奏云：“此条为洋人必争之利，而实我内地受病之深，是以论从前通商之弊，此为最重。名为指定口岸，而洋商运洋货入内地，暨赴内地买土货，条约既有明文，逮后定子口税章，由海关给领单照前往，沿途免再征收税厘，经过内地关卡验放，又只以有无完过税单为凭，不问其人之是华是洋。由此而内地各处，皆可以为通商之地，内地商民皆可以冒洋商之名，流弊滋多。然西洋之成局，无如何矣。内外通商及地方衙门，且互相维持，思所以补救于万一。今安得又听日本之无端滥入耶？其人贫而多贪，诈而鲜信，其国与中土相近，往还便捷，其形貌文字，悉与华同。以此攫取我内地之利，浸移我内地之民，『操』术愈工，滋害必愈甚，更非西洋比也。臣故知此次议约，以杜绝内地通商为最要，只以相习既久，相形见绌，能否独为禁阻，实未敢预期有何把握。兹经明定限制，尤望各海关临时办理，妥设范围，将来或值修改章程，仍须重申界限耳。”）。领事裁判权，彼此皆有（《修好条规》第八、第九、第十三）。《修好条规》第十五条：“两国与别国用兵，应防各口岸，一经布知，便应暂停贸易及船只出入。平时日本人在中国，中国人在日本，指定口岸及附近洋面，均不准与不和之国，互相争斗抢劫。”第十六条：“两国理事官均不得兼作贸易，亦不准兼摄无约各国理事。如办事不合众心，确有实据，彼此均可行文知照秉权大臣，查明撤回。”通商章程第一款，彼此列举通商口岸。第十一款，彼此货物进口，均照海关税则完纳，税则未载之物，彼此值百抽五，皆与他约不同者也。十一年（1872）二月，日使柳原前光来议改约，鸿章不许（一以彼方议撤销领事裁判权，欲中国改约，一以修好条规第十一条，两国商民，在指定各口，不得携带刀械，违者议罚，刀械入官。谓佩刀乃日本礼制，由理事官检束则可，不便明禁。一谓通商章程所载进出口税各条，当由日本海关，按照成规抽收，不必指明税则。鸿章以约未换而议改，失信诒笑拒之）。十二年（1873），副岛种臣来换约，适值穆宗亲政，各使咸请觐见。六月，见于紫光阁。种臣以头等全权大臣，班俄、美、英、法诸使之上，是为中国皇帝许外使觐见之始。日人颇以居班首为夸耀云。先是（十年）琉球民船遇飓风漂至台湾，为生番劫杀。是岁，日小田县民漂往，又见杀。种臣命副使柳原前光，以台湾疆界询问总署。总署言琉球亦我属土，属土民相杀，于日本何预。小田人遇害，则未之闻。又言生番为化外之民，不能负责。前光争琉球素属日本，且言日本将问罪生番。议不决，前光遽归。十三年（1874）五月，日兵攻台湾诸番，复遣前光至京师，言问罪于中国化外之地，中国声教所及，秋毫不犯。朝命船政大臣沈葆桢，巡视台湾，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赴台会商（时福州将军为文煜，巡抚为李鹤年）。葆桢率洋将日意格、斯恭塞格二人前往。旋命斯恭塞格赴上海，募洋匠，筑安平炮台，招洋将教练洋枪，从北洋大臣处借洋枪队三千，南洋两千，请命水师提督彭楚汉率之前往。又以前署台湾镇曾元福甚得民心，命倡练乡团，并募土勇500人。前烟台税务司博郎教练，裁班兵（由内地派往戍台者），以其费招当地精壮。李鸿章又命提督唐定奎率驻徐州之淮军十三营往助。葆桢命黎兆索（中路）、罗大春（北路）、袁闻析（南路）伐木开山，招降诸番。先是潘霨与台湾兵备道夏献纶往日本营，日统将西乡从道拒不见，驻兵屯田，示将久据。已见中国兵日集，其兵又遇疫，乃稍馁。八月，其全权大久保利通至都，由英使威妥玛调停，立专约三款，恤遇害难民家属银10万两，偿日修道建房之费40万两。事定，李鸿章再请饬总署遴员驻日。公使到后，再行酌设领事，自理讼赋，并请遣使驻泰西各国，朝旨始报可云。
第15章 讲义（14）（）
第二十章英人《芝罘条约》
中国边境之受侵削，始于俄，而英、法继之。同治十二年（1873），英之守印度者，欲派队至滇探测，英使威妥玛固请于总署。总署不得已，许之。十三年（1874），印度派员由缅入滇，威妥玛遣翻译马嘉理（此人通华语，习华事），自上海经汉口至滇边迎之。十二月，与印度所派副将柏郎遇于缅境，率兵300入滇。光绪元年（1875）一月十七日，至腾越厅属之蛮允，马嘉理被戕（或云杀之者土豪黎西台）。明日，柏郎至，被人持械击阻。柏郎战且退，入缅境。威妥玛赴上海，派人往查，谓系官吏主使，坚求惩治。朝命鄂督李瀚章、前侍郎薛焕驰往查办。威妥玛使参赞格维讷赴滇观审。瀚章奏，戕马嘉理者为野匪，阻柏郎事，南甸都司李珍国实为主谋。英使谓难称信谳，必欲归狱疆吏（滇抚岑毓英）。二年（1876），自沪入都，以七事相要，旋以议不谐，六月，出居烟台。直督李鸿章请赴烟会商，奉旨便宜行事。七月二十六日，立约，凡三端十六节、专条一款。其有关系者，滇缅通商章程。饬云南督抚，派员商订（一端三节）。