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怀疑他早知道我是女生。”弗兰妮老爱说。
父亲到1941年夏天才回到得瑞，母亲立刻怀了我。
他保证再也不必离开她了：在迈阿密和马戏团合作的演出十分卖座，赚的钱够他秋天上哈佛了。他们可以轻轻松松度过这一夏，汉普顿的表演想去才去。他打算坐火车到波士顿上学，除非那儿找得到更便宜的房子。
厄尔一分一秒地衰老，每天都得在眼睛上擦一种像水母薄膜的淡蓝色药膏；但是厄尔总是揉出来，抹在家具上。母亲发现它身上的毛掉得十分厉害，显得佝偻而松垮。“它的肌肉太没劲了，”巴布教练说，“应该练练举重，或者慢跑。” 。 想看书来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0）
“试试把印第安从它身边骑走，”父亲对他说，“它就会跑了。”但巴布教练真的把车子骑走时，厄尔却动都不动。它根本不在乎。
“跟厄尔处得太熟，”父亲说，“有时它就会把你当傻瓜。”应付厄尔这么久，父亲早已明白弗洛伊德为何会对它那么不耐烦。父母很少提起弗洛伊德。有了“欧洲那场战争”，他的命运不难想象。
哈佛广场的酒馆有一种名叫“干啦”（That's All）的威尔森牌麦酿威士忌，非常便宜，但是父亲并不嗜酒。剑桥的牛津烤肉店从前卖一种生啤酒，装在像白兰地酒杯的玻璃瓶里，一瓶一加仑。如果你能在短时间内一口气喝完，就免费再送一瓶。但父亲总是等到一周的课程结束后，到那里喝完一瓶，就匆匆赶去北站搭火车回得瑞。
他尽可能多选课，以便早点毕业。这不是说他比别的哈佛学生聪明（老是比较老，聪明就未必了），只是因为很少跟朋友在一起。家里有怀孕的妻子和两个小宝宝，他根本没空交朋友，唯一的娱乐就是听收音机的职业棒球转播。就在世界大赛过后没几个月，父亲听到日本偷袭珍珠港的消息。
我在1942年3月出生，命名为约翰——跟着约翰·哈佛取的（至于弗兰妮为什么叫弗兰妮，大概是因为这名字跟在弗兰克后头蛮搭的）。母亲不仅忙着哺育我们，还得看护老迈的拉丁教授，外加帮巴布教练照顾上了年纪的厄尔，她也一样没空交朋友。
到了1942年夏末，战争已经波及所有的人，不再只是“欧洲那场战争”了。三七印第安虽然不耗油，但已不再用来代步，成了厄尔的熊窝。爱国热潮在各地校园里扩散。学生有特配的糖票，但大半的人都给了家里。短短三个月内，父亲在哈佛认识的人不是被征召，就是志愿入营。拉丁教授过世之后——没多久，外婆也在睡梦中随老伴而去——遗下的一小笔产业便由母亲继承。父亲申请提早入伍，在1943年春天前去受训，那年他二十三岁。
他离开了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住在贝兹家的母亲，还有受托照料老厄尔的爱荷华巴布。
父亲写信回家说，训练内容就是破坏大西洋城的几家旅馆。他们每天刷洗木头地板，然后从木板道行军到沙丘上打靶。新兵使得附近的酒吧生意兴隆——不过父亲例外，他没去。人人戴着射击奖章去喝酒，虽然他们绝大多数都比父亲年轻，但那里没人管你几岁。酒吧里挤满华盛顿来的上班姑娘，大家都抽无滤嘴的香烟——除了父亲。
父亲说，那时大家老爱讲被派到海外前最后的“一夜风流”有多浪漫，但当然是吹牛的居多；不过父亲的倒是货真价实——和母亲，在新泽西一家旅馆里。幸好这一回母亲没怀孕，不必在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之外再添负担。
父亲在大西洋城时，也到纽约北部一所旧私立高中去接受密码训练；接着被派到犹他州卡恩斯的沙努特，然后是乔治亚州的萨凡纳——他和厄尔曾在那里的老旅馆“狄索托”表演过；最后经过汉普顿路和启程港，父亲终于向“欧洲那场战争”出发，心下暗自希望能遇见弗洛伊德。他相信，留了三个种给妻子，自己一定能平安归来。
他被分发到意大利一个空军轰炸机基地，那里最大的危险就是被喝醉的人开枪打到、自己喝醉了开枪打人，或者掉进粪坑里——父亲认识的一位上校就碰过这种事，头上堆了几团屎之后才被救起来。此外仅有的危险就是染了淋病的意大利妓女。父亲不酒不色，所以安然度过二次大战。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1）
他搭乘海军的运输舰经过特里尼达，来到巴西——“像是说葡萄牙文的意大利”，他在给母亲的信里写道。回美国时，患了惊吓症的C…47驾驶员贴着迈阿密最宽的一条大道低空飞行，父亲在半空中还认出了厄尔某次表演后呕吐的停车场。
