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增加了此时景象的凄凉。
冯英子：著名老报人，原《新民晚报》副总编辑。“八一三”淞沪会战亲历者。（2）
25日起，战局逆转已成定局，闸北我军仍然镇定地抵抗到26日天黑以后。担任掩护的524团则一直战斗到晚十时后，才有序地撤退。逐渐稀疏的枪声，使凶残的日军更为嚣张和疯狂。但他们在我军数十天沉重打击后所产生的对黑夜的恐惧，令士兵不敢贸然追击，只能以大炮不停地射击。晚上十一点以后，更是大量发射烧夷弹，四处纵火。当晚造成闸北地区先后共有13处燃起了熊熊烈火，整个闸北几乎都浸淫在漫天火海之中。如此大面积的狂火，为上海历史上前所未见，中国民众仅剩的一些财产，都被付之一炬。闸北救火会队员冒着生命危险，出入火场，灭火救人，但直到27日凌晨仍有数处余火和烟雾在冉冉地升腾。
27日拂晓，日军大部队才敢往前推进。他们以小队尖兵为前导，从北四川路底的海军陆战队司令部附近出发，经过八字桥、宝山路进入原来由我军把守的北火车站周围的阵地。虽然未见到丝毫的抵抗，但仍显得十分谨慎，小心翼翼地逐次搜索向前。七时许，北火车站两路局大楼以及附近的一幢幢房屋陆续被敌人占领。
控制北站以后，敌兵分成两路，分别向西和向南搜索。往南搜索的部队又分成几路，四散前进。其中一支小队一边以机枪、步枪扫射，对可疑的房屋则先投掷手榴弹，沿着马路缓慢地往南推进。八时许，当搜索到蒙古路附近时，突然一阵激烈的枪声响起，从马路两边房屋的墙角射出了如雨般的子弹，打得日军一下子全趴伏在地上。还没有等他们惊魂稍定，前方蒙古路旱桥上一挺轻机枪又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咯咯声，居高临下的点射，把趴在地上的日本兵吓得赶忙逃到旁边寻找断墙作掩蔽。突然受到打击，以及对方情况不明，使日军不敢贸然行动，立即稍作后退，只是远远的以猛烈的机枪、步枪进行扫射。而此前，敌军在我军初次打击时，已有数人受伤。战斗过程中，北站及周围的许多敌占大楼，先后插上了太阳旗。十时后，我军阻击部队按照命令，逐步后撤，其他方向的警戒小组，也依次收缩。等我军撤退后，日军搜索小队才远远的跟着，见我军退入苏州河边一幢高楼，便召集其他部队，以机枪一阵猛扫，并以迫击炮轰击。见我军还击稀疏，又从西北两面放火，企图将高楼两边的民房烧毁。
经过在四处缓慢的搜索行动后，日军确认已经将上海市区逐步占领。闸北地区只有紧靠公共租界、位于苏州河北岸的这幢叫做“四行仓库”的高大建筑物内还有一些中国军队把守。他们对仓库内的情况还不清楚，但预计很容易就能解决。为此，继续调动和召集部队，在仓库外围大楼及街上构筑工事，架机枪、设炮位，把仓库封锁得严严实实。
当一切准备妥当以后，下午一时许，敌军先以小股部队发起对四行仓库的进攻，以后逐步增加为数十人，以至数百人，但在我军战士的英勇打击下，日军伤亡累累，遭到一次又一次失败的命运。在以后的四日四夜的战斗里，坚守四行仓库的我军“八百壮士”在父亲谢晋元团副率领下，涌现出了许许多多英勇感人的杀敌壮举，给苏州河南岸观战的中国民众以极大的鼓舞。其间，得到上海民众支援的我军，又于仓库楼顶升起了庄严的国旗，压倒周围的太阳旗，在蓝天下迎风飘扬，给上海民众以极大的精神鼓励，使上海沉闷、压抑的空气一下子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上海民心振奋，抗敌热情无比高涨。八百壮士成为鼓舞人民，团结抗战的光辉榜样。
我的父亲谢晋元将军——八百壮士浴血奋战记引子 四行孤军八百壮士的奋斗是一幕惊天地、泣鬼神、永垂史册的伟迹，是“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光辉顶点。中国军队二个半月的浴血抵抗，已经出现了成千上万甘洒热血、英勇杀敌的将士，他们的光辉业迹，将永垂青史。而在战役后期，大军忍痛撤退之时，出现了八百壮士的抗战壮举，使战役中牺牲的将士更显伟大，使“八一三”淞沪抗战更显其光辉，使这次战役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更显其重要性和对历史发展的重大作用。
日寇侵淞沪，我军勇迎敌（1）
“七七”卢沟桥事变以后，日本侵占我华北。同时在各地不断挑衅，侵华步伐骤然加快。为了攻占我国的经济中心上海，威胁首都南京，实现其“三个月灭亡中国”的梦想，便不断挑起事端，千方百计制造侵略的借口。
