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29〉福建巡抚刘世明奏，漳州府知府李国治拿得行户陈远私贩鸦片34斤，业经拟以军罪，及臣提案亲讯，则据陈远供称鸦片原系『药』材，与害人之鸦片烟并非同物。当传『药』商认验，佥称此系『药』材，为治痢必需之品，并不能害人，惟加入烟草同熬，始成鸦片烟。李国治妄以鸦片为鸦片烟，甚属乖谬，应照故入人罪例，具本题参云云）。其初本作『药』用，故亦以『药』材纳税（担税银三两，又每包加税二两四分五厘）。雍正七年（1729）始定贩者枷杖，再犯边远充军之例，然其时输入岁不过200箱耳。贩运者皆葡萄牙人也。乾隆四十六年（1781），英吉利东印度公司得垄断中国贸易特权，而印度为鸦片产地，输入遂日多（道光以前历年输入之数详见萧一山《清朝通史》）。出孟加拉国者曰公班，亦称大土，出孟买者曰白皮，亦称小土，总名波毕。乾隆末年粤督奏禁入口。嘉庆初，又奉诏申禁，裁其税额，自此入口遂成私运。二十年（1815），粤督蒋攸铦奏定查禁章程，奉谕自后西洋人至澳门，均须按船查验。道光元年（1821）因查出叶恒澍夹带鸦片案，奉旨重申前禁。凡洋艘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其行商容隐，事后查出者加等治罪。自此鸦片趸船尽徙之零丁洋。其地水路四达，福建、江浙、天津之泛外海者，就地交兑，销数之畅如故也。二年（1822），复奉廷寄交粤督阮元密查，奏请暂事羁縻，徐图禁绝。而其时鸦片趸船已改泊急水门、金星门等处，勾结内地『奸』民往来传送，包买则有窑口，说合则有行商，私受土规则有关汛为之奥援，包揽运载则有快蟹艇，资其护送。于是趸船之来，每岁骤增至数万箱。六年（1826），总督李鸿宾专设水师巡缉，而巡船受私规银日且逾万，私放入口。其年突增至趸船25只，烟土2万箱。十二年（1832），卢坤督粤裁之。十七年（1837），总督邓廷桢复设，而巡船仍沿旧规，且与之约，每万箱别馈数百箱。甚至代运进口。副将韩肇庆顾以此擢总兵，赏孔雀翎，而鸦片且岁至五六万箱矣。
道光十六年（1836），太常寺卿许乃济上言“近日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盖法令者，胥役棍徒之所藉以为利，法愈峻则胥役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逞其鬼蜮伎俩，则法令亦有时而穷。究之食鸦片者，率皆浮惰无志、不足轻重之辈，亦有逾耆艾而食之者，不尽促人寿命。海内生齿日繁，断无减耗户口之虞，而岁竭中国之脂膏，则不可不早为之计。闭关不可，徒法不行，计惟仍用旧制，照『药』材纳税，但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又官员士子兵丁不得漫无区别，犯者应请立加斥革，免其罪名”云云。
乃济之言既上，奉旨交疆臣会议，而一时九卿台谏，咸谓其有伤政体。上以言者不一，必须体察情形，通盘筹划，令邓廷桢议奏。是时疆臣奏覆，率请严定贩卖吸食罪名。十八年（1838），鸿胪寺卿黄爵滋又奏请严禁。此疏至今尚为人所传诵，然于法之何以能行，似亦未曾筹及，盖皆不免徒知烟之当禁，而未一察当时政治情形，至于因此而动干戈，终至败绩失据，则自非当时之人所及料，不能以此为议者咎也。奏上，奉旨交督抚会议，并饬部臣复定新例，开设窑口烟馆、栽种兴贩及员弁兵丁受贿故纵者，均处斩绞；吸烟者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悛拟绞监候，时十九年（1839）五月间也。而烧烟之事已先三月行之广东矣。（鸦片输入，时朝野上下所最虑者为漏银，其实以货易烟，与以银易烟受损等耳。然当时以此为大忧，则亦币制之不善有以致之也。黄爵滋之奏曰：“各省州县地丁钱粮征钱为多，及办奏销以钱易银。前此多有盈余，今则无不赔垫。各省盐商卖盐具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之争为利薮者，今则视为畏途。若再三数年间，银价愈贵，奏销如何能办，课如何能清。”盖币制不立，银钱比价一生变动，财政即受其影响也）。
第八章烧烟及中英战事
方宣宗之以烟禁交疆臣议奏也，一时议者多主禁绝，而湖广总督林则徐言之尤激，有不禁则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亦且无可用之兵等语，宣宗以为深识远虑，召入京面授方略，以兵部尚书颁钦差大臣关防赴广东查办。时道光十八年（1838）十一月也。明年则徐驰至广东停英贸易，绝其接济，迫英商缴出鸦片二万有二百八十三箱，一箱百二十斤，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二百四十五斤，焚之。时四月中也。则徐请定例，洋人运鸦片入口，分别首从，处以斩绞。又布告各国商船入口，须具“夹带鸦片，船货充公，人即正法”具结。葡、美皆愿遵命，而义律不可，请许英商船泊澳门，派员会议禁烟办法。则徐谓许英商船泊澳门，则粤关遂成虚设，不可。会英水手在尖沙嘴与华民交哄，杀华民林维喜，则徐令义律交出凶手，义律亦不听。中外相水火益深。七月，则徐遂令沿海州县，绝英接济。
