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黑干将余秋里！“
“打倒工业战线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黑后台！”
“打倒……”
批斗大会上的口号通过麦克风，又传向高音喇叭，响彻计委大院，震荡三里河一带。“我们那时常常看到计委大院那儿开批斗会。每回那个一只手的余秋里总被他们斗得怪可怜的。人家一只手，还给涂上墨，一举就是几小时，稍稍想放一放，有人就上前拳打脚踢，真没人性……”我爱人小时候的家就紧对着计委大院，她记忆犹新地对我几次说过计委造反派们批斗将军的那悲惨的一幕幕……
人性？那时哪来人性？
头几次挨批，将军还想回到中南海跟总理面前发发牢骚。可后来再没这想法了。为什么？那天将军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从批斗现场回到办公室，周恩来就让秘书叫他和谷牧等人上人民大会堂跟工交战线的造反派对话。正在造反派们吵吵嚷嚷要周总理回答为什么不让揪几个部长时，周恩来突然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张照片—— 那照片上有个人躺在地上血肉模糊：这是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同志，你们看看，他是昨天刚被人打死的！周恩来说到这儿满眼泪水，无比悲愤地：这么一个出生入死的老同志，就这么不明不白地死了，我是国务院总理，你们说叫我怎么向全国人民交代啊？如果连一个部长的生命安全都没有保障，国家还有什么希望？那是不真的是无法无天了吗？啊，你们还要我说什么？
会场上没有人回答。但这只是暂时的，丝毫没有影响在林彪江青一伙人煽动下的造反派们揪“走资派”的疯狂。
打这以后，将军不再感到满腹屈辱了。你造反派批斗吧！白天批我，晚上我回办公室照样工作；你上午批我下午我回去还照样工作。
工作不能停，国家机器不能不转。这是周总理特别交待的话，任何时候都一样。将军牢牢记着这一点：即使是个人受天大的冤屈，必须尽一切力量守着“摊子” ——国家的摊子。然而“文革”的发展已非将军等少数几个人所能扭转乾坤的。他和谷牧刚刚满头大汗安排好150多万红卫兵小将们上北京“接受毛主席检阅”的事宜，上海那边又传来噩耗：十一月初，以上棉十七厂造反派头头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一些工厂的群众，串连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派总司令部”。由于中共上海市委根据周恩来、将军他们下发的关于工矿企业不要成立跨行业组织的通知，没有给予承认，因而被王洪文之流指责为“压制革命造反”、“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对工人的迫害”。十日凌晨，王洪文带领两千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强行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站时被铁道部门下令停车。王洪文便煽动工人卧轨拦车，造成沪宁大动脉中断31小时，使上海站36趟列车无法发运。由此引发全国性的交通严重问题。这就是震惊世人的“安亭事件”。将军等为此几日几夜安排调度，王洪文等竟然倒打一耙，说有人蓄意破坏“文化大革命”，迫害工人革命行动。上海的王洪文借此大出风头，身在北京的张春桥则以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的身份回到上海又在火上浇了一把油，于是原来只有“学生娃娃闹革命”的“文化大革命”，迅速蔓延到了产业工人中去，问题的关键是毛泽东对此还给予了肯定。全国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不收拾也得收拾。周恩来一边苦口婆心地向造反派们解释，一边来到将军他们那儿千叮咛万嘱咐：无论如何也要尽可能防止国家的经济建设出现瘫痪。
将军因此建议：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这样才落实毛主席说的‘抓革命，促生产’的指示嘛。”将军对总理说。
你们马上起草一份文件，我们一起向主席报告。周恩来吩咐道。
而在此刻，陈伯达在中央召开的工交座谈会上也起草了一份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他把文件搞送到将军他们手里，说是让看看，其实是让将军他们按照他的意见定调的。将军等拿到陈伯达的文稿，在请示总理后，乘工业会议的各地代表在京，又在征求和听取意见后，突击几天几夜，完成了一份关于工交战线“文革”的《十五条》通知精神——陈伯达起草的是十二条。几天后，陈伯达将将军和谷牧叫去，见了两位便劈头盖脑地大发一通文霸：“看看你们多能耐！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末后，又阴沉着脸，阴阳怪气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瞧不起，就你们有本事！我也是小计委的成员，国家计委的副主任，可你们把我放在眼里吗？”
