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子传- 第20节

　　　　晏婴这样处理，三位将军自然没有异议。

　　　　根据战功录所载，公孙捷和田开疆之所以能够建立战功，全赖古冶子彻底歼灭敌之援军。

　　　　当激烈争吵的时候，公孙捷与田开疆早已将鲜桃吞入腹中，这时抠不出，吣不上，羞愧得无地自容，当夜各自刎而亡。翌日，古冶子闻知二将军身亡，羞惚难当，无颜再见世人，亦引佩剑而自裁。

　　　　晏婴不用武力，轻易地除掉了三个有害于国的跋扈将领。

　　　　深夜，偌大的田府万籁俱寂，只有田武的房间尚亮着昏黄的灯光，田武独自一人在室内踱步，他的脑海里正翻腾着日前所阅读的诸多史料和景公与晏婴的故事。蓦地，所谓“斗宝大会”的情景和父亲的形象闯入了他的脑际，晋阳宫的阴森，晋平公的霸道，赵武的鹰犬嘴脸，大厅内五光十色的珠宝，父亲的凛然正气，晋国君臣的狼狈可笑这些场景，这些形象，还有那历史和现实的资料，一齐在田武面前闪耀，跳荡，交织，变作漫天云霞和灿灿朝阳，这橘红色的灵光照耀着他，笼罩着他，使他心胸豁然通达，眼前一片光明。他急忙取出简牍，挥毫写下这样的见解：

　　　　“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故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这是田武兵法理论的基本点，军事思想的主线。

　　　　具体说来，它包含着这样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屈人之兵而非战也，二是拔人之城而非攻也，三是毁人之国而非久也。

　　　　欲达到这个目的，需要有山岳般强大的国势，令人闻兵丧胆的兵力；须兴仁义之师，不仅自己国家的军民乐而从之，连被攻击国家的百姓也箪食壶浆而迎之；需要有天才的军事谋略家和出色的外交家。

　　　　田武手不释卷，马不停蹄，在继续翻阅战史，考察古战场，寻觅求索，获取自己所需要的一切。

第37章　田武考察　田书伐莒（1）（）　
第八章田武考察田书伐莒

　　　　田武来鸣条（今山西安邑境内）考察。

　　　　伊尹是我国三千多年前商汤的大臣，官名“阿衡”，相当于后世之宰相兼军师。为了探测夏桀韵军事实力，伊尹向商汤献策说：“桀之实力多强，号召力多大，我们尚不得而知。可抗贡（不给桀送贡品）而激怒之，令其伐我，以探虚实。”商汤接受了伊尹的意见，不给桀进贡，桀怒，调九夷之兵伐汤。伊尹说：“桀尚有号召力，不宜与之交战。”于是汤赶快向桀陪礼道歉，补送更加优厚的贡品，以息桀怒。第二年汤又抗贡，桀更怒，欲调九夷之兵。九夷反对连年征战，师劳财尽，不听调动了，最后桀只征集了三夷之兵伐汤。伊尹献策说：桀无号召力矣，三夷之兵士气不振，战斗力不强，请速用兵讨之！”于是商汤联合诸侯部队，埋伏于鸣条，诱敌出战，彻底消灭之，建立了商王朝。这便是公元前1763年的鸣条之战。

　　　　鸣条之战告诉田武：将帅应审时度势，待机歼敌。

　　　　楚、宋的重要边界黄河，其支流泓水曾是楚、宋二国交战的古战场。

　　　　当时，两军隔水对峙，楚军有二十万大军，而宋军却只有五万。且不论军队多寡，在敌阵前渡水而过，最为愚蠢，然而楚王轻敌，率然下令渡河。

　　　　宋国谋士子鱼，见楚渡河，心喜，急告宋君。楚军不智，率然渡河，请大王下令攻击，必能趁机将其彻底消灭之。”

　　　　宋襄公慈悲为怀，摇头道：“虽对敌，又怎能于渡河时下令攻击呢？”

　　　　楚军渡河后，阵容一时大乱，子鱼又向宋君进言道：“良机不可再失，请大王速下令攻击。”

　　　　宋襄公执迷不悟，依然不肯下令攻击，回答道；“虽为敌人，然军队布阵尚未整齐，君子岂可乘人之危也！”

　　　　子鱼忍无可忍，愤愤说道：“战争乃一决生死，战场上怎能心存慈悲？”说完，甩袖离去。

　　　　泓水之战的结果，自然是楚军不费吹灰之力地杀尽了宋军——这便是所谓的“宋襄之仁”。

　　　　就泓水的地理条件而言，倘在楚军渡河时，宋襄公能当机立断地下令攻击，楚军必早入鱼腹无一幸存。然宋君为仁心所误，坐失制胜先机，结果惨遭败北。

　　　　田武徘徊于泓水河畔，脑海里分析着仁与战争。人之异于禽兽，在于人有一颗仁爱之心，因而仁有其存在的必要，但仁不能处处适用。仁是人类的慈悲之心，而战争的过程却要牺牲人命，仁与战争虽手段不同，其目的却是一致的，即用战争来制止不仁的现象，消灭不仁者，仁才能通行于天下。企图以说教来行仁政者，那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不切实际的幻想。

