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下，又为我斟上一杯红酒。他从厨房端出两盘事先准备好的晚餐，是温哥华蟹腿配烤土豆。
我有些受宠若惊的感觉，不自然地吃着这顿烛光晚餐。
Bill说起他和肖梅的蜜月，不断地夸肖梅是如何如何的可爱，他们在一起是如何如何的浪漫。透过烛光，我不得不承认，Bill是很帅气的，虽然脑袋秃得在昏暗中冒光，但他身上有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白人才能散发出来的迷人，有一种土特产的独特味道。
听着他讲他们的幸福，我心里踏实了许多，发自内心地为肖梅高兴，也为今天Bill的盛情招待找到了足够的理由。
吃过晚餐，Bill戴上花镜看起了表格，他把每一处都解释得很详细。时间不知不觉就到了10点钟，我看了看墙上的表，谢过了他，起身告辞。
Bill要开车送我，我们一起走到房门口。
我穿上鞋，鞋带今天不知怎么变得复杂而系不上。好不容易穿上了，我直起身，目光和站在一旁等候的Bill撞在了一起。“Ginger，不想拥抱一下告别吗？”Bill说。
我没有思想准备，虽然我不是那种保守到不能和别人拥抱的中国女人，但我好像从来，也没有必要要和我最好的女朋友的丈夫拥抱告别。我很不情愿地和他简单地拥抱了一下，再一次感谢他今晚的晚餐和帮助。
Bill松开我，很冷静地说：“Ginger，今晚你能不走吗？”
世上果然有很多事和人的表面以外，是你想像不到的另外一个世界。我一时乱了阵脚，带着敌意抬头望着Bill那张“老爸爸”般慈祥的脸。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无法相信那话是从Bill的嘴里溜出来的。
“不要用你那中国式的惊讶看着我，回答我，可以吗？”Bill拉起我的手深情地望着我。
我本能地缩回了手，心里像揣了个小兔子：“当然不行，你怎么会问这种话？”
“我喜欢你。”Bill的眼里闪着柔情蜜意，连呼吸都变得急促而低沉起来。
“你刚刚说过你爱肖梅的。”我反问他。既然我是肖梅的好朋友，这种情况下我有必要提醒他一下，我是肖梅的朋友，而他是肖梅的老公。
“没错，我是爱她的。我也喜欢你，这并不矛盾。”Bill双手一摊，反倒取笑起我来。“Life is so short（生命如此短暂）。我们应该学会潇洒点，对吗？”
“No，thanks。我是个非常传统的中国女人。”说完那话，自己都觉得自己像胡兰子，那么土的话我都说得出口，真是乱了阵脚。
Bill没有再纠缠我，送我上了路。一路上，我们彼此无言，我一直默默地扭头望着窗外，心里盼着早些到家。
快到家的时候，Bill放慢了速度：“Ginger，我们都是成年人了，知道该怎么做，你不会把今天的事告诉肖梅的，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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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你能不走吗？（2）
“当然。”我突然开始鄙夷起自己，怎么就像个被卖了还帮别人数钱的窝囊废。
“我和肖梅随时欢迎你来我们家玩。不过等她回来了，除非她提出邀请，否则我是不会主动提出的，你明白吗？”Bill 说。
他的秃脑袋在黑暗中闪着光芒，那一定都是智慧。我不知道是应该说他虚伪呢，还是应该说他在情场上的老练。我隐隐地为肖梅的婚姻感到一种不安。
我把那晚发生的事和向东说了，然后等待他的反应。他没有用中国男人的妒忌来责备我，反倒很不解地琢磨起Bill。
他索性问我，Bill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我说：“我又不是心理学家，我不知道。不过有一点，Bill看来是个博爱主义者，你说我们应不应该该告诉肖梅，让她小心点，这才结婚刚几天。兔子还不吃窝边草，老婆的朋友都不放过。”
“别了，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你还不知道肖梅那个脾气，弄不好，她不埋怨Bill，反倒会怀疑你勾引她丈夫。加拿大人和美国人一样，崇尚个人自由。也许Bill 就是怎么想的怎么说，你不同意，人家也没有说什么嘛。这里不是我们的‘地盘’，我们只有小心些为好。”向东说。
一只灰突突的大蛾子飞进了房间，从窗户根儿扑腾到家具上。向东用湿毛巾扑住了蛾子，抖落到了窗外。蛾子扑腾过的地方，我都用清水擦了一遍。不知为什么，这只突然闯进我房间的蛾子让我本能地感到一种恶心和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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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白天，我的黑夜（1）
