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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邓小平急电李明瑞、张云逸等，请他们停止进攻南宁，随后，召开各种会议，详细说明赴上海汇报的情况，全力挽救危局。但是，由于各种原因，龙州起义建立起来的红八军及革命政权，还是在邓小平离开红八军后失败了。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1）
1986年10月，邓小平会见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
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
—— 1972年邓小平在赣南于都参观时的谈话
（遵义）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
——邓小平两次在遵义会议纪念馆的现场追记
1931年夏，邓小平从上海到达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县委书记、会昌中心县委书记、江西省委宣传部长。因为坚持从实际出发，执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被撤销职务，受到党内最后严重警告的处分，被派往中央苏区边远的乐安县所属南村区委当巡视员。这是他在政治生活中受到的第一次错误处分。后来，在军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人的支持下，被调到总政治部担任秘书长。不久，负责主编总政治部机关报《红星》报。
1934年10月，邓小平随中央红军长征，年底任中央秘书长。1935年1月，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伟大意义的遵义会议，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正确领导。此后，他担任红一军团政治部宣传部长，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国工农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副主任。
从1930年到1934年，邓小平革命生涯中的坎坷越来越多。在红七军中，眼看着“左”倾路线指导下，红七军损失惨重；在上海，眼看着王明“左”倾路线给白区工作造成的危害；在中央苏区，眼看着临时中央迁到苏区后强制推行“左”倾路线给中央苏区和红军主力带来的恶果，而他自己也逐渐地被推入###的低谷。其实，从当时中国革命的整个形势看，从党和红军力量发展过程来看，都是处在遭受严重挫折的时期。只是到了遵义会议后，才逐步地走向恢复、发展。可见，邓小平的“落”与“起”，同中国革命的挫折与发展密切联系在一起。
“这棵树还在，大了许多。当年我就经常在这个树下看看书，看看报纸。在苏区，一个人，一匹马，一个警卫员兼马夫，轻骑简从，就这么在瑞金、会昌一带那么大的一个区域内往来往去。”这是邓小平1972年重访赣南时的谈话和后来对自己子女的谈话。
邓小平于1931年8月到达瑞金，便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不久，他就制止了在瑞金实行的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为蒙受不白之冤的广大干部群众平了反。同时，派出得力干部，组成调查组，深入各区乡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分田情况，查处违法乱纪现象。很快地，“全县局面大为改观”。
一个月后，邓小平同毛泽东、朱德等见面，汇报情况。他向毛泽东等人说：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瑞金的政治局势已趋稳定，经济建设走上了发展的轨道，召开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各项准备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毛泽东等很满意。11月7日，即苏联十月革命十四周年纪念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村胜利召开。会后，邓小平又代表县委号召人民群众：我们既要保证中央机关的生活需要，又要保障红军的供给，也不能让人民群众挨饿受冻。要以实际行动来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
1932年5月，时任瑞金县委书记不到一年的邓小平，被调到会昌担任县委书记，两个月后，出任由会昌、寻乌、安远三个县合并而成的会昌中心县委书记。
根据在右江革命根据地进行各项工作的经验，结合会、寻、安三县实际情况，邓小平为首的中心县委，雷厉风行地领导三县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取得显著的成效。
红军工作：既轰轰烈烈，又扎扎实实。仅会昌在1932年7月到9月的三个月中，就扩大红军1000多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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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2）