母亲对战争的贡献——除了替母校汤普森女中的同学会做点秘书工作——就是接受护理训练。她参加了得瑞医院第二梯次的助理护士课程，每周轮值一次八小时的夜班，另外随时得递补正缺——因为人手总是不足，这是常有的事。她最乐意到妇产科和产房服务——她太了解在医院里生下孩子、却没有丈夫陪伴的感觉。这就是母亲的战时生活。
战后不久，父亲有次带巴布教练去波士顿芬威公园看职业橄榄球赛，到北站搭车回得瑞时遇到一位哈佛同窗。对方以六百元卖给他们一部1940年的雪佛兰四门轿车——比全新时还贵了些，但是车况良好，而且当时汽油便宜得出奇，一加仑大概只要两毛钱。父亲和巴布教练分摊保险费，于是我们家总算有了一部车。这样父亲在哈佛攻读学位时，母亲就可以带弗兰克、弗兰妮和我到新罕布什尔的海边玩。有一次爱荷华巴布载我们去白山，弗兰妮把弗兰克推进一个黄蜂窝，害他被蜇得好惨。
哈佛也不一样了，教室里人挤人，到处是新面孔。斯拉夫学系的学生宣称他们发明了美式伏特加，照俄国人的喝法，盛在高脚小玻璃杯里，冷冷的不掺东西——但父亲还是喝他的啤酒。他改念英国文学，为了要提早毕业。
这时看不到几个大乐团了；交际舞已经式微，很少人再当它是运动或娱乐。厄尔也老朽得不能再表演了。从空军退伍后的第一个圣诞节，父亲在乔登·马许百货公司的玩具部工作，而且又让母亲怀孕了：这回轮到莉莉。弗兰克、弗兰妮和我的名字都各有意义，但莉莉却没有——这件事一直困扰着她，也许一生都未能释怀。
父亲于1946年从哈佛毕业。得瑞中学刚换了位新校长，在哈佛教职员俱乐部跟父亲面谈过后，便给了父亲一个职位——英文老师、外加两门运动的教练——起薪2100元。也许是巴布教练说动校长这么做的。父亲那年二十六岁，他接受了得瑞的教职，但并不把它当做终生职业。这只不过意味着他终于可以和妻儿一起住在贝兹家的房子里，跟爱荷华巴布和老熊厄尔为邻。在他生命中这个阶段，梦想显然比学业更重要，说不定还胜过我们孩子；当然，更比二次大战重要得多。（“他哪个阶段还不都一样。”弗兰妮说。）
莉莉也在1946年出生：那时弗兰克六岁，弗兰妮五岁，我四岁。我们突然多了一个父亲——说真的，他就像头一次出现。过去他不是在战场，就是在读书，要不就带着厄尔到处跑。对我们来说，父亲根本是个陌生人。
他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在1946年秋天带没去过缅因的我们到亚布纳海滨旅馆。对父母而言，这当然是一趟浪漫的朝圣之旅——纯粹为了怀旧。莉莉太小，厄尔太老，都不适合远行，但父亲坚持要带厄尔一起去。
“看在老天的份上，亚布纳也算是它的地方。”父亲对母亲说，“亚布纳没有缅因州，感觉就不对了！”
于是莉莉留下来让巴布教练带，母亲开着1940年的四门雪佛兰，带着弗兰克、弗兰妮和我，一大盒野餐，还有堆积如山的毯子。父亲发动了三七印第安：他骑车，厄尔坐侧座。我们就这样出发，在滨海公路上九弯十八拐地爬坡，速度慢得难以想象；当时离缅因快速道路落成还有好几年。光到布伦兹维克就花了好几个钟头，等越过巴斯又费了一小时。接下来，我们才看到肯尼贝克河出海口那波涛汹涌的淤青色海水、波芳堡、焦点湾边的渔家小屋——以及横在亚布纳路上的一条铁链。告示牌上写着：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01 那头叫缅因州的熊（22）
本季休业
亚布纳已经休了好几季的业。取下铁链，一行人往老旧的旅馆开去时，父亲大概已经心里有数。旅馆外表剥落得白若枯骨，建筑荒废不堪，四处都用木板钉了起来。视野可见的窗子，不是被砸烂就是射碎。十八洞的旗杆插在舞厅废墟外大门的地板隙缝间，褪了色的旗帜垂头丧气，仿佛象征着亚布纳这座围城已遭攻陷。
“耶稣基督。”父亲说。我们孩子在母亲身边挤作一团，抱怨不停。那里天气又冷、雾又浓，把我们都吓坏了。当初我们听说要去的是一家度假旅馆，假如旅馆就长这个样子，我们可不喜欢。网球场碎裂的黏土间大剌剌地站着一丛丛野草，槌球场的草地布满一种专在盐水边生长的沼泽植物，叶缘呈锯齿状，高及父亲的膝盖。弗兰克被一扇旧木门割到，痛得呜呜咽咽；弗兰妮吵着要父亲抱，我则贴着母亲的腿不放。得了关节炎的厄尔不肯离开摩托车，在口罩里呕吐起来。父亲一解下它的面罩，厄尔就在地下捡了个东西要吃——一个旧网球。父亲把球拿走，往海的方向抛得远远的。厄尔兴致勃勃想跑过去找，但没一会儿就忘了自己在做什么，干坐在那里盯着码头瞧。也许它根本什么也看不见。
旅馆的码头已经塌陷，船坞在战时被台风冲到海里去了。要把鱼梁一路架到焦点湾捕虾码头的渔人，只好将就用一下旧码头。有个看不清年龄的男人站在那里，拿着一把来福枪看守。他要射的是海豹——母亲远远望见带枪的人影吓了一跳，父亲不得不这么解释。海豹是缅因州渔业收成不佳的头号元凶，它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