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在北京，有的在武汉，也有在上海，孩子们每月给他们寄钱过日子。
由于严仁美长期积极参加里弄的工作，全都是义务劳动，不仅从不拿一分钱，还经常参加捐款捐物，所以在里弄里跟大家关系处得很好，受到大家的爱戴。干部们无论是街道里弄的，还是市委统战部或是侨联、妇联的，都称她为严大姐。在天下大乱的那些年头，里弄干部和大妈大嫂们主动来保护她，使她从未挨过批斗。一旦风声紧了，就会有人用各种方式来通风报信，她就会提前从后门躲出去。
粉碎“四人帮”以后，她又恢复了过去的活力，担任了徐汇区天平街道侨眷联谊小组的副组长（正组长是荣漱仁，她们当年是中西女中的同班同学）。除了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参观学习，争取海外华侨投资国内企业，她本人还亲手办起了两个实业，一是开在建国西路上的“侨友服务社”，是侨眷集资办的小卖部，她是法人代表。她凭着人头熟的关系优势，常能批发到市场上的紧缺商品，如丝光毛巾、精纺绒线、优质炼乳等，因此效益非常好。二是在高安路办了一个“侨星托儿所”，她任副所长，招收了40名幼儿，因高质量的伙食和幼儿教育享誉当时。
这两项实业，不知花费她多少心血。所赚下的利润，全部用来联络侨眷，组织侨眷外出活动。办“侨友服务社”时，为了节省开支，她甚至会跟同事一起，一左一右地坐在“黄鱼车”两边，到浦东去批货……因此她所在的侨眷小组，活动最丰富多彩，年年被评为先进组织，1983年还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
远在天涯海角的深情厚意
改革开放以后，严仁美夫妇可以到海外走走了。在走亲访友的同时，他们不忘联络爱国华侨，介绍国内情况，争取他们回国观光或投资，为国家建设做贡献。
1980年春节，她和丈夫一起去香港探亲访友，受到亲戚朋友们的热情款待。他们的多年至交宋启勋（美孚石油公司远东总裁）夫妇亲自到火车站接他们，并安排在他们家住，当天就陪他们去逛街。在他们亲友的想象中，大陆历经过很多政治运动及自然灾害，尤其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生活很苦，他们一定憔悴得像难民，因此都带了旧衣服和食品前来探望。见面时，想不到他们身体比香港人还健康，穿着在香港也算时尚的，都十分惊奇。他们原计划在香港玩两个月，结果一住就是半年。东亚银行总裁简月强先生还给李祖敏在银行里找了一个职位，安排了一个写字间。张大千从台湾打电话给他们，并托人带了一张画送给他们，在电话中关照说：“你们把画卖了，用钱可以舒服些。”但他们至今还珍藏着，作为纪念。
后来宋启勋先生又帮他们在香港移民署申请到了“回港证”，希望他们今后就在香港生活，不要回上海了。当时从大陆申请到香港是非常困难的，大多数人到了香港就不再回大陆了。但是严仁美和丈夫为了不辜负政府的信任，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终还是放弃了在香港工作和生活的机会，回到了上海。
严家有许多亲戚在美国，其中有严仁美的四姑严彩韵和六姑严幼韵、顾维钧夫妇，还有几十年的好友孔令仪，大家都非常想念她，不知她这些年是怎么过来的。于是她的弟弟严仁燕（定居洛杉矶）为她申请办理了赴美探亲手续，堂妹严仁菖帮忙做些准备工作。从香港返沪一个月后，严仁美又飞往美国，在美国各家走走，一住就是一年半。
严仁美先是被孔令仪接去，在她家住了两个多月。孔令仪依旧像几十年前一样，关心着严仁美的一切。她了解了国内情况后，主动提出要帮严仁美培养一个孩子。后来严仁美的大儿子留学美国，第一年的学费就是孔令仪资助的。
接着她的六姑严幼韵又把她接去，对她关怀备至，对她说“这是回娘家了”。她每天陪95高龄的姑父顾维钧散步、聊天、打牌等。每周末则去四姑家度周末，陪四姑上教堂做礼拜、上街购物、去饭馆吃饭。
在美国期间，她还去夏威夷看望了张学良将军、赵四小姐夫妇，去华盛顿探望了蔡文治将军、吴佩珠（吴靖的妹妹）夫妇，共拜访了十多位亲友。当时正值美国里根总统颁大赦，可申请“绿卡”。但是严仁美还是放弃了在美定居的机会，返回了上海。
宋美龄是从不会见从大陆来的人的，对于严仁美的到来，虽然没有见面，但托孔令仪送她一件精致的灰色双面大衣，还送了她一箱子衣服，因为她的衣服尺寸跟宋美龄是一样的。但回国时，她只带回了那件灰色大衣。
有消息说，后来有些亲友捐献大陆的款项达千万美元。
福寿双全 欢度晚年
上个世纪末，与她相依为命五十多年的老伴儿李祖敏先生病逝了，几年后，她的小女儿也病逝了。孩子们耽心她的身体，把她接到深圳与二儿子一家一起生活，受到了温馨、周全的照顾。现在她的名下有四代人，共37口，最大的曾孙也已17岁了。每到过年过节或是她的生日，总会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祝福。
