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准通行。一定要问清楚我是干什么的。我这身打扮一时也解释不清，只得说：“我什么也不跟你讲，只要见了你们首长，我就说实话。”这位战士带我去了团部，正在吃早饭的第三团团长肖应棠见到我，哈哈大笑，说：“闹了半天原来是你呀！快坐下，一块吃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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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蛮子营遇险（1）
1943年秋冬，敌人对晋察冀根据地进行了一次大扫荡。从规模上看，这是最大的一次。这年9月16日至12月15日，敌调集4万余人的兵力，对北岳区进行历时三个月的“毁灭扫荡”。9月中旬至10月中旬为第一阶段，敌以万余人，采用分进合击和长距离奔袭的战术进犯我中心地区各要点，目的是寻找我主力决战，和以重兵进行“清剿”，实行“三光”政策，毁灭我根据地。10月中旬至11月中旬为第二阶段，敌以9000余兵力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目的是对我根据地一面“清剿”，一面抢粮。11月中旬至12月中旬为第三阶段，敌在我军民日夜打击下，遭到重大伤亡，开始分批撤退。在反“扫荡”中，我军（包括民兵）共作战5600多次，毙伤俘日伪军万余人，攻克敌据点204座，炸毁火车18列，坦克3辆，汽车244辆，击落飞机1架，缴获山炮1门、枪支800余支。与此同时，我军民也付出重大代价，伤亡2427人，敌屠杀群众6674人，烧毁房屋54700余间，许多村庄变成瓦砾。
在我军反扫荡的过程中，我党、政、后方机关、华北联大、剧团、报社分散隐蔽在小山庄，有的遭遇敌人包围，很多人牺牲了。
在反扫荡一开始，我跟侯儒林商量，我们跳出来，到敌后游击区活动，住在蛮子营一带，这样可以避开敌人的锋芒。此外，还有两个好处，一是这里距离保定近，与城里联系方便，可以始终与城里保持联系。二是如果城里的人突然闯来了，我们会告诉他敌人在扫荡，暂时不要去根据地了，避免城里的同志出问题。
9月，我们跳出来了。敌人进攻的第一阶段，我们安全地度过了。敌人进攻的第二阶段，10月中旬以后，敌人部队调头转向滹沱河、沙河和唐河沿岸产粮区，特别加强了对敌占区和游击区的“清剿”。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实行突袭。敌人突然之间包围村子，把全村男女老幼集中起来，挑着刺刀，架着机枪，牵着狼狗，威逼百姓，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当场拷打逼问。区委不断向我们传达斗争形势。我们每天都能听到各方面传来的消息，昨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今天敌人突袭了哪个村子，死了多少人。
我们的活动也更加频繁，今天住这村，明天住那村；今天两人在一起，明天两人又分开，不断转移。我有时住在水碾头，有时住李家巷。白天不能活动，藏在老乡家，昼伏夜出，晚上转移。一到晚上就能听到各方面的消息。非常艰苦，非常紧张，随时有可能与敌人遭遇。10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我和侯儒林投宿到蛮子营，一住下就听说最近敌人可能要向这一带偷袭，但是具体偷袭哪个村子也没个准儿。所以我们商量，我俩不能住在一家，如果住在一家，一个是山西人，满口老西儿话，一个学生出身，满口北平腔，万一让敌人撞上不好解释，必须分开住，分散危险。
二、蛮子营遇险（2）
当晚侯儒林去李家巷住在李洛常家，我就住在蛮子营杨森家。
前面我说过，杨森作为乡村的知识分子，有文化，性格憨厚，乐于助人，在村里有着很好的人缘。他家住在村东头，院子比较大，一溜大北房；西房养着牲口。房子的东面是一亩地的果园，种着梨树，有一个水井。家庭比较富庶。杨森的父亲熟识文墨，擅长诉讼文书，乡里谁家要打官司，都得求他书写诉状，因此他也算是一方圣明。杨森的姐姐杨淑蓉识文认字，也是共产党员。
杨森家救过我的命。1943年春天，我患了疟疾，发烧打摆子。游击战争年代，医疗条件很差，得不到应有的治疗，一会儿好一会儿坏，身体非常虚弱。有一天，在杨森家梨园的井边坐着聊天，有杨森和他姐姐。我突然感觉自己头晕，全身无力。当时我想，我怎么刚参加革命就离开这个世界了？太早了太可惜了。想着想着就没有了知觉。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躺在杨森姐姐家的炕上，他们找来农村的医生，又掐又治，喝了糖水。瞧我渐渐恢复了知觉，杨大姐说：“谢天谢地，快吓死人了！”
我说：“杨大姐，你们救了我一命啊！”
那一天我住在杨森家，我和杨森全家时刻注意着村里的动静。第二天一大早，杨大姐出外倒尿盆，神色慌张地跑回来在我耳边儿说：“坏了，外边一片黄，都是日本鬼子！”
