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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这个不寻常的年份开始了，1月1日，周恩来就先后同李先念、邓小平谈话。3日、6日，主持有邓小平等4人参加的会议，研究十届二中全会的各项准备工作及毛泽东关于理论问题指示要点等。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是于1月5日发出的。1月8日至10日，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中共十届二中全会，除讨论了四届人大准备工作外，还追认邓小平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选举他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紧接着，1月13日至17日召开的全国四届人大，任命周恩来为国务院总理，邓小平等12人为副总理。1月间，周恩来还数次主持有邓小平等出席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并于18日、27日两次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在3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研究了国务院副总理分工问题。2月1日，周恩来嘱咐有关人员转告邓小平，请邓将各副总理分工列出，说：“他不好讲，由我讲”。同日，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审定12位副总理分工。会议确定，第一副总理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周恩来在会上郑重地说：“我身体不行了，今后国务院的工作由小平同志主持。”（次日，他致信毛泽东，汇报各副总理分工情况，毛泽东圈阅了此信。）他还在同日主持的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出席的会议上，重申了毛泽东关于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价，宣布国务院“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会上，邓小平也讲了话。此后，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就实际上由邓小平来主持了。几个月后即1975年9月，重病中的周恩来在他的最后一次会见外宾时，满怀信心地对外宣布：我现在病中，已经不能工作了。邓小平同志将接替我主持国务院工作。邓小平同志很有才能，你们可以完全相信，邓小平同志将会继续执行我党的内外方针。此时的邓小平，集党政军重要职务于一身，运用党中央、毛泽东赋予的权力，在周恩来坚定、有力的支持下，凭着对党、国家和人民的高度责任感，大刀阔斧地开始了对“文革”错误主导下的各行各业的全面整顿，从而也开始了粉碎“四人帮”以后进行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的大胆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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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5）
11。相互支持激励，共唱国际悲歌。周恩来十分关切地注视着邓小平的工作，抽时间同邓小平谈话，了解情况，给予支持。2月16日、20日、26日，他同邓小平等谈话。对于邓小平的任命，“四人帮”极为不满，他们从3月1日开始，借反对经验主义之名，又向邓小平和周恩来发起了新的围攻。4月1日，张春桥发表《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批判“经验主义”。第二天，周恩来与邓小平谈话。中旬，江青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一再提反对经验主义问题，要求讨论，受到邓小平的抵制。周恩来很关心事态发展。于11日、14日两次同邓小平谈话。12日，也同江青谈了话。18日，邓小平在陪同毛泽东会见来访的金日成时，反映了月初以来江青等人大反经验主义问题，表示不同意。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意见。第二天，周恩来在同金日成会见后，同陪见的邓小平谈话。23日，毛泽东明确表示应提反对修正主义，并告此问题请提政治局一议。在4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叶剑英等在发言中严词批评江青等。会后，王洪文写信给毛泽东，诬告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总是把形势说得一团漆黑，支持、纵容社会上最凶的谣言，认为“这场争论，实际上是总理想说而不好说的话，由叶、邓说出来，目的是翻前年十二月会议的案”。为了解这次会议情况，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等谈话。5月初由“四人帮”兴起的“反对经验主义”达到了一个高潮。