许英派员驻大理，或他相宜之处五年（自1877年1月1日始），察看通商情形，俾商定章程时，得有把握。关系英国官民之事，即由此官与该省官员，随时商办。或五年之内，或俟期满之时，由英国斟酌，订期开办通商（一端四节）。申明咸丰八年（1858）条约第十六款，允商办通商口岸承审章程（二端二节，约文云：“查原约内英文所载，系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由英国领事官或他项奉派干员承办等字样。汉文以英国两字包括，前经英国议有详细章程，并添派按察使等员，在上海设立承审公堂，以便遵照和约条款办理。目下英国适将前定章程，酌量修正，以归尽善。中国亦在上海设有会审衙门，办理中外交涉案件，惟所派委员，审断案件，或因事权不一，或因怕遭嫌怨，往往未能认真审追。兹议由总理衙门照会各国驻京大臣，请将通商口岸，应如何会同总署议定承审章程，妥为商办，以昭公允。”）。内地或通商口岸，有关系英人命盗案件，由英国大臣派员前往观审，观审之员，以为办理未妥，可以逐细辩论（二端三节，约文云：“此即条约第十六款所载‘会同’两字本意。”）。各口租界，免收洋货厘金。宜昌、芜湖、温州、北海添开通商口岸。重庆可由英驻员查看英商事宜。轮船未抵重庆前，英商民不得在彼居住，开设行栈。俟轮船能上驶，再行议办（光绪十三年〈1887〉，英商立德自置小火轮，欲驶重庆。英使华尔身照会总署，请给准单。总署覆以川江路曲而窄，石多水急，轮船驶行，民船必遭碰损，必须妥议章程，方可试行。咨行四川总督派员前赴宜昌，与英领会商。委员议轮船每月准行二日，碰损民船，船货须全赔。英领不可，请在京会商。光绪十六年〈1890〉，我以12万两买立德之船栈，定续增专条六款。第一款开重庆，英商自宜昌至重庆，或雇用华船或自备华式之船，均听其便。第五款，俟中国轮船往来重庆时，亦准英轮一律驶往该口）。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均准上下客商货物。除洋货半税单，照章查验免厘。其报单之土货，只准上船，不准卸卖外，其余应定税厘。由地方官自行一律妥办。外国商民不准在该处居住及开设行栈（三端一节）。新旧各口岸，除已定租界外，其未定各处，应由英领事会商各国领事官，与地方官商议划定界址（三端二节。三端第一、第二两节，光绪十一年〈1885〉专条第一款，声明日后再行商酌）。英商贩洋『药』入口，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输纳厘税（在新关输纳）。其应抽厘税之数，由各省察勘情形酌办（三端三节）。洋货运入内地半税单照，由总署核定划一款式，不分华洋商人，均可请领。英商所买土货，完纳子口半税，即可运往口岸。非英商自置，及非往海关出口者，不得援照。所有应定章程，即由英使与总署商办。其《通商善后章程》第七款所载，洋货运入内地，及内地置买土货等，系指不通商口岸言，应由中国自行设法防弊（三端四节）。咸丰八年（1858）条约四十五款，已纳税洋货，复运外国，由海关监督发给存票，可作已纳税饷之据。原约未定年限，今订明以三年为期（三端五节）。另定专条，许英派员，由北京，或历甘肃、青海，或自四川入藏抵印，探访路程。或另由藏印交界派员前往（光绪十二年〈1886〉缅约第四条，声明将此专条所订办法停止。至边界通商，由中国体察情形，设法劝道，如果可行，再行妥议章程，倘多窒碍，英国亦不催问）。此约以一英参赞之死，所获权利，亦不菲也。
洋『药』，当咸丰五、六年（1855、1856）间，东南各省，即奏请抽厘助饷，上海每箱抽银24两，厦门40元，外加费8元，宁波、河口、屯溪等厘金，皆以此为大宗。时则有内地分抽之厘，而无海关进口之税。八年（1858），议定税则，每百斤税银30两，并于善后条约第五款声明：“进口商只准在口销卖，运入内地，专属华商，如何征税，凭中国办理。嗣后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是冬，王大臣会同户部议奏，各海口及内江河面，均照上海一律。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运者，减10两，然各省于应征税项外，仍自抽厘，其办法亦不一律。此约三端三节，订明厘金在海关并征。总署屡与威妥玛商议，威妥玛总以咨报本国为辞。于是北洋大臣李鸿章议于正税外加征80两。统计110两，威妥玛仅许加至百两。使英大臣郭嵩焘与英外部商议，拟加征60两（合正税90两），英坚不允。直督张树声与英商沙苗商承揽之法，税厘合计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