　　　　探查完泓水古战场，田武回到旅店，记下自己所悟得的兵法理论：不能妥善利用交战地点的有利条件，必惨遭失败。

　　　　楚庄王初继位，荒于酒色，不理朝政，国势日衰。后经老臣伍参、苏从力谏，方一改荒唐，专心治国，召宁海贤人孙叔敖，封为令尹。为巩固王权，振兴国威，孙叔敖谏君伐郑。郑夹于晋、楚之间，与晋结为同盟，楚伐郑，晋必援救，但不会派全国之精兵，楚必轻易击败晋援军，威名远播。庄王纳谏，任命孙叔敖为元帅，伍参、苏从、范山、关越为四大将军，统帅二十万大军伐郑。

　　　　郑乃小国，不到三天即被楚军层层包围。晋成公得知郑国情势危急，任命荀林父为元帅，亲统十五万大军援郑击楚。不幸的是，出发的第二天，晋成公死于阵中。为了不增楚之气焰，晋遣将送成公灵柩回都同时，大军继续进发。十几天后，来到黄河边，此时郑国等待不及，已向楚军投降。楚军受降后，现正撤兵回国。荀林父重新编制大军，命先谷为先锋，魏锜（qi）、赵旃（zhān）、赵婴、赵括为大将，渡过黄河。先谷性格粗暴，一过黄河，便立即紧追在楚军之后。此时楚已行军至（bi），众将心慌，庄王十分不安，元帅孙叔敖却信心十足，他分析了敌军的弱点和楚军的优势：

　　　　第一，高昂的士气乃决胜之第一要素，而晋军出征之始，即失其主君，士气必低落。

　　　　第二，敌军主帅荀林父缺乏统帅力，且不谙兵法。

　　　　第三，晋军先锋先谷功利心强，性情粗暴，为人傲慢，与其他将领不合。

　　　　第四，行军中途，改变大军编制，传令系统必定尚未确立。

　　　　第五，我军刚击败郑军，士气高昂，敌军则士气低落，故我军在各方面均占优势。

第38章　田武考察　田书伐莒（2）（）　
伍参完全同意孙叔敖的见解，补充道：“吾国长久以来为晋所轻，今日正可趁机一雪前耻。”

　　　　于是庄王下令总攻击，伍参率先锋军迎头痛击晋军，孙叔敖楚军主力绕至黄河埋伏。孙叔敖料定，伍参将敌方先锋军歼灭后，敌军必溃逃黄河，楚军主力埋伏于此，必一举将其全部歼灭。有人对此部署提出异议：若敌军先设埋伏，我军必失利。孙叔敖断然回答说，这是不可能的事，因敌军的先锋是先谷，此人性急如火，傲慢轻敌，好大喜功，决不会有耐性躲在溪谷里等待尚不知动向的楚军。孙叔敖指挥楚军主力埋伏于又深又窄的名唤瓶底的溪谷之中，待敌深入，予以痛击。

　　　　不出孙叔敖所料，先谷果真中了埋伏。当晋军部队三分之一进入瓶底后，楚军忽地大声击鼓呐喊，冲出树林，奋勇杀敌，一时刀剑声、惨叫声和马嘶声不绝于耳，斩先谷人头于车下，全歼晋军。

　　　　读了这段晋、楚交战的历史，田武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知彼知己，方能百战不殆。

　　　　田武来到了城濮（今山东鄄城西南）。公元前632年，晋文公率晋、齐、秦军救宋，曾与围宋的楚军在此决战。

　　　　战前，晋国君臣十分细致地对双方的有利和不利诸因素进行了分析判断：

　　　　“冬，楚子及诸侯围宋，宋公孙固（宋庄公孙）如晋告急。先轸（后为晋中军元帅）曰：‘报旋（晋文公流亡时，曾得到宋国的恩惠）救患，取威定霸，于是乎在矣（在此一举）。’狐偃（晋将）曰：‘楚始得曹，而新昏（婚）于卫，若伐曹、卫，楚必救之，则齐、宋免矣（这是围魏救赵所本的最早原则）。’”

　　　　先轸的中心思想是想趁此机会，发动战争，以奠定霸权。狐偃的策略，认为楚刚统治曹，又和卫有亲戚关系，如果直接进攻曹、卫，则齐、宋可免楚之侵略。晋文公采纳了这一策略。

　　　　第二年春天，晋出兵伐曹、卫，都取得了胜利，但楚军仍继续围宋，宋又派门尹般到晋军告急。晋文公曰：“宋人告急，舍之（不设法救宋之急）则绝（两国就会断交），告楚不许（不答应和解），我欲战矣。齐、秦未可（不出兵），若之何？”先轸说：“使宋舍我，我赂齐、秦，藉之告楚。我执（捉住）曹君，而分曹、卫之田以赐宋人。楚爱曹、卫，必不许也。喜赂怒顽（齐、秦喜得贿赂而恨楚之顽固），能无战乎？”先轸的策略确实高明，不仅把齐、秦争取过来，而且又激怒了楚军，非战不可。这样就达到了“取威定霸”的目的。晋文公完全按先轸的意见去做，形成了战前非常有利的战略态势。

　　　　战斗开始时，晋令其下军把驾车的马蒙上虎皮，首先向楚右军进攻。楚右军是由其盟军陈、蔡军队组成的，战斗力最弱，遭到这一出其不意的打击，立即溃败。晋上军主将狐毛为了诱歼战斗力较弱的楚左军，接战后故意竖起两面白旗引车佯退，下军主将栾技也令阵后的战车拖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败逃。楚军统帅子玉不知是计，下令追击。晋军元帅先轸指挥中军主力乘机横击楚军，晋上军也回军夹击，楚左军大部被歼。子玉急忙下令撤退，才保全了中军逃回楚地。

　　　　考察城濮古战场，田武有三点收获：

　　　　第一，战前要对战争进程进行严肃的、细致的、全面的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