时义律居澳门，屡请本国『政府』强硬对华，其『政府』未之许，而印度总督遣军舰二至澳门。义律大喜，以索食为名，攻九龙。水师参将赖恩爵击之，沉其双桅船一，舢板二。义律不得逞，又未得『政府』许开战之命。八月，复介葡人转圜，惟请删“人即正法”一语，余悉如命。时中朝方主严厉，则徐奏报“夷船之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奉批“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大理寺卿曾望颜至奏请闭海关，尽绝各国贸易，则徐持之乃止。时又奉谕“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则徐遂坚持不许。九十月间英船屡扰尖沙嘴附近，至十一月八日，中朝遂发停英贸易之谕。
第6章 讲义（5）（）
时英议会中亦多不主用兵，且有以营销鸦片为不义者，然卒以九票之多通过“对中国前此之侵害，要求赔偿，英人在华之安全，要求保证”，时1840年4月，道光二十年二月也。英『政府』乃调印度、好望角兵万五千，使乔治·懿律（统陆）、伯麦（统海）率之而东，五月至澳门。则徐已严备沿海，焚其舢板二。伯麦乃遣26艘趋定海，以5艘攻厦门。时邓廷桢督闽，败其兵，而定海以六月八日失陷。伯麦投巴里满致中国首相书（书要求六事：一、偿货价；二、开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通商；三、中英官交际礼用平行；四、偿军费；五、不以英船夹带鸦片累及岸商；六、尽裁洋商即经手华商浮费），浙抚乌尔恭额不受，乃赴天津投之直督，琦善受之以闻。时诸大吏恶生事，多不悦则徐，相与造蜚语，谓去岁烧烟本许价买，而后负约，致激英变，又谓厦门奏报战事不实。浸闻于上，廷意遂中变，命江督伊里布赴浙访致寇之由，以乌尔恭额却伯麦书，致其北上，革其职。谕沿海督抚，洋船投书许即收受驰奏。时津海道陆建瀛以英人据定海要我，请录其船，羁其酋，命还定海然后议之。又谓宜先决禁烟事，然后以免税代偿货价，以开澳门代五口，而令海关监督与其官吏平行，余仍令回广东与则徐商议。当道不许。则徐已署粤督，革其职，令留粤听勘，命怡良署总督，琦善以钦差大臣赴粤查办，并革邓廷桢职，代以颜伯焘。旧史或云，伯麦以甘言饵琦善，谓中堂赴粤，予等即可永远和好。琦善为所中，故力以自任。其入都面陈，多造膝语秘，世莫得闻云。此则近莫须有矣。朝廷既许查办，义律遂返舟山与伊里布定停战之约，时九月也。
琦善至广州，尽撤则徐所设守备。时乔治·懿律有疾，甲必丹·义律代之交涉。琦善许偿烟价200万，义律易之，又求割让香港，琦善不敢许。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义律发兵陷沙角、大角两炮台，副将陈连升死之。连升骁将也。琦善惧，许开广州，让香港，义律乃还两炮台，并许还定海。事闻，朝廷大怒，下谕有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语，以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赴粤，饬伊里布回本任，命江督裕谦赴浙。旋以英人在香港出示，指其地为英属，并求驻港营汛撤回。怡良奏闻，革琦善职，籍其家。二月五日，英人陷横档、虎门各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时杨芳自甘肃先至（杨芳本任固原提督），而英印度总督命卧乌古率陆军亦至，险要尽为敌据，芳亦束手无策。二十六日，美、法商人介行商伍怡和调停，言义律但欲得通商，无他求。芳与怡良据以入奏，欲姑抚之，图收回险要。朝旨不许。三月二十三日，奕山及新督祁埙至，问计于则徐，则徐言宜使人诱敌退出，仍于要隘设防，乃可徐图战守。奕山亦然之。已又『惑』于人言，以四月朔夜袭英军不克，明日英人进攻，城外炮台皆陷，全城形势已落敌人掌中，不得已，令广州知府余葆纯缒城出，许偿军费600万元，尽五日交付，将军率兵退至距会城60里之处，香港则俟将来再议，英兵乃退出虎门。奕山遂奏称初八日进剿，大挫凶锋，义律穷蹙乞抚，求准照旧通商，永远不敢售卖鸦片，而将600万改为商欠。英兵既撤，大行『淫』掠。初十日，将赴佛山，过三元里，人民树平英团之帜御之，各乡团勇集者数万。义律被围。奕山虑败抚义，遣余葆纯慰谕，众乃散。十二日英兵去广州。十六日，奕山、隆文退屯小金山。隆文旋卒，杨芳留城弹压，寻亦以病罢去。时朝廷得奕山奏，信以为真，但饬与督抚妥议章程。而英先得琦善与义律所定草约，以为偿金太少，又英人后此之安全并无保证，撤回义律代以璞鼎查，命巴尔克率海军从之。六月至七月十日卧乌古、巴尔克陷厦门弃之。八月攻舟山，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力战七昼夜，十七日同日败死。舟山遂陷。时裕谦自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