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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点刚过，人们开始陆续返回“c区”。从厨房窗口望去，见三个女士从窗底下走过。三人都头戴帽子，不晓得什么模样和年龄。但从声音听来，都不像很年轻。她们拐个弯，不久便消失了。继而，同一方向又走来四个女士，同样拐弯不见了。四下里弥漫着黄昏的氛围。从客厅窗口，可以望见树林和山峦的棱线。棱线上浮现着淡淡的夕晖，宛如镀上了一层光边。
直子和玲子是5点半一同回来的。我同直子像刚见面似的按惯例寒暄了一番。直子显得有些羞赧。玲子目光落在我刚才看的书上，问看的什么书，我说是托马斯·曼的《魔山》。
“怎么把这种书特意带到这地方来！”玲子嗔怪似的说。给她这么一说，我想可倒也是。
玲子斟上咖啡，三人喝着。我告诉直子，敢死队突然失踪了，见最后一次面那天他给了我一只萤火虫。直子十分遗憾地说：“真可惜啊，他怎么没了！本来还想多多听听他的故事呢。”玲子想知道敢死队，我便又讲了一遍。不用说，玲子也大笑起来。只要一提起敢死队，整个世界便充满和平、洋溢欢笑。
6点时，我们三人去主楼食堂吃晚饭。我和直子要来炸鱼、青菜色拉和炖菜，还有米饭和汤。玲子则只要通心粉色拉和咖啡，之后便又吸烟。
“上了年纪，身体就变得吃不进多少东西啦。”她解释般地说。
食堂里的人，谁也没有注意我。没有人贼头贼脑地看我，甚至连我加人其中也无人觉察。仿佛我的加人对他们来说是意料中的事。
只有一次——那白衣男子突然回头问我：“在这里呆到什么时候啊？”
“住两晚，星期四回去。”我回答。
“现在的季节不错吧？不过，等到冬天你再来看看，漫山遍野银白一片，壮观得很咧！”他说。
“直子说不定等不到下雪就出去了。”玲子对男子说。
“啊，可冬天确实不错的哟！”他神情认真地重复道。于是我愈发弄不清他是否真是医生了。
“大家都在谈什么呢？”我试着问铃子。她似乎不大明白我问话的用意。
“谈什么？平常事啊。一天中遇到的事，看的书，明天的天气，不外乎这些。大概你总不至于以为会有人突如其来地站起大声宣布‘今天北极熊吞食星座所以明日有雨’吧？”
“噢，当然我不是指这个。”我说，“我看大家说话都那么小声细气的，心里就不由纳闷他们究竟在谈什么。”
“因为这里静，所以人们说起话来声音自然就放低下来。”直子把鱼刺整齐地堆在盘子的一端，用手帕擦擦嘴角，“再说也没有必要提高嗓门，既用不着说服谁，又没有引人注目的必要。”
“怕也是。”我说。然而在这样的环境中静悄悄进食的时间里，我竟奇异地怀念起人们的嘈杂声来。那笑声、空洞无聊的叫声、哗众取宠的语声，都使我感到亲切。这以前我被那嘈杂声着实折磨得忍无可忍，可是一旦在这奇妙的静寂中吃起鱼来，心里却又总像是缺少踏实感。这食堂的气氛，类似特殊机械工具的展览会场：对某一特定领域怀有强烈兴趣的人集中在特定的场所，交换惟独同行间才懂得的信息。
饭后返回房间，直子和玲子说要去“c区”的公共澡堂，并说如果我只淋浴的话可用这里的盥洗室。我说也好。等她们走后，我便脱衣服淋浴，洗了头。然后一边用吹风机吹头发，一边抽出威尔·埃文斯的唱片放上。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它同直子生日那天我在她房间里放听几次的那张唱片是同一张。就是直子哭泣不止、我抱她睡觉的那个夜晚。事情不过发生在半年前，我却觉得似乎过去了很久很久。或许因为我对此不知反复考虑了多少次的缘故。由于考虑的次数太多了，对时间的感觉便被拉长，而变得异乎寻常。
月光十分皎洁，我便关掉房间的灯，倒在沙发上听威尔·埃文斯的钢琴曲。窗口泻进的明月银辉，把东西的影子拖得长长的，宛如涂了一层淡墨似的隐隐约约印在墙壁上。我从帆布包中取出装有白兰地的薄金属水筒，倒进嘴里一口，缓缓咽下。一种温煦的感觉从喉头往胃慢慢下移，继而又从胃向身体的各个角落扩散开来。我又喝了一口，然后把水筒盖好，放回帆布包。月光似乎随着音乐摇曳不定。
约摸过了20分钟，直子和玲子从澡堂回来。
“从外面看，房间的灯全都熄了，黑黑的一团，吓了我一跳。”玲子说，“我以为你打点行装回东京去了呢！”
“那怎么能。好久没看见过这么亮的月光，就把灯关了。”
