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的向背和士气的盛衰，这确是天国失败的一个大原因。
第39章 中国近世史前编（16）（）
至于政治，则天国诸人都起下层社会中。大凡下层社会中人，都抱有均贫富及平等的思想。起事之后，乃表现于其宗教及政治制度中。拜上帝会规制，入会的男称兄弟，女称姊妹，一律平等。天京建后，创立田制，分田为九等（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上上田一亩等于下下田三亩），各地方有无相通（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又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振此荒处，彼处荒亦然。此即所谓移粟移民），民年十六则受田。自食有余，概归公库。二十五家立一库，婚丧等事，均用库中款项。军士有得财货的，则概归天朝圣库。又立女馆，凡处女、寡『妇』及从征军士眷属，均居于其中。禁烟、禁酒、禁赌。又禁女子缠足。禁妾媵及娼『妓』。并禁卖买奴婢。其思想不可谓不正。案当隆古部族时代，人民生活，本有一定规则。此时内部安和，而对外亦能讲信修睦，即孔子所谓大同。其后各部族接触日多，渐以兵力相争夺。战败的，固夷为农奴及奴隶。战胜的，亦因其生活日流于『淫』侈，并且专以争斗为事（读《礼记·文王世子》篇可知。这一篇是述古代公族，即国君的同族的生活的），而其风纪日趋于败坏。此即所谓封建时代。然部族时代良好的规则，仍有存留。民间生活，仍有其合理的轨范。即贵族亦不能不俯就其范围，此即古人所谓礼（古代的所谓礼，并非指应对进退等，此乃所谓仪。知仪的，古人亦谓其不能冒称知礼。《左传》议论鲁昭公的话，即其一例。所谓礼，实指大众生活的轨范。如凶荒札丧之岁，贵人的生活亦不能不贬损；丰登之年，大众的生活仍不能奢侈等便是。所以《礼记·礼器》说：“年虽大杀，众不恇惧，则上之制礼也节矣。”）。所以此时的生活，尚非全不合理。封建制度完整之世，孔子亦称为小康。封建时代之后，再加以资本的侵蚀，生活的轨范，无人留意及之。即有觉其不安，欲去其太甚的，其所欲建立者，让步已至极点，然仍不能实行。此实为社会不安的根本原因。此等病根，上中流社会中人，因其处于压迫地位，生活较为优裕，往往不能觉得。只有下层社会中人身受切肤之痛，会有矫正的思想。历代借宗教以煽『惑』人民的，除『迷』信的成分外，总尚略能改正经济制度，示人民以生活的轨范，即由于此（如汉末的张鲁便是。可看《三国志》本传《注》引《典略》）。这个并非迂阔，实可说是社会真正而且迫切的要求，但其事经纬万端，断非径行直遂的手段所能有济。起于草泽的英雄，思想虽纯，而学识不足，运用其简单的思想、直率的手段，想达到目的，无怪其不能有成了。天国诸人，宗教思想颇为浓厚，凡事皆欲称天以济之。故其国称天国，京称天京，军称天军，法律亦称为天条。军行所至，辄设高台讲演，谓之讲道理，又印行讲道的书颇多。那更陷入极端的观念论了。尝开科以取士，所命题目，亦极可笑（其命的题目，有《贬妖『穴』为罪隶论》等。案天王尝有诏，贬直隶省为罪隶省）。其官制，则有天地春夏秋冬六官，又有丞相、军师、录尚书事等名目。外官有州牧、郡守、县令，又有行省。军制以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又有监军、总制、将军、指挥、点检等名目。今古杂糅，一望而知为乡曲学究所定。此等制度，亦多未能实行。实际的政治，则因天王入天京后，百事不管，朝内又无能主持之人，以致紊『乱』。总而言之，天王之为人似只长于宗教，而短于政治及军事。天王手下，亦无此等人才。只有一个李秀成，而用之太晚，且不能专。实为太平天国失败最大的原因。且如天王的宗教思想，在当时，绝不能得多数人的赞同。民族革命之义，如能始终标举，是可以引起一部分人的归向的。太平军出湖南时，亦曾发布讨胡之檄，后竟未曾再提，而仍欲推行其不中不西、不古不今的政教，即此就可见得不认识环境，难于有成了。然事虽失败，毕竟替民族革命播下了种子。到孙中山革命时，其余党还有存留海外的。
第三节捻党始末
