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生活一成不变——比赛日程、消遣和天气——成为他们的主要乐趣。他们偶尔会抱怨说，日本人怎样霸占了岛屿，中国人如何控制了岛上的经济。在“水门事件”的听讼期间，我母亲探听出他们投票支持尼克松，也就是1968年竞选中那位遵纪守法的候选人。我们不再一起去海滩或者远足了；在晚上，外祖父会看电视，而图会坐在房间里读凶杀恐怖小说。现在只有一面新窗帘或者一个制做冰淇淋的高手会令他们感到兴奋。似乎，人过中年，他们都不再关注那些曾经带给他们满足感的东西了。在流光易逝中不断积累的成熟、合理地释放活力以及对于取得成就的认可，让他们的灵魂得以自由。在我不在的有些时候，他们决定要减少损失，满足于彼此相依为命。他们不再有任何期待。
随着夏天接近尾声，要开学了，我开始越来越躁动不安。我主要是想找到许多同龄的小伙伴；但是对我的外祖父母来说，我能够就读普纳后私立学校，是个意义重大的起点，他们尽可能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这标志着家族地位的上升。普纳后私立学校由传教士于1841年创办，已经发展成为一所享有盛名的预科学校，一个培养岛上精英的摇篮。如此高不可攀的声望还曾经让母亲犹豫是否把我送回美国：因为外祖父母告诉她，让我入学将会非常不容易；等候的名单很长，只是在外祖父上司（他是那个学校的校友）的帮助下，我才得以被纳入考虑范围（我第一次积极行动的经历，似乎没有受到什么种族的影响）。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4）
在过去的夏天里，我已经被普纳后学校管理入学工作的人员面试过很多次了。她看上去是一个精干并办事有效率的人。她似乎根本没有意识到我的脚才只能勉强够到地板，竟然盘问我设定了什么样的职业目标。面试过后，她带着外祖父和我参观校园，校园建筑占据了几英亩的面积，校园里到处是青翠的土地和成荫的树木，那些老旧的石头校舍和现代的钢筋玻璃大楼夹杂在一起。校园里有网球场、游泳池和摄影工作室。我们走在向导后面的时候，外祖父用手臂搂着我。
“天呀，巴，”他小声地说，“这里不是学校。这就是天堂啊。我真想和你一起回到学校来上学。”
我的入学通知来了，是一袋厚厚的资料，图一直把通知书留到星期六的下午才郑重地翻阅。那封信上写着“欢迎加入普纳后之家”。我分到了一个储物柜；如果不在选框里打钩的话，我就被纳入了就餐计划；里面有一张需要买的东西的清单—— 一套上体育课用的制服、一把剪刀、一把标尺、一支二号铅笔、一个计算器（可选）。外祖父花了一夜时间通读了学校介绍，一本厚厚的书罗列出我在接下来的七年里必须做的事情——学习学院的预科课程、参加课外活动以及各种各样的优良传统。每个新的项目，都让外祖父越来越高兴；有好几次，他站起来，用拇指捏住看到的地方，朝着图看书的房间喊着，“玛德琳，看看这个！”他的声音里满是惊喜。
于是，在入学的第一天，外祖父满怀极大的兴奋陪我去了学校。他坚持我们要提前一些到。到达之时五年级和六年级学生所在的霍尔楼甚至还没开门。不过有些孩子已经到了，相互之间忙着谈论夏天的新闻。我们坐在一个瘦弱的中国孩子旁边，那个孩子的脖子上套着一个牙齿固定器。
“你好，”外祖父对那个男孩说，“这是巴里。我是巴里的外祖父。你也可以叫我外祖父。”他和那个男孩握了握手，男孩的名字叫做弗雷德里克。“巴里是新生。”
“我也是。”弗雷德里克说，然后他们两个开始愉快地聊了起来。我尴尬地坐着，直到最后，门开了，我们走上台阶进入教室。在门口，外祖父拍了拍我们俩的背。
“不要学我当年的样子。”他微笑着说。
“你外祖父真有意思。”当我们看着外祖父向我们的指导老师赫福迪小姐介绍自己的时候，弗雷德里克说。
“是啊，他的确很有意思。”
我们两个和其他四个孩子坐在同一张桌子上，然后赫福迪小姐开始点名了，她的灰白色头发很短，但是个精神奕奕的中年妇女。她念到我的全名时，我听到了教室里响起了窃笑。弗雷德里克朝我靠过来。
“我以为你叫巴里。”
“你愿意让我们叫你巴里吗？”赫福迪小姐问道。“巴拉克是一个多么好听的名字呀。你的外祖父告诉我，你的父亲是肯尼亚人。你知道吗，我过去住在肯尼亚，教同你一般大小的孩子念书。那是一个多么美丽的国家啊。你知道你的父亲来自哪个部落吗？”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5）
她的问题引起了更多的笑声，好一会儿，我一言不发。最后我说出“卢奥”的时候，坐在我后面的一个沙褐色头发的男孩大声地重复着那个词，他的声音就像猴子一样。孩子们都控制不住地笑了起来，直到赫福迪小姐大声地训斥他们之后，教室里才平静下来，我们才得以继续安静地点名。
