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不得禁止限制，惟防疫、防荒、军务，不在此例。第十款，不得勒令华侨充兵，或出资捐免，以及军需名目，勒借强派（惟按产抽捐，不在此例），供军用之物，亦不得征收（此款系仿英、墨约）。第十一款，不得于国内各口岸往来贸易，申明此为“本国子民独享之利”。如此国将此利施于别国，彼国自应一律均沾，惟须立互相酬报章程。第十五款，将来中国与各国议立中外交涉公律，以治侨居中国之外国人，墨国亦应照办。第十六款，船到口岸，船上诸『色』人等，如有上岸滋事者，在二十四点钟内，准由地方官惩办，惟只照该口常例罚锾或监禁。皆能注意收回权利，与前此各约不同。又第五款订明不准引诱中国人出洋，则以墨亦须工垦拓，虑其为日、美、秘鲁之续也。
又刚果自由国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使余式尔来求立约。总署言不必如欧美各国之繁冗，与订简明专款二条（主持之议者亦李鸿章）：（一）中国与各国约内所载身家财产与审案之权，其待遇各国者，亦可施诸刚果；（二）中国人可随意迁往刚果，一切动静财产，皆可购买执业，并能更易业主。至行船经商工艺等事，其待华民与最优国人相同。此亦条约中之别开生面者也。
葡萄牙占据澳门，事已见前。康熙九年、十七年（1670、1678），乾隆十八年（1753），《东华录》载大西洋国入贡，皆即葡国也。道光二十九年（1849），葡目哑吗嘞为澳民所杀，葡人借端占澳地，抗不交租，莲花茎以内，悉为所占。粤大吏置诸不问（莲花茎，明万历中设关闸之处）。咸丰八年（1858），桂良赴沪议税则，葡请立约，未许。同治元年（1862），葡使基玛良士赴京，时无约各国，必先至津谒三口通商大臣，不许径入京师。法使哥士耆为葡使代请，奕囗不可，乃由哥士耆代办，而葡使则作为法使宾客。我仍派侍郎恒祺至津，会同崇厚办理。哥士耆偕基玛良士至津，立约五十四款，而未互换（此约今无可考）。七年（1868）五月，总署复加删改，议以澳门仍归中国，而价其炮台道路之费百万两。使日斯巴尼亚人玛斯往议，仍未定。光绪十一年（1885），法越事起，葡人称无约国，可以不守局外中立之例。中国虑其引法兵由澳门入，颇羁縻之。十二年（1886），与英人订立洋『药』税厘并征专条，派邵友濂、赫德往香港商办法。英人言澳门如不缉私，香港亦难会办，而葡仍以无约为难，赫德乃拟草约四款，派税务司金登干在葡京画押，并允其遣使来华订约。草约第二款允葡永居管理澳门。第三款，非经中国允许，葡人不得将澳门让与他国。乃成割澳门以易其缉私之局矣。十三年（1887）五月，葡使罗沙抵京，命庆亲王奕劻、侍郎孙毓汶主其事。彼所开通商各款，与同治元年（1862）未换之约无甚悬殊，而粤督（张之洞）、抚（吴大澂）奏言，澳界囗囗太多，条约尚宜缓定，且言洋『药』来华，皆径到香港，分运各口，从无径运澳门之船，稽察关键，在港而不在澳。然中朝卒与葡立条约五十四款，缉私专款三条。申明草约第二、三款彼此均无异议。界址俟将来派员会订，未订以前，一切照现在情形，不得增减改变（第二、第三款）。葡人协助中国，收由澳门出口运往中国各口岸洋『药』税厘，另定专约（第四款）。派使或常住或往来，候本国谕旨遵行（第五、第六款）。设领不得用商人（第九款）。其余通商（第十一款）、税则（第十二款）、游历（第十七款）、领事裁判权（第四十七、四十八、五十一款）、传教（第五十二款）等款，与他国条约无甚出入。最惠国条款，申明如与他国立有专章者，葡国欲同沾利益，专章亦允一体遵守（第十款）。又第十四条，许其任便雇用华人，而订明不得违例雇觅，前往外洋，以澳门本为欧美人招募华工之地也。光绪二十八年（1902），葡使白朗谷请画界，求割澳门西之对面山（岛名）及西南之大小横琴二岛。外务部拒之。葡以上年切实值百抽五之议，葡人未与相要挟，乃停勘界议，而立增改条款九款。各国公约增税，葡允遵照（第二款）。于澳门设分关，助中国征收洋『药』税饷（第三至第六款）。别用照会，许葡筑造澳门至广州铁路。迨三十年（1904）议商约，乃将此条款声明作废焉。
第十八章革新之渐
中国自明代即知外人科学技艺之长，而引用之。然其渐改旧法，实自咸、同以后，则因迫于战败而然。物之静者，非加之以力则不动，物理固然，无足怪也。