当太平天国和清军在江域相持时，直、鲁、豫、苏、皖间，又有捻党。捻党的起源：有的说是乡民逐疫，“裹纸然膏”，后来因而行劫，故称为捻。有的说皖北人称一聚为一捻，因称为捻。二说未知孰是。其起源颇早，清仁宗嘉庆年间，河南巡抚，已经奏定“结捻”三人以上，加等治罪了。然此时所谓捻党，人多势盛之时，偶出攻打州县，官军到又回原居，和平民无异。并不正式和官军对敌。到天国兴起后而其势乃渐盛。其渠魁张乐行，居雉河集（涡阳县，捻平后设县），李兆受居霍邱。清官令人民筑寨自保。诸寨既无力抵抗捻党，而官军又残暴，乃依违于两者之间。又有本系土匪，亦借团练为名的，局势复杂。寿州苗沛霖，本系诸生，后为练总，反侧于太平天国和清军之间，曾受天国之封为奏王，尤为跋扈。
捻党虽据数省，其最大的根据地，则犹在安徽。清朝迭派大员进攻，都无效（清朝初命周天爵驻徐、宿，旋代以袁甲三，驻颍、亳，又命牛鉴驻陈州，而以河南巡抚英桂总其成。太平天国五年〈1855〉，即清咸丰五年，罢袁甲三，命英桂进攻安徽。明年，又起甲三助英桂。至七年〈1857〉，胜保督安徽军务后，仍命袁甲三管苏、鲁、豫三省事。均无功）。太平天国七年（清咸丰七年，1857），命胜保总督安徽军务。张乐行走依李兆受。兆受伪降，苗沛霖亦阳受抚。然其盘踞恣肆如故。胜保所带马队，且有降于捻党的。捻党行动益敏捷。天国九年（1859），出击山东。还道河南，攻周家口。十年（1860），陷清江。清漕督等皆遁走。是年，英、法和议成。清命僧格林沁移兵而南。初战亦不利，后乃从鲁南入苏北，进至亳州。天国十二年（清同治元年，1862），苗沛霖合太平军攻颍州，为湘军所败。陈玉成走依沛霖，沛霖将其执送清军，被杀。安徽局势稍定。而陈得才合捻众入陕西，攻商、华。胜保及多隆阿奔命。胜保旋遭逮治。降捻宋景诗，因之叛于郃阳，声称为胜保诉冤，自山西入直隶。附从者甚多。清调刘长佑督直。到明年，才把他打平。是年，僧格林沁亦陷雉河集，杀张乐行。又杀苗沛霖。乐行从子宗禹入鄂豫。又明年，陈得才回援天京。至英、霍间，闻天京已陷，『自杀』。遵王赖文光、鲁王任柱（柱本名化邦，亳州人，最勇猛善战。据《太平天国战纪》：僧格林沁伏诛后，宗禹等共矫天国幼主诏，封宗禹为沃王，柱为鲁王），均与宗禹合。于是捻党得天国之名将以指挥之，而其用兵的方略一变。
遵鲁二王和张宗禹既合，再道湖北入河南。天京陷之明年（清同治四年，1865）入山东。时清倚僧格林沁为主力，而僧无将略，专恃蒙古马队，和捻党相驰逐。步不及马，驽马不及良马，其队伍遂参差不齐。军行不赍粮秣，专责成州县供应，州县因兵荒不能具，则剽掠于民间，因行『淫』杀。人民控诉的，僧格林沁概置不理。人民恨之切骨。捻党知其如此，专引之东奔西走，以疲敝其兵力，而僧格林沁不悟。是年，两军相遇于曹州。宗禹弟小黑，年19，与任柱猛攻之。僧军发炮，弹如雨下。小黑及任柱不顾，令马队脱衔猛冲。僧兵大败，僧格林沁伏诛。捻党之诛僧格林沁，事见罗惇曧《太平天国战纪》。此书系将韦昌辉嫡子以成所著《天国志》删润而成。于天国亡后所记事极疏略。盖由无记注，专恃传闻记忆而然。然僧格林沁的伏诛，系两军争斗中的一大事，所记捻党一方面的军情，该不会有误。况且《战纪》说僧格林沁系堕马为『乱』兵所杀，宗禹兄弟至，又刃碎其尸；而清薛福成所撰僧格林沁《死事略》，亦说其死在麦塍之中，身受数伤。二说符合，可见《战纪》之不诬。僧格林沁是科尔沁郡王，因攻捻晋爵为亲王的。科尔沁是蒙古诸部中最早投降清朝的，清人与之世通婚姻。清朝的宗旨是要封锁东三省及蒙古地方，合满蒙二族之力，以制汉族的。僧格林沁一军，尤为当时清朝所倚恃的劲旅。任柱、张小黑，功虽不成，然能歼此渠魁，亦足以寒猾夏者之胆了。
僧格林沁死后，清朝命曾国藩督直隶、河南、山东军务。曾国藩说：捻党已成流寇，与之驰逐非计。主张“以有定之兵，制无定之寇”。乃以徐州、临淮关、济宁、周家口为四锁。自沙河、贾鲁河，北抵汴梁，南接运河，筑成长墙一道（自周家口下至正阳关守沙河，上至朱仙镇守贾鲁河。朱仙镇经开封抵黄河，掘濠而守），实行其所谓“圈制”之法，而捻党的厄运乃渐至。捻党将其汴梁一段防线突破，进攻运墙，不克，乃分为二：任柱、赖文光东行，张宗禹西上。天国亡后二年（清同治五年，1866），曾国藩回两江总督本任，李鸿章继其任，左宗棠督办陕西军务。明年，东捻突破运防。清军反守运河西岸。旋又扼之胶莱河及潍河之东。其潍河一段，仍为捻党所突破。然卒不能越运河而西，乃自鲁南入苏北。清军云集，任柱死于赣榆，赖文光在扬州被执，东捻亡。西捻入陕西后，渡渭而北，入延、绥，自宜川渡河。下河东，入豫北。天国亡后四年（清同治七年，1868）入直隶。左宗棠随之而东，李鸿章亦北上会攻，令直隶人民筑寨自保，实行坚壁清野之法。又沿黄、运二河，自天津至茬平，筑长墙以蹙之。西捻乃被困于黄河、徒骇河之间而灭。案《太平天国战纪》说：僧格林沁死后，捻党议仍入汉中。左宗棠扼河筑长墙拒之，乃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