “曾国藩晚入都，湖南、北同乡京官公宴诸会馆。酒酣，国瑞触念往事：曾奏痛屈抑己；拔剑砍之。曾绕柱而走。阁学陈廷经于曾为同年，而国瑞宗人；以身翼蔽曾，夺其剑而罢”； 真有这回事么？我们先看看这个故事是谁讲的。故事出自吴光耀的《庚戌文钞》。吴光耀是陈国瑞的湖北老乡，掌故专家汪康年说他“于湘人中兴将帅深致不满，而于鄂人及他省人有功被抑者则力为表扬……惟此书于所闻见辄为载笔，未尝详细考察，至于诸人履历亦多舛错”；然则此书不单像大部分笔记著作一样，博闻而不阙疑，广识而不核实，其作者还隐持“省籍歧视”，记人叙事，未免掺入主见，不够客观。那么，我们有必要仔细考证一番，看这个故事是否有失实之嫌。 首先，故事情节就比较可疑。陈国瑞亲历行阵，手刃强敌无数，有心杀人的话，便是十个曾国藩也给他打发了。三十多岁的陈国瑞追杀年近六旬的曾国藩，曾还能“绕柱而走”，莫非《挺经》之效更胜《易筋经》？陈廷经一介书生，竟能于千钧一发时“以身翼蔽”，“夺其剑而罢”，身法如此高妙，手法如此准捷，莫非是化装成内阁学士的大内高手？ 当然，“戏说”是笔记著作的特点，读者不必太多拘泥。考察历史，大节为要，我们可从“亦多舛错”的“诸人履历”入手，检验作者对笔下人物的熟稔程度。他说“陈廷经于曾为同年”；同年，盖指同年考取乡试、会试之人。曾国藩是道光十八年进士，陈廷经却在道光二十四年中进士 ，明显不是同年。履历舛错的毛病，又犯了一次。但是，记忆传闻有误，尚不足妨碍故事整体的可信度，只有从时间、地点及其他旁证入手，或真或假，才能查个水落石出。 吴光耀说事发地点在湖广会馆，我们可以根据《曾国藩日记》的记载，逐次核对他在湖广会馆的形迹，看能否发现“刺杀事件”的蛛丝马迹。 曾国藩自咸丰二年离京以后，直到同治七年才再度入京。这次是调任直隶总督，并奉旨觐见二后皇帝，他于十二月十三日至京，明年正月二十日离京。一个多月内，他去了两次湖广会馆。十二月二十一日，湖南同乡在湖广会馆设宴招待他，听戏、饮酒，从下午到晚上，十二点多才走，看不出受惊的痕迹。八年正月十日，到湖广会馆团拜，饮酒、听戏，从四点多呆到九点多，回家后，“甚得佳眠”，也没受到惊吓。同治九年九月，调任两江总督，临行进京请训。九月二十五日至京，十月十五日出京，其间去了一次湖广会馆。十月十一日，恰逢他六十大寿，同乡京官及其他僚友隆重设宴于湖广会馆。下午三点至馆，七点多回家，回家后还清理文件，并未遭遇突发事件 。此次离京后，直到死在江督任上，他再也没到北京。由此可见，曾国藩在湖广会馆遇刺，不符事实。 吴光耀是不是记错了地点呢？遍查同治七、八、九年在京日记，都没有此类突发事件的记载。曾氏日记于待人、会宴诸事，纪录甚详，此种事件虽不愉快，但是也没必要隐讳。据此，可以认为，曾国藩在京期间遇刺，不符事实。 还不甘心的话，我们再看看在京期间乃至直督任内，他与“当事者”二陈的交往。据日记记载，在京及直督任内，唯一一次三人共同见面，乃在九年七月廿三日：“陈小蕃来久谈，陈镇来一谈”；小蕃，陈廷经字。陈镇，即陈国瑞。此时曾国藩正处理天津教案，陈国瑞被法国公使罗淑亚点名抓捕 ，他力辩其不在事中，无须治罪。与二陈的会谈，应该与此有关，陈国瑞这会也绝不可能“酒酣”、“拔剑”。 根据对曾国藩言行踪迹的调查，我们找不到遇刺的痕迹。从陈国瑞在同治八、九年内的行踪，也看不出他曾有此豪举。刺杀武英殿大学士直隶总督未遂，若要论罪，必是死刑；倘若审官徇情、奥援出力，也是死罪可免，活罪难逃，发配新疆、东北等地，乃是题中应有之义。可是，考察事实，此期间的陈国瑞春风得意，直上青云，怎么也不像受过刑责的样子。所以，“白云可杀”，而终于未杀。人物、时间、地点，没有任何证据支持此一事件的真实性，吴光耀捏造故事、意淫老乡，可以结案定拟。九泉之下，他恐怕也因造谣诽谤而处身拔舌地狱了。 庆云（国瑞字）虽未追杀“白云”，但是，人在长安，浮云已散，陈国瑞将度过一段事机最顺、意气最盛的岁月，足以令其淡忘过往的屈辱，消泯曾经的恩怨。同治七年春，捻军张宗禹突犯直隶、山东，经醇王密荐，陈国瑞赴京，进入神机营，以头等侍卫身份训练旗兵。当时捻势大盛，恭亲王节制左宗棠、李鸿章、曾国荃诸军，合围会剿，成效不著。陈国瑞以剿捻起家，一时间很多人都想重新起用他。因剿捻不力而退居后勤保障一线的曾国藩也不例外。五年底，他给李鸿章幼弟李昭庆传授机宜，就说：“据擒贼供：所以怯陈国瑞者，以其夜间极善劫营，又打仗耐久，不肯收队。湘、淮各军枪炮远胜于陈，但不肯恋战，收队太快” ；淮军初始，得苏、沪饷源之利，过于倚靠洋枪大炮，养成骄娇之气。与捻军相遇，对攻近战，稍逊一筹，并不仅仅是不习骑战的原因（陈国瑞在僧军，并不统领马队，而是指挥步兵）。来自对手的赞扬最可宝贵，所以曾国藩不得不惹发相思，唱起“人不如故”的老调。六年初，他就写信给李鸿章：“拟调陈国瑞前来金陵察酌，练成一军，备贤昆仲及舍沅弟调遣”；按：曾国藩时任两江总督，故称调其来金陵；“舍沅弟”，曾国荃字沅浦，时任湖北巡抚。但是，古琴虽好，奈何调不准弦？陈国瑞桀骜难驯，他“反复筹思”，权衡利弊，觉得并无把握用好这个“将才”，终于只能“决计不用” 。曾国藩不敢调，醇王却敢，原因不在他比曾国藩更能“将将”，而是因为：一，湘、淮军势太盛，始终不令满人放心。如果陈国瑞练成新军，则可以收到制衡的效果；二，陈和僧格林沁情同父子，恭、醇和僧交情亦深，较之调派其他汉人将领，共事当更愉快，情感愈易融洽。 “陈大帅”之名久在人口，一旦来京，故将军重作干城，王公贵戚“望门而求纳交”，朝野称颂，中外倾动。更令他心情愉快的是，听到他重出江湖的消息，死敌刘铭传立即告病还乡，逃之夭夭 。老“白云”退居二线，小“白云”惊慌逃窜；坐观浮云窘态，恐怕比手刃浮云更令人快活。 排除干扰，轻装上阵，陈国瑞入京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训练神机营的旗兵。神机营创设于咸丰末年，抽调在京八旗精锐组成，僧格林沁曾任指挥官，现在由醇王奕譞领衔。神机营固为“八旗精锐”，但依然保留了养鸟、斗蝈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