我立刻抽出手枪，问杨大姐：“你看有空儿能冲出去吗？”
她说：“不行啊，满满泱泱的，没空儿。”
看来冲是冲不出去了。杨大姐出主意说：“就在院里藏下吧。”
我脱下八路军服装，换上城里的###、皮鞋，戴上礼帽，把手枪藏在炕洞里，准备好北平的居住证。我说：“大姐，咱们按时做饭按时让烟囱冒烟，当做什么也不知道。根据情况，随机应变。”
杨大姐就动手烧火，我拉风箱她熬粥，摆上小炕桌，放上碗盛上粥，一个小碟盛着腌茄子，做出要吃饭的样子。平时我挺爱吃这饭菜，今天一点没有胃口。
这时候，透过玻璃窗看到三五个伪军闯进来了。我们起身迎出房门。伪军见我主动迎出来，先是一愣，接着哗啦搂响了枪栓，枪口冲着我，神色紧张地问：“干什么的？”
我看他们挺紧张，自己反倒不紧张了，微笑着回答：“我是从城里来的，基督教信徒，昨天刚到，来会教友的。”说着掏出北平居住证给他们检查。这几个伪军翻来覆去看了半天也没找出破绽。
杨大姐从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捧给伪军，说：“老总，家里没什么好的，这个您就带着吧。”几个伪军互相瞧瞧，把鸡蛋揣兜里，背着枪走了。
我们返回屋里继续吃早饭。刚端起碗筷，透过玻璃窗，又看见两个日本兵端着刺刀闯进来。
我们又迎出房门。这回杨大姐先拿出一小竹篮鸡蛋给那两个鬼子。两鬼子把竹篮一拨拉，冲我举着刺刀哇啦哇啦乱叫。我在中学学过日语，这会儿跟鬼子怎么说他们也听不明白。我就蹲在地上拿树枝又写又画，汉字、片假名，连比划带解释，他们总算明白个大概：我是北平的学生，信仰基督教，来这里会教友。
两个鬼子似乎弄明白了，互相点点头，看来是相信了，抬腿开路，临走没忘了提走那篮鸡蛋。
我们进屋接着装做吃早饭。过一会儿，响起了枪声。事后得知，敌人把全村百姓押往村北头空地集中。村党支部书记王瑶（王洛宝的叔伯弟弟）乘敌人不注意，抽身钻了胡同。日本兵发现立即朝他开枪，王瑶不幸中弹，他带着枪伤继续往前跑，日本兵追到一个院子里，他坚决不屈服于敌人，日本兵用刺刀将他杀害。王瑶壮烈牺牲。
日伪军把全村人集合起来，架着机枪，牵着狼狗，挥着刺刀，逼问谁是共产党，谁是八路军。村里很多人知道我此刻就在杨森家住着，他们却不约而同地严守秘密，始终没有透露我的任何信息。
敌人在村子里折腾了一整天，闹得鸡飞狗跳。从各家抢来粮食牲畜，杀猪宰羊，架上大锅，又煮又烧，大吃大喝，直到傍黑才带着抢来的粮食和东西撤走。
那天敌人也突袭了李家巷。侯儒林住李洛广家，敌人进村后，李洛广家院墙根儿上戳着一垛一垛的高粱秸，李洛广就叫侯儒林藏身在高粱秸后边。敌人进院搜查，翻箱倒柜，用刺刀往高粱秸里乱戳了一通，赶巧刺刀都贴着他身边捅过去，居然没有伤及他。在李洛广一家的掩护下，侯儒林躲过了敌人的搜查。
敌人走后，我和侯儒林见了面，一商量，马场村没有敌人的据点，今晚就住马场村吧。这样，我们就在马场村李洛常姑姑家住了几天。
12月底，反扫荡胜利结束，我们返回周庄。正赶上一分区召开反扫荡总结大会，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又得以相见，大家互相亲切握手。杨成武司令员作了总结讲话，我们在下面听着，回忆着几个月来惊心动魄的经历，感觉自己一下子成熟了许多。日伪如此猖狂的扫荡被粉碎了，我们还有什么不可战胜的？对取得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我们更加充满信心！
一、建立北京大学党支部
原由我担任支部书记的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1941年暑假从育英中学毕业，一同考入燕京大学。这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军队封闭占据了燕京大学。我受命执行任务经平西抗日根据地，到晋察冀分局城市工作委员会工作，王湘、韩叙、潘超去了晋察冀。留在北平坚持地下斗争的原育英中学支部的同志有宋汝棼、饶毓菩、徐伟等。宋汝棼转入北大工学院，饶毓菩转入北大医学院，徐伟转入北###学院。
1942年12月，我受刘仁派遣潜入北平，根据当时的情况，建立了新的支部，支部书记宋汝棼，组织委员饶毓菩，党员徐伟。
支部建立后，宋汝棼要求到根据地学习，亲身体验根据地军民的抗日生活，学习党的文件。同时，提出这种要求的还有薛成业等。我考虑到，他们自从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在城里工作，那里敌伪统治非常严酷，在地下状态的环境中学习文件极为有限。一般的学习就是听我的口头传达，偶尔带给他们一两件手抄的文件。我同意他们的要求，叫他们一放寒假就出发，寒假结束开学之前返回北平。并分别向他们交代了行期和接头暗语，路线是保定——蛮子营——周庄。据宋汝棼后来回忆，他到达保定后投宿在一家骡马大店，跟秘密交通员刘忠（王洛宝）接头时，宋汝棼看着手表问：“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