当日军在上海频繁调动并动员和武装侨民，制造紧张气氛的时候，7月24日，驻沪日本海军宣称有一名叫宫崎贞夫的水兵被绑架而失踪了。于是，日海军陆战队于当晚大批出动，控制各处交通要点，设卡进行盘查，上海局势突趋紧张。虹口、闸北和沪东杨树浦的中国民众吓得纷纷搬家避难。三天以后，失踪的日本水兵宫崎贞夫却在镇江市出现。他在该市乘船时，自己跳入江中，企图自杀，而被船夫救起。28日，江苏省政府派人将他送到南京，交我外交部转交日本驻南京大使馆。宫崎在他签名的自供状上写道：“7月24日晚上，我在北四川路的一家娼寮里面，被另一名士兵看见，因为这家娼寮并未经过日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指定，所以日本水兵不能前往。我因这是触犯军纪的行为，所以弃职潜逃。”至此，日本人图谋挑衅的行为终于被揭穿。而实际情况是否如此简单，还是日军授意，制造事端，以图嫁祸我方，挑起冲突？事实真相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日 军 挑 衅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在上海局势日益紧张的时候，8月9日下午五时许，驻白利南路（现长宁路）日本丰田纱厂（后为上棉五厂）的日本海军陆战队西部派遣队队长大山勇夫中尉和水兵斋藤要藏两人，乘坐一辆挂56号试车牌照的黄色福特敞蓬汽车，携带武器从虹桥路强行冲入我虹桥军用机场，受到机场卫兵制止。斋藤等人蛮横无理，开枪打死我卫兵时景哲。驻守机场的我保安队闻枪声出来巡查，斋藤等两人竟又开枪射击。我保安队员被迫自卫还击，当场击毙一人，另一日兵也被击中，奔逃数十步，伤重倒地而亡。
事件发生后，我方于当晚十时循外交途径与日方交涉，希望能圆满解决，勿使事态扩大。日方为争取时间增兵上海，也同意于10日由双方及公共租界工部局代表，共同前往出事地点调查，并由日方将被击毙的日本兵尸体领回火化。在通过谈判解决的同时，日方暗中加紧从本土调集军舰运兵到上海，以图发动侵略。当时，上海的兵力部署已对我方极为不利，这是五年前签订的《淞沪停战协定》所遗留的后患。
1931年，日本军阀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我东北三省以后，急于扶植其傀儡成立伪“满洲国”。为转移视线，便在沪东引翔港制造事端，并于1932年1月28日挑起冲突。我第十九路军在蔡廷锴军长、蒋光鼐总指挥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率领下，自发抵抗侵略，史称“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来又得到张治中军长指挥的第五军的支援，取得了一系列战斗的胜利，共歼灭日军一万一千人。但由于双方兵力和装备相差悬殊，我军在绵延百余里的战线上，以四万余人抵抗敌军七万余人的进攻，且得不到后续部队支援。日军在飞机、大炮和军舰炮火的猛轰下，于浏河登陆，使我军侧背及后方受到严重威胁，不得已于3月1日晚退守第二道防线。5月5日，我国政府被迫与日方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规定我军驻扎位置在安亭至浒浦口以西地区，上海不能驻正规军。而日方仍可派海军陆战队二千人驻扎上海。以后，上海警备司令部虽以维持治安名义，成立保安总队，辖保安队二个团，但其装备及训练均不足，没有多大战斗力。
日寇侵淞沪，我军勇迎敌（2）
“七七”卢沟桥事变后，7月27日，我军事委员会命令海军部在江阴沉船，封锁航道，将长江内日舰及沿岸日侨上万人俘获，以与日方谈判解决华北事变问题。但此绝密情报被行政院简任秘书黄濬出卖。次日，汉口等地的日侨在海军第11战队司令官谷本少将统率的炮舰、驱逐舰及驻汉口的陆战队300人护卫下，全部紧急向上海撤退。同时又武装了日侨（称为“在乡军人”）3700人，其在沪兵力已有七千余人。日方又利用谈判之机，积极增兵。8月11日，日海军从佐世保调来的第三舰队16艘军舰到沪，使在沪军舰达到28艘，分布于吴淞口至黄浦江的各处要点，日方五艘运输舰上的海军陆战队3000人纷纷登陆，加上各舰可抽调兵力1600人，日军的总兵力达到12000人，形成对我威胁之势。
日方在优势兵力支持下，转而采取强硬姿态。8月11日下午四时许，日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向上海市政府提出“质问”，声称“对于虹桥机场击毙两名日本兵的事，日本全国极为震动。”并要求“一、撤退上海的保安队。二、所有保安队之防御工事概行撤除。”对于日方的无理要求，我方代表俞鸿钧予以严正批驳，声明必须由日方先行撤回军舰和所增派军队以后，我方才可以考虑保安队稍作后退的问题。在《淞沪协定》共同委员会的英、美、法、意代表参与调解下，我方为了避免冲突发生，自行先将日侨居住区域附近的保安队后撤一定距离。并表明我国保安部队在自己领土上布置防御工事是完全正当的权利，不容日方提出所谓“撤退保安队”之类的非法要求。还就日侨连日来大量抢购大米等物资，不守秩序、制造混乱的行为，要求冈本加以制止。
扩大侵略乃是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既定方针，我方的退让并未能改变其侵略部署。8月11日至12日，在谈判与调查的同时，日方继续增派军舰来沪，陆战队以杨树浦一带日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