党组织建设：健全各级党组织，积极发展党员。至11月份，三个县共计区委25个，乡党支部143个，党员将近6000人。
经济建设：成立各级春耕生产委员会，组织群众搞好生产，恢复和发展手工业，改善财政收入，推销国家公债。
发展地方武装：至11月，仅会昌就有赤卫军4970人，模范师2529人。
此外，还恢复和设立了职工、妇女、共青团等各种组织。
有关材料曾这样介绍：“会昌中心县委书记邓小平经常深入会、寻、安三县调查研究，对各县苏维埃的工作进行具体的指导。1932年秋，邓小平在安远县视察工作时，出席了县委、县苏维埃在城南坎举行的万人‘提灯会’，庆祝安远赤化一周年纪念，并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指出：要继续扩大和巩固赤色区域，加强自己的武装力量，提高警惕，随时打击和消灭来犯之敌。会后不久，安远县委、县苏维埃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领导本县独立团、模范营等地方武装，在正光一举打退了敌伪四十四师王赞彬的两次偷袭，并打退了伪民团匪的几次捣乱，从而，进一步巩固了苏维埃赤色区域。”
由于他在行动上拥护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所以，很快地他就受到了“左”倾错误路线打击，并被撤销职务。这种状况直到遵义会议前后才得到改变。
遵义会议以前，我们的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我们党的领导集体，是从遵义会议开始逐步形成的。
1980年8月21日，邓小平说：在1935年我们历史上著名的长征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上，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党和军队的领导，相应地，我那时也第二次当中央秘书长。可见，对于这个决定党和红军前途命运，也是使自己政治生涯出现重要转折的历史性会议，邓小平记忆犹新。当时他作为中央秘书长参加会议，担任会议记录，耳闻目睹了会议全过程，亲笔记下了会议的有关内容。可惜，现在还尚未找到由他当年亲笔作的记录。
由于各种原因，除了毛泽东等出席遵义会议人员的名单搞清楚外，邓小平是否参加了这次会议，长期以来成为一桩历史悬案。1955年遵义会议纪念馆开放时，介绍与会者名单中没有邓小平。三年后，邓小平参加纪念时现场追记，肯定“会议就在这里开的”，“我就坐在那里”。1959年中央档案馆提供的一份未署名的文字材料中，关于与会者介绍还是没有邓小平。“文革”中，一些造反派根据上述信件，诬蔑邓小平是“篡改历史，硬将自己塞进遵义会议，捞取政治资本”。对此，邓小平坦诚地说：遵义会议，我参加了就是参加了，没有参加就是没有参加，我一生的历史……不因没有参加遵义会议硬说参加了来增添一份光荣。直至粉碎“四人帮”以后，这个问题才得以澄清。据遵义会议的有关人员介绍：“小平同志对遵义、对遵义会议很有感情。第二次来呢，就是我接待的这一次，他一踏进这个地方就很兴奋，一直走到会议室。小平同志就跟身边的同志讲，他说我坐在会议室的一角，临窗的这一角，……据他回忆是毛主席提议他当中央秘书长的。”张闻天夫人刘英曾问过毛泽东：为什么调邓小平到红一军团去，毛泽东的话简明干脆：前方需要。
邓小平还告诉过子女：遵义会议时他和毛主席在一起。遵义会议后，他和毛主席、张闻天一起长征。那时候他们白天行军，疲劳得很，晚上到一个地方，赶快找个地方就睡觉。一路都走在一起，住在一起。足以彪炳千秋的遵义会议邓小平参加了，而这不是绝大多数长征者都能得到的殊荣。
邓小平的女儿曾经在长征结束许多年后问他：“长征的时候你都干了些什么？”因为她觉得，每一个经历过这场举世闻名奇迹的人，都会有一番说不尽道不完的感受。没想到，邓小平的回答只有三个字：“跟着走！”后来，又谈起长征时，他才又增加了几句话：过雪山之前，我的马死了，所以过雪山时，别人还有马尾巴可以拉着借劲而行，而自己是一步一步地爬过这千年雪山的。过了雪山后，傅钟送了我三件宝，一匹马，一件狐皮大衣，一包牛肉干，这三样东西可真是顶了大事呀！
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3）
尽管他不愿意说自己的光荣经历，但是，当他1972年来到自己踏上长征路的始发地时不禁感慨万千。他说：“我长征离开于都时，专门在于都弹了一床4斤重的棉被，这床棉被一直伴我走过长征，今天我还在用。”这是邓小平站在于都河畔时讲的话，此时，他个人第二次“落”之后正准备“起”。遵义会议后，邓小平随部队四渡赤水。后来，他比喻红军和敌军兜圈子、打奇袭的运动战是“猫捉老鼠、老鼠捉猫”！他认为，长征中毛泽东军事思想最光辉的一页就是四渡赤水。当时红军要同多少倍于我之敌作战，蒋介石军队完全听毛主席指挥，蒋介石亲自到贵阳督战，但他也得听毛主席指挥。四渡赤水消灭了大量敌人，最后只用了几天时间，就渡过了金沙江，把敌人远远甩在后边，真是了不起。渡金沙江时，毛主席一直在岸边指挥，直到最后一军团渡完才走的。7天后，蒋介石的部队才赶到，只拣到红军的一只破草鞋。这些往事，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而他也给别的指挥员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当时一军团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