我迷迷糊糊地度过了剩下的一天。一个红头发的女孩想要摸摸我的头发，遭到拒绝后，她似乎有些受伤。还有一个脸庞红润的男孩问我，我的父亲是不是吃人。我回到了家，外祖父正在准备晚餐。
“过得怎么样？赫福迪小姐曾经在肯尼亚住过，真是太好了！我打赌，这让你的第一天过得轻松多了。”
我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
尽管我越来越没有归属感，教室里其他的孩子却很快就不再对我感到新奇了。外祖父和我一起挑选的衣服太土气了；我在雅加达穿得好好的印尼凉鞋在这里看起来是那么的寒酸。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幼儿园开始就彼此认识了；他们住在同一个住宅区，住在带游泳池的高档房子里；他们的父亲在同一个少年棒球联赛运动队中任教，他们的母亲赞助饼干销售。没有人踢足球、打羽毛球或者下象棋，而我不知道要怎样才能把一个橄榄球丢出去，也不知道如何在滑板上保持平衡。
那是一个十岁孩子的噩梦。然而在入学第一个月，尽管我处境很不好，不过还有其他一些处境更糟糕的孩子，他们被划为异类——包括那些个子太高的女孩或者太害羞的女孩，那些过分好动的男孩，以及患哮喘病而不用上体育课的孩子。
对了，我们班里还有另一个孩子，让我回想起了另外一种痛苦。她的名字叫做克莉塔，在我来班里之前，她是我们年级中唯一的一位黑人学生。她长得又黑又胖，好像没什么朋友。从第一天开始，我们就都躲着彼此，但会远远地看着对方，仿佛直接的接触只会更明显地提醒我们，让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到我们的孤立。
最终，在一个炎热的天气里，万里无云，课间休息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都在操场上的同一个角落里。不记得我们当时说了什么，但是我记得，突然间她就绕着体操设备和秋千开始追我。她开心地笑着，我逗着她，不时地避开她的追逐，她最终还是抓住了我，我们气喘吁吁地倒在地上。当我抬头向上看的时候，我看见一群孩子，在太阳耀眼的光芒下，脸庞模糊不清，他们指着我们。
“克莉塔有男朋友了！克莉塔有男朋友了！”
随着围着我们的孩子越来越多，起哄的声音越来越大了。
“她不是我的女……女朋友。”我结结巴巴地说。我朝克莉塔看了看，想要寻求她的援助，但是她只是低着头，一动不动地站着。“克莉塔交男朋友了！你怎么不吻她呢，男朋友先生？”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我父亲的梦想：奥巴马回忆录 第三章（6）
“我不是她的男朋友！”我大声喊了出来。我跑向克莉塔，轻轻地推了一下她；她蹒跚地退了几步，抬起头看着我，但仍然一言不发。“走开！”我又喊了一声。猛地，克莉塔跑了，跑得越来越快，直到她的身影消失不见了。夸赞的笑声在我周围响起。接着，上课铃响了，老师们把我们带回了课堂。
在那个下午剩下的时间里，我一直都被克莉塔跑开之前脸上的表情所折磨着：她的失望，还有谴责。我有点想要对她解释，这不涉及到私人关系；我还没交过女朋友，现在也不想交什么女朋友。但是甚至我自己都不知道这是不是真的。我只知道现在要解释什么已经太迟了，我受到了考验，而结果是不合格；不管什么时候我偷偷地去看克莉塔的桌子，我总看见她埋头做作业，就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一个人独处，也不理任何人。
我背叛的行为让我从其他的孩子那里得到了一些立足之地，但是就像克莉塔一样，我一般也是孤孤单单的。虽然我也算交了几个朋友，可以在课堂上偶尔主动发言，学会投出一个歪歪斜斜的球。但是从那天以后，我感到我身上的一部分被蹂躏得粉碎，我躲进外祖父母的生活中寻求避难。放学后，我走过五个街区，回到我们的公寓；如果我口袋里的零钱宽裕的话，就会停在一个盲人报摊前，他会跟我说新进了哪些漫画书。外祖父在家里帮我打开门，他躺下午睡以后，我就会看动画片和重播的连续剧。到了下午四点半，我叫醒外祖父，然后我们一起开车去市区，接图下班回家。我会在晚餐前按时完成家庭作业，我们边看着电视边用晚餐。我整晚整晚地闲看电视，和外祖父争抢电视节目，一起品尝他在超市发现的最新零食。十点钟，我回到我的房间（那时约翰尼·卡森的节目开始了，而这是没有讨价还价余地的），伴着收音机里排名前四十的歌曲，我进入了梦乡。
栖息在美国消费文化那温柔宽大的怀抱里，我感到很安全，仿佛进入了一段长长的冬眠期。如果不是有一天图在信箱里发现了那封电报，真不知道我会在那儿躲多久。
“你爸爸要来看你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