将军和谷牧不想跟这样的人吵闹，知道再解释也无用，便从陈伯达那儿退了出来。但陈伯达是什么人？当时的“文革”负责人之一、毛泽东身边的人哪！他的话不能不重视。将军与谷牧径直上了总理那儿把事情作了汇报，并把为什么写成现在的《十五条》作了说明。
“没那么严重吧！”周恩来对将军他们担心陈伯达闹事并没看重，又说：“明天下午，我再听你们汇报一次。然后再向主席作个报告。”
不日，周恩来转达毛泽东的意见：基本同意他们的《十五条》通知，工矿企业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但工人们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运动。
“只要能坚持八小时工作制，就好办！”将军听后异常兴奋，并且天真地这样认为。
哪知又过几日后，周恩来突然打电话给将军：毛泽东批示，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听取工交座谈会的汇报。你们要赶紧准备一个全面材料。
林彪要主持会议？不是破天荒头一回的事嘛！他“林副主席”什么时候对工业工作也感兴趣了？将军甚至兴奋地对起草材料的郑耀舜几个小年青说：“中央文革的人都是书生、秀才，不理解我们当兵人的心情。对不懂工业的人谈工业，等于对马弹琴，实在难办。以后有事我才不去找文革那些人呢！我们要直接向毛主席、林副主席汇报。”
郑耀舜是当年《十五条》的起草执笔者，我在2004年“五一”前采访他时，先生正和将军的老秘书李晔等人在华北油田写一部中国石油反思的书，郑先生谈起文革这段亲历时，说得生动精彩又有几份悲壮：“那阵子我们真是整天不知所措。搞一个文件得让那些本不相关的人传来看去。不这么做又不成，连总理做工作都常常有点儿像地下工作似的。那次在京西宾馆开的工交座谈会，十几个人。总理、陶铸、先念，对我们起草的‘十五条’逐一通过，都说好。可后来传出话要让林彪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后，我们不得不又重新起草修改。又一天总理在京西宾馆召集秋里、谷牧和林乎加等开会。李晔、李灏和我当时都是首长的秘书。开会时坐在后排。总理一进门见我们三个年轻人，就非常警惕地问秋里他们这三个人是谁？余秋里同志就一一介绍，指到我的时候，他说：小郑是林乎加同志的秘书，铁杆保皇派。周恩来点点头，表示对我们这三个秘书是放心的，可他仍然非常憎恨地说了一句：我最讨厌秘书了！估计他不知吃过谁的秘书之苦。那天会上，总理在谈到工厂闹运动停工停产，十分恼怒，并说到悲愤处，一抹脸，说：‘我不入虎穴谁入虎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话后来传到林彪、江青那儿后，总理的日子也不好过。工交会上，几位老部长、老市长谈起各自领域的混乱状况时气不打一处来。最有趣的是铁路部部长吕正操将军，别人在会上慷慨激昂地陈斥，他在一边唱着‘到处流浪，到处流浪’和‘九一八，我的家在哪儿……’。我就跟正操部长开玩笑，说我上造反派那儿给你告一状。将军摇摇头，说你不会的。那天总理打电话说林彪要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听取我们的工交《十五条》，秋里、林乎加和李人俊还有谷牧同志就聚在一起，商量连夜准备汇报提纲。我是起草执笔者，赶了一夜。林乎加口述，我笔录，秋里同志拍板定稿。第二天下午，林彪到中南海，我把准备的材料整理好后送到秋里同志的手里，并送他上了车。去之前，我看得出秋里同志对这一次林彪听汇报是寄予巨大希望的，所以晚上我们在起草材料时都尽可能把当时工交战线甚至将财经方面的问题也一起写入了汇报材料之中，期望能借同样军人出身的‘林副主席’之力扭转乾坤。晚上下班之前，秋里同志夹着皮包回到办公室。一进门，他将皮包往桌上一扔，脸色非常难看。我心想事情肯定坏了。只听他长叹一声，回天无力地感慨道：唉，准备大乱吧！从此我们这些人就像当作没用的垃圾一样，被赶出了中南海……”
关于向林彪汇报工交问题时碰到的遭遇，将军后来曾著文这样叙述：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一共开了三个半天，连续进行。会前将军曾对林乎加说：“我们要对党、对人民负责，就是挨批、下地狱也要把工交企业的情况，如实说清楚。”他和小计委的几位主要负责人是抱着决一雌雄的信念参加林彪主持的会议。果然，一开始火药味就很浓。张春桥攻击谷牧的汇报是代表了一部分走资派的情绪，否定企业里存在的两条路线。上纲又上线，帽子大得吓人。江青则瞪着眼睛盯着余秋里和林乎加，说他们是给工人戴上几百斤重的石头，完全是反革命。康生则阴险地说什么“现在的工厂是没有资产阶级的资产阶级工厂”。陈伯达更是气急败坏里指着余秋里等人的鼻子叫嚷：“你们搞的汇报提纲，为什么不同我商量。我也是计委的副主任嘛！你们是搞突然袭击！”要不是周恩来一再给他们解释和挡拦，文革小组的那帮人还不知真的是否想把将军他们活扒撕烂后给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