我们在电话中能告诉父母的越来越少，而父母在电话里说的事却越来越多……
父母不会用电脑打字，怎么教都不行，所以一直没法使用免费的E－mail。刚来的时候， 父母放心不下我们，常常联名给我们写信。一封信寄到加拿大要九天，还要搭六元钱，但这毕竟是他们所熟悉和久已习惯的方式。爸爸总是信件的主笔，内容从来不脱离催人积极向上和寻求进步的主题： 既然已经到了国外，就不要老想着回家，爸爸妈妈对你们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希望你们成为一个意志坚强的人。困难就是纸老虎，你强它就弱。生活中要注意团结国内来的同胞，多向外国友人学习，树立良好的中国人形象，搞好世界人民大团结……每次看完我爸写的信，我都感觉自己是潜伏过来的特务。
父母毕竟是爱我们的，即便远隔万里，他们的爱连同他们的家长权威也要跨过太平洋辐射过来。他们从来没有出过国，却总能从影视剧中得到无限的想像力。
寄信实在太慢，这个时代不是特别地为了某种纪念，谁还寄信呀。后来我们还是改成了打电话， 每个星期六由我们打给他们，雷打不动。
电话从刚来时一分钟加币的Bell长途计划打到现在的一分钟二分五，科学的迅猛发展的确带来交流的方便。
有一段时间我们喜欢使用电话卡。面值十加币的电话卡在华人店买只用加币就可以搞定。电话卡公司提供的分钟越来越多，我们打电话的次数就越来越多，内容却越来越千篇一律，不断地重复着“你好吗？”“我很好”“你好吗？”“我也很好”。
最恨的是正说得有兴致，电话卡突然没钱了。于是我们就一次买了十张卡。可没过几天，那家电话卡公司因管理差倒闭了，没用完的八张卡全砸在了手里。
妈妈在电话里总是充满了无限的关怀：“我跟你说呀，你嗓子不好，要多喝些麦冬。”她总是在电话上告诉我们怎么拾掇鱼，怎么收拾虾，冬天别忘了穿棉毛裤，中国大腿需要好好保护。爸爸在电话里能从当前国际经济形势谈到个人发展的打算，捧着他的剪报向我们通报国内的政治经济情况，今年GDP的增长指数，国民经济的发展状况。每每听到这里，我就一边附和着，一边推说国际长途太贵，打断他的唠叨。“好，爸，就这样啊，卡快用完了。”
多伦多和北京，夏天相差十二小时，冬天相差十三小时。白天，黑夜，交谈在颠倒的时空中进行着。
刚来的时候，我们总是和国内的父母诉说着兴奋，汇报着生活和学习的进展；和朋友介绍感受和经验；从前的同事在电话里透露着谁谁也走了，谁谁又回来了。时间长了，父母对我们所描述的加拿大的生活不感兴趣了，他们只希望我们安全就好，他们并不关心我们去了Quebec City（魁北克城）或是Montreal（蒙特利尔）。那些地方对他们来说太遥远和抽像，说给他们也是对牛弹琴。朋友一个比一个忙，打电话给他们，不是在开车就是在请客户吃饭，背景永远是一片嘈杂，害得我们不得不扯着嗓子在电话上喊：“是——我呀，姜——小宁……”那边许久才有了回音，证明着这是国际长途。渐渐地，从前公司的同事也都换了一茬儿又一茬儿，剩下的慢慢也都疏远了。
我们在电话中能告诉父母的越来越少，而父母在电话中说的事却越来越多：住的地方要搬迁了，国家补助一部分钱，是买三室呢还是买两室呢？装修是买力邦漆呢还是买多乐士呢？装修队是找老刘、大刘和小刘呢还是找老孙、大孙和小孙？妈妈的腿有问题要做手术了，是夏天做呢还是冬天做呢？家里的电脑出问题了，是先退出呢还是直接关机呢？……不知为什么，妈妈最近变得神经质起来，电话上总是问我们什么时候回来，这辈子还准备不准备回来。刚来时，她是上杆子地鼓励我们不要因为暂时的困难而垂头丧气的人，最近她总是在电话里叹气，我问她出了什么事，她又吭吭叽叽地说没事，我看不到她的表情，却能感到她的不开心。
你的白天，我的黑夜（2）
下个月是妈妈六十岁的生日，我离她是那么遥远，只能在电话里为她送去祝福，嘱咐爸爸带她出去大餐一顿，账记在我头上，我心里想，爸妈还在为我付国内存档案的开销呢。
电话接通的时候，还没来得及祝贺生日，妈妈说祖母病危，本来一直不想告诉我的，但恐怕这回是躲不过去了。
我请了假，买了高峰期的机票，带了高兴急急忙忙地赶回了北京。科学的确缩短了距离，但科学不能替代情感。
英雄剧场（1）
老师下去的时候，大哥哥的英雄本色显露了出来，他开始眉飞色舞地描述起他救人前激烈的思想斗争和跳下去那一刹那各路英雄人物在他脑海的浮现……
最后一天在北京，赶着起了个大早，租了辆车，和库切尔一猛子扎到了司马台。晨曦中，领略了长城的雄风；吃完了村民肩背手扛上来卖到十元一支的冰棒； 买了一大堆当地热情农民推销的纪念品，我们又一路杀到北京的心脏——天安门。
中午的阳光火辣辣的，天安门广场在白花花的阳光下，仿佛停滞般地宁静，很像达利笔下的油画。外地的游客越聚越多，操着各地方言呼朋唤友地抢着在广场中央的栏杆前留影儿。 库切尔挤在其中，以天安门城楼和他一向崇拜的毛主席为背景捏了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