5月3日，周恩来、邓小平出席了毛泽东生前出席并主持的最后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对江青等人反经验主义及其宗派活动进行了尖锐的批判。4日，周恩来即同邓小平谈话，之后又同王海容等谈话。他在起草的意见稿中，表示拥护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意见，此外，也“同意小平同志意见”，“愿自我批评的就说，说多少都可以，不说也可以，不要勉为其难”。5月18日，邓小平出访法国刚回国，周恩来即同他谈话。鉴于周恩来的病情，毛泽东即与周恩来商定，改由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在5月27日、6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邓小平、叶剑英等对“四人帮”进行了尖锐批评，迫使王洪文、江青作了检讨。5月28日，周恩来同邓小平长谈，了解会议情况。6月7日，又同邓小平等长谈。两人还要参加长谈的王海容等，将政治局上的发言情况报告毛泽东。之后，邓小平当面向毛泽东汇报。毛泽东再次肯定了政治局工作有成绩，支持邓小平“把工作干起来”。邓小平向毛泽东表示自己有这个决心。6月15日、27日，周恩来同邓小平单独进行了两次谈话。30日，周恩来将江青的检讨信批给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并建议送毛泽东批阅。邓小平等阅后均表示“同意总理的建议”。毛泽东也圈阅了此件。7月4日、16日，周恩来又单独两次同邓小平谈话，并两次主持有邓小平参加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研究毛泽东眼病治疗方案。25日，毛泽东在关于故事片《创业》问题的来信上批评江青等指责、扼杀此片，江青等一方面诬称毛泽东批示是邓小平“有意强加给主席的”，另一方面竭力否认搞了“十条罪名”。鉴于此，周恩来在医院里设法找来江青等人强加给《创业》的“十条意见”。8月1日至6日，周恩来先后同邓小平等谈话。15日，同邓小平谈话，次日，又同邓小平等谈话。30日，同邓小平谈话。9月15日，邓小平在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讲话，江青在会上却大放厥词，毛泽东予以严厉斥责。17日，邓小平回到北京后，周恩来即同他谈话。10月，先后数次同邓小平等谈话。11月，周恩来病势沉重，2日同邓小平单独谈话，后来，只能同前来看望的邓小平等作简短谈话了。言谈之间，充满了对邓小平的信赖。
邓小平不负重托，不负众望，在1975年中主持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使形势有了明显好转。
我一直把他看成兄长（16）
这一切，周恩来看在眼里，喜在心上。1975年10月24日，周恩来不得不再次实施大手术治疗。进手术室前，他躺在平车上问：小平同志来了没有？邓小平即上前俯身问候。周恩来吃力地用手握住邓小平的双手，目光注视着相识五十多年，年小自己6岁的得力助手和亲密战友，脸上露出会心的微笑，一字一句地对邓小平说：“你这一年干得很好，比我强得多！”
对周恩来的病，邓小平一直十分关切。1974年5月12日，他与周恩来同外宾正式会谈前就首先建议：遵照医生的劝告，周恩来参加会谈的时间最好不超过一小时。后来的一些外事活动，邓小平都尽力照顾到周恩来的病况。正如1975年6月7日周恩来会见外宾时所说：现在会谈、宴会，都由邓小平副总理负责了，给我提供了休息的机会。8月7日，当周恩来在手术室里做治疗时，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9月20日，当医生再次为周恩来施行大手术治疗时，发现癌细胞已扩散至全身，无法医治了。邓小平当即指示医疗组尽一切努力，“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0月24日晚至次日晨，再次施行手术治疗，邓小平等在医院守候。12月，已身陷险境的邓小平曾3次前来医院探望周恩来。1976年1月5日凌晨，周恩来做最后一次治疗手术，邓小平等前来看望、守候。
周恩来、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之间的深厚友情长达半个多世纪。彼此相互信赖，互相尊重，情深意切。周恩来病重，将重担托给邓小平。
含悲送知己，大海葬忠魂。周恩来和邓小平两位世纪伟人，为创建和建设新中国，风雨同舟，生死与共，他们长达半个多世纪的不寻常友谊，感人至深，难以言表。尤其是邓小平主持追悼周恩来治丧活动，回忆起来更令人心灵震撼。
此时的邓小平，处境越来越困难。1975年11月15日，他向毛泽东提出不再代替主持中央工作，尽管毛泽东表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再说”，但11天后中共中央下发的毛泽东谈话要点，标志着使全国“再度陷入混乱”的所谓“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开始。所以，邓小平已经很难全面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了。周恩来患病住院后，邓小平经常前去探望。指示医疗组“减少痛苦，延长生命”。12月底，周恩来心脏突然停止了跳动，邓小平等都赶到医院。被抢救过来的周恩来还告诉张春桥，要他和王洪文“多帮助小平同志工作”。周恩来逝世当天，中央政治局马上召开会议讨论治丧问题。20多年后，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回忆父亲当时心情：“父亲他不讲，但是他的悲痛是没有人能够代替的。父亲是非常冷静的人，他对自己的生死，对其他这些东西，看得非常开，但是总理的逝世对他的打击是非常大的。他知道，总理肯定早晚是要去世的。但是一旦他走了，他还是悲痛欲绝。”
8日傍晚，神情肃穆的邓小平坐在办公桌前给毛泽东写请示报告。他写道：主席，政治局专门讨论了恩来同志的丧事问题，拟定了：（一）请示报告；（二）讣告；（三）治丧委员会名单，现送请审批。由于心情悲痛，简短的报告写得很吃力。9日凌晨1时，年迈的毛泽东在审阅完这份报告后批示：“同意”。
声泪俱下话别兄长。邓小平主持周恩来的丧事，受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