回顾往昔，令她感到欣慰的是，她的子孙后代都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各自的岗位上取得了优秀的业绩——大儿子毕业于夏威夷大学，从事会计师工作几十年；大女儿在北京、二儿子在深圳，都是我国著名的医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小儿子在美国从事音乐工作，硕士学位；小女儿支援边疆建设多年后回到上海，在上海医科大学从事财务管理工作（现已病故）。她的孙子辈共有15人，居住在北京、深圳、香港及美国、加拿大等地，分别从事工程技术、金融证券、教师、会计师等专业工作，各有建树。重孙辈有6人，较大的已上中学 。
她经常会接到来自晚辈们的长途慰问电话，每到过年，孙辈们都争着给她发“红包”（最近四川汶川大地震，她边看电视边流泪，捐出五千元支援灾区，这五千元就是孙辈们发给她的“红包”）。大儿子退休后每年来陪她二三个月，聊聊往事，说说老话，做点美食，使她始终感到亲情的温暖。
现在她除了每天看报、练字、看电视、记日记，还经常要写回信——给吴靖写信。因为吴靖耳朵背得厉害，电话不方便听，她们就你一封信来，我一封信去，差不多每周一个来回。她们在信中驰骋着回忆，驰骋着近百年的人生，写着写着，似乎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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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宋子文的恩恩怨怨（1）
上海滩过去有两个很出名的七小姐，一个是盛宣怀的七小姐盛爱颐，另一个是孙宝琦的七小姐孙用蕃。两个七小姐是亲戚——孙用蕃是盛爱颐的嫂子（盛宣怀的四子盛恩颐的夫人孙用慧是孙用蕃的姐姐），还是张爱玲的后母。她的出名多半是由于后人同情张爱玲，反正一旦讲到张爱玲与后母不和，在父亲和后母家受了多少多少委屈，总要把孙用蕃扯出来指责一番。盛爱颐不同，她的出名一方面是家庭关系，父亲是晚清重臣盛宣怀，李鸿章最得力的洋务干将，树大招风嘛，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她自己。
盛爱颐是盛府的当家人庄夫人的亲生女儿，其父去世时她才十六岁，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了。她的胞兄盛老四（即盛恩颐）时任汉冶萍公司的总经理，在上海滩各路朋友很多，整天忙在外面，盛爱颐则是妈妈的心肝宝贝，朝夕陪伴在侧。庄夫人外出应酬或是打牌，七小姐是当然的“保镖”。庄夫人若是有什么个人私密的事情，多半也是由她出面周旋，故不到二十岁就见多识广，伶牙俐齿，以“盛七”闻名上海滩。
当时宋子文刚从美国留学回来不久，由其大姐宋蔼龄引荐，当上了盛老四的英文秘书，因为宋蔼龄原先当过盛家五小姐盛关颐的家庭教师，与盛家上下都熟。盛老四因社交活动繁多，几乎白天黑夜颠倒着过日子，住在老公馆时差不多睡到中午才起床，而宋子文的作风是西洋一套，按着钟点来盛府汇报工作，见主人迟迟未起身，只得在客厅里等候。庄夫人和七小姐看不过去，时而出来招呼一下，这就使他有机会接近盛七小姐。
宋子文长得一表人才，举止谈吐儒雅得体，办事雷厉风行从不误事，很快赢得了盛家人的信任。不久，他不仅主动担任了七小姐的英语教师，还经常向她讲述大洋彼案的异国风光及风土人情，尽可能地展示他的博学和才识。七小姐未出过国，经不住他的“唬”，那颗高傲的心，渐渐向他靠拢了。
可是事情并非像宋子文想的那么罗曼蒂克，七小姐的母亲庄夫人硬是不同意这门婚事。起初她觉得小伙子人长得不错，又是留洋回来，两个年轻人似很投缘，也就颇有些心动，但对宋子文的家庭尚不十分了解，于是请家中大管家李朴臣去打听。李朴臣回来禀报说：“宋家是广东人，信基督教的，他父亲是教堂里拉洋琴的。盛宫保的女儿怎么可以嫁给这样的人家？”庄夫人有数了，门不当户不对的，不能答应他！
盛家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认为，觉得两家的地位太悬殊了。那时盛家虽已失去了盛老太爷的支撑，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一千多万元遗产（截至1920年1月为止，为一千三百四十九万八百六十八两八钱五分五厘。此为盛宣怀去世之后，由李鸿章的大儿子李经方主持的盛氏财产清理处，经过两年半的清理，最后登报公示的数字。按彭信威教授的《中国货币史》一书中的换算法，即以中国大米的实际购买力来换算，1920年代中国一块银元相当于2006年的145元人民币）还是硬碰硬的，都在庄夫人的掌控之中，在上海滩仍能呼风唤雨。而宋家是传教士家庭，虽然兄弟姐妹都留过洋，但那时还远没有到发达的时候。宋子文回国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宋曜如就去世了，留下的家产，仅够维持小康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