“不满好的吗，这样。”直子说，“嗳，玲子姐，上次停电时用的蜡烛好像还有？”
“大概在厨房抽屉里吧。”
直子去厨房拉开抽屉，拿来一枝粗大的白蜡烛。我点上火，把它立在烟灰缸里。玲子对烛火点燃支烟。四周依旧一片寂然，在这寂然中我们三人围蜡烛一坐，恍若世界的角落里只剩下了我们三个人。悄无声息的月影，飘忽不定的烛光，在洁白的墙壁上重叠交映，影影绰绰。我和直子坐在沙发上，玲子在摇椅上落座。
“怎么样，不喝点葡萄酒？”玲子对我说。
“这里喝酒也不要紧吗？”我不免愕然。
“实际是不允许的。”玲子搔搔耳垂，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一般都是睁只眼闭只眼，只要喝的是葡萄酒啤酒之类，而且又不过量的话。我托一个认识的职员买回来一点点。”
“我俩常常把盏同欢咧！”直子调皮地说。
“不错嘛。”我说。
玲子从电冰箱里取出白葡萄酒，用开瓶盖的工具打开，拿来三只玻璃杯。葡萄酒香酣爽口，仿佛在内院贮藏了很久。唱片放完时，玲子从床下面掏出吉他，打开后不胜怜爱般地调了调弦，慢慢地弹起巴赫的赋格曲。虽然不少地方指法不甚姻熟，但感情充沛，疾缓有致，而且充满柔情，充溢着对于演奏本身的喜悦之情。
“吉他是来这里后才开始弹的。房间里不是没有钢琴吗？所以就……纯属自学，加上手指对吉他还不适应，弹得很不成样子。不过我喜欢吉他，又小巧又简单……就好像一间温暖的小屋。”
她又弹了一支巴赫的小品，是组曲中的一段。望着烛光，喝着葡萄酒，谛听着玲子弹的巴赫，不觉心神荡漾。弹罢巴赫，直子提议弹一支甲壳虫乐队的曲子。
“现在是听众点播节目时间。”玲子眯缝起一只眼睛对我说，“直子来到后，我就日复一日地没完没了地弹甲壳虫，活活成了可怜的音乐奴隶。”
她一边这样说着，一边弹起《米歇尔》，弹得非常精彩。
“好曲子！我，无比喜欢！”说完，玲子喝了一口葡萄酒，吸了口烟，“简直就像霏霏细雨轻轻洒过无边无际的茫茫草原。”
接着，她弹了《寂寂无人》，弹了《茱丽娅》。有时边弹边闭目合眼地摇着头，然后又呷口酒吸口烟。
“弹《挪威的森林》。”直子说。
玲子从厨房拿出一个招手猫形的贮币盒，直子从钱包里找出一枚百元硬币，投了进去。
“怎么回事，这？”我问。
“我点弹《挪威的森林》时，往这里投一百元钱，这是规矩。”直子说，“因为我最喜欢这支曲，才特意这么做的，表示打心眼里喜欢。”
“还能成为我的买烟钱。”
玲子揉了好几下手指，开始弹《挪威的森林》。曲子注满了她的感情，而她又不为感情所驱使。于是我也从衣袋里拈出一枚百元硬币投进贮币盒。
“谢谢。”玲子说着，莞尔一笑。
“一听这曲子，我就时常悲哀得不行。也不知为什么，我总是觉得似乎自己在茂密的森林中迷了路。”直子说，“一个人孤单单的，又冷，里面又黑，又没一个人出来救我。所以，只要我不点，她是不会弹这支曲的。”
“瞧你说的像电影《卡萨布兰卡》里似的。”玲子笑着说。
之后，玲子弹了几支勃萨诺巴舞曲。这时间里，我端详直子。如她自己信上写的那样，显得比以前健康，晒黑了不少，由于锻炼和野外作业，体形紧绷绷的。那深邃澄澈的眸子和羞涩似的嗫嚅着的小嘴唇倒是和以前一样，但整个看来，她的娇美已开始带有成熟女性的气质。往日她那娇美中时隐时现的某种锐气——如同使人为之颤栗的刀刃般的锐气——已经远远遁去，转而荡漾着一种给人以亲切抚慰之感的特有的娴静。我为这样的娇美而怦然心动。同时又感到有些惊愕：不过半年时间，一个女人居然会有如此明显的变化。直子这富有新意的娇美确实一如往日或者更甚于往日，使我为之倾心痴迷。尽管如此，一想到她所失去的东西，我还是不无遗憾。那思春期中的少女所特有的，或者不妨称之为我行我素的潇洒，在她身上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直子说想知道我的生活，我便讲了大学里的罢课学潮，讲了永泽的事。向直子提起永泽还是第一次，他那奇妙的人格、独特的思考方式、偏颇的道德观——对这些确切地加以说明是十分艰巨的任务，但直子还是大致理解了我最终想表达的意思。我隐瞒了和他去物色女孩的部分。只是说明我在寄宿院里唯一来往密切的人是这等天马行空式的人物。这时间里，玲子怀抱吉他，再次练习了一遍刚才那首赋格曲。她仍然不时地找间隙喝口酒，吸一下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