中国借用西洋兵力，实始清初之借荷兰以攻郑氏，然其关系甚浅也。至洪杨军起，而其关系乃稍深。当太平军入湖南，即有创守江之议者，谓宁波、上海等处，外人驻有舟师以防海盗，可与商派，入江助剿，未果行。及江宁陷，向荣以长江水师不备，檄苏松太道吴健彰与外人商议。领事答以两不相助，事乃已。吴健彰者，粤人，尝为洋行帮办，后援例得官。而匕首党刘丽川（香山人），亦在洋行，与之相识。咸丰三年（1853），丽川谋起事，托领事温那治先容于太平军，温那治许之。使轮船二，溯江西上，至镇江，为清巡船所获，得温那治与太平军书，并洋枪火『药』及刘丽川奏折。温那治书言：三月间在南京，蒙相待优厚，并为照顾贸易之事。我兄弟同在教中，决不帮助官兵，与众兄弟为仇。今寄来火器若干件、火『药』若干斤，即祈早为脱售云云。则当时领事与太平军，确有往来。惜乎太平军不知世界大势，不能善用外人，而转使其为清人所用也。时两江总督为怡良，咨粤督穷治此案，卒亦未果，而丽川起兵陷上海，杀知县，劫道库，方『露』刃以胁健彰，领馆中人挟之去，健彰遂居领馆，诡称公出，规脱处分。言官劾其通夷养贼，擅将关税银两运回原籍。奉旨交督抚严讯。奏言无其事。惟以与本管洋行商伙，往来酬酢，不知引嫌，避居洋行，捏报公出，遣戍新疆。而向荣请留之效力赎罪。《中西纪事》谓其钱可通神云。《纪事》又云，上海自通商以来，莅事者率以和番称胜任，盖民心虽排外，巧宦已从而媚之矣。然丽川踞上海，亦不能有所为。至咸丰四年（1854），而英、法助清军平之（丽川居上海，官兵碍租界，不能攻。是年冬，英、法让出陈家木桥一带，由官兵筑墙，丽川来扑，洋兵合力败之，于是官兵攻其东南，洋兵攻其北，又派船截其由江入海之路。五年〈1855〉一月一日，上海陷，丽川亡走，被擒杀）。
当太平军初起时，外人厌恶清廷殊甚，使能据公理，与立约束，外人之承认，指顾问事耳。然太平军固见不及此，此亦时会为之，未足为太平咎也。戊午、庚申两役，外人所获权利甚多，乃有助攻太平之议。换约后，法使葛罗干首称愿售船炮，如欲仿造，亦可派匠役前来，并请在海口助剿。王大臣等奏闻，不许。迨俄人换约，俄使伊格那提也夫亦言愿派水兵数百，与清陆军夹攻，又言明年南漕，有无阻碍未可知，在上海时，有粤商及美商愿采台米洋米运京。如由伊寄信领事，将来沙船钓船均可装载，用俄、美旗，即可无事。诏江浙督抚及漕督议奏。漕督袁甲三、苏抚薛焕皆言不可听。曾国藩请温诏答之，而缓其出师之期。总署奏亦谓然。而谓初与换约，拒绝过甚，又恐转生叵测，宜设法牢笼，诱以小利。法夷贪利最甚，或筹款销其枪炮船只，使有利可图，冀其昵就为用。请令曾国藩酌量办理。代运漕米一节，由薛焕招商运津，华夷一体，无须预与该夷会商。十一年（1861）夏，又据赫德议，请购小火轮，又称法如必欲代购，亦请援例照许，其后曾否购到无可考，然攻太平军则未尝用也（《中西纪事》卷二十）。
是时苏、松、常、太相继为太平军所据。苏抚薛焕驻上海，布政使吴煦及苏、松、太道杨坊募印度人防守，以美人华尔为将，白齐文副之。又欲募吕宋人。苏州王韬献策，言募洋兵费巨，不如募中国壮勇，用洋人统带，教练火器，从之。于是华尔、白齐文以募勇500守松江，称常胜军。华尔、白齐文愿易服入中国籍，苏抚以闻，诏赏华尔四品衔，后加至三品，以副将补用。白齐文以战功亦赏四品衔。时李鸿章募淮勇于安徽。同治元年（1862），上海官绅筹银18万两，雇汽船七，迎之。三月杪，毕至，诏授鸿章苏抚，常胜军属焉。薛焕为通商大臣，专办交涉，于是外兵颇助清军，而饷项亦出沪税。外国水陆队及经理税务商人，时传旨嘉奖。常胜军会英法兵陷嘉定、青浦，守松江，又随淮军入浙，陷慈溪，华尔伤死，遗命以中国衣冠敛。诏优恤，于松江、宁波建专祠。白齐文代将其军，通于李秀成，谋据松江以应。又至上海索饷，不得，殴伤杨坊，劫银4万两去。鸿章共美领事，替之，代以英人戈登，定军额为3000人。白齐文降秀成，劝其弃江浙，据秦晋齐豫，清水师之力所不及也。时避难上海者数十万人，苏州诸生王畹亦献策，以水军出通泰，掠商船，使物不入上海，避难者必汹惧，夷必求好，不则以精卒数千，伪为避难者，入租界中，夜起焚劫，夷必走海舶，我乃抚之归，夷必为我矣。秀成皆不能用。戈登从程学启陷太仓、昆山，又从攻苏州。纳王郜永宽等人约降，戈登为之保任。秀成微闻之，走，永宽等杀谭绍光，叛降清。学启杀永宽等，戈登怒，袖短铳索鸿章，鸿章避之，数日乃已。常州既陷，裁常胜军，戈登加提督衔，洋弁之受宝星者，六十有四人。淮军勇悍，而火器不精，其战胜，得常胜军之力实不鲜也。白齐文为淮军所俘，致之美领事，美领事使归国，约毋再来。白走日本，入漳州，与英人克令细仔俱投太平军，后为左宗棠所获。福州美领事庆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