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阿职，降耆英为员外郎），起用林则徐，雪达洪阿、姚莹，治奕经、牛鉴、余步云之罪，又下诏求直言，倭仁、曾国藩等应诏有所陈列，然太平军及捻党之势已强，英、法交涉又棘，末年遂益倦怠，自号且乐主人，致为载垣等所蛊云。
载垣者，怡亲王允祥之后；端华者，郑亲王济尔哈朗（太祖弟舒尔哈齐之子）之后；肃顺则端华母弟也。文宗既怠于政，三人导以游戏，而阴窃政权，机务多所参决，军机拱手而已。文宗之狩热河也，英、法兵既退，朝臣争请还跸，三人阴阻之。咸丰十一年（1861），文宗死于热河，后钮钴禄氏（孝贞）无子，懿贵妃那拉氏（孝钦后）生子载淳即位，是为穆宗，方6岁，遗诏以载垣、端华、肃顺及御前大臣景寿、军机大臣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为赞襄政务大臣，而尊钮钴禄氏为母后皇太后（慈安），那拉氏为圣母皇太后。御史董元醇疏请太后垂帘，派近支亲王辅政。载垣等令军机处驳之（谓清无母后训政之例，为家法所不许），恭亲王奕囗至热河，太后欲召见，杜翰阻之，然奕囗仍得独对，遂定返跸之议。肃顺护送梓宫，两宫及载垣、端华自间道先归。至京猝发载垣、端华罪，杀之，执肃顺于途亦杀之。襄赞政务大臣皆革职，两宫同垂帘，以奕囗为议政大臣。
清自道光以前，猜忌汉人之心，实未尝泯，各省总督多用满人，而大征伐之将兵者无论已。咸丰时大难当前，满人实不可用，军机大臣文庆首创重用汉人之议。肃顺等虽专恣，亦能力守斯旨。胡林翼之督两湖，曾国藩之督两江，皆肃顺所荐举。左宗棠在湘抚骆秉章幕任用颇专，为人所劾，几至不测，亦肃顺保全之。故肃顺等虽败，于清室之中兴，实未尝无功也。孝钦、奕囗虽倾肃顺等，于此旨亦守之不变。奕囗当国，于汉人之为枢臣者，如沈桂芬、李棠阶等，皆能推心委任。故湘淮诸将，用克奋其全力于外也。
第11章 讲义（10）（）
孝贞『性』庸懦，故虽以母后垂帘，实权皆入孝钦之手。内『乱』定后，稍以骄侈。同治十一年（1872），穆宗将大婚，孝贞欲立尚书崇绮女阿鲁特氏，孝钦欲立侍郎凤秀女富察氏，相持不能决，命穆宗自择。穆宗如孝贞旨，孝钦怒，禁不使与后同居。穆宗郁郁，遂为微行致疾而死。时同治十三年（1874），亲政甫一年耳。孝钦欲为太后以专大权，而醇亲王奕囗之福晋，孝钦女弟也，实生德宗载湉，遂立焉。方4岁，两宫再垂帘。穆宗后旋饮『药』死。时懿旨言以德宗嗣文宗，生子即承大行皇帝。内阁侍读学士广安上疏，援宋太宗故事为言，请颁铁券，奉旨申饬。御史潘敦俨请表彰穆宗皇后，革职。穆宗及后既葬，吏部主事吴可读『自杀』，遗疏请长官代奏，请再下明文，将来大统，必归承继大行皇帝之子。奉懿旨，皇帝将来诞生皇子，自能慎选贤良，缵承统绪，继大统者，即为穆宗毅皇帝嗣子，皇帝必能善体是意也。
孝钦虽有才而『性』非恭俭，同治时已宠太监安德海（七年，1868，使如山东，为巡抚丁宝桢所诛），然时内『乱』未大定，尚未敢十分纵恣也。德宗时，荒『淫』益甚。光绪七年（1881），孝贞死，孝钦益无所忌，复宠太监李莲英，罢奕囗，而命军机有事与醇亲王商办。光绪十七年（1891），德宗大婚亲政，然实权仍在孝钦之手，遂为戊戌政变之原云。
以上为清中叶后朝局。与外人相接后内政亦稍有变革，别详于后。
第十七章各国立约交涉
中国以条约许外国通商，实以五口通商之约为始，而其丧失利权，则以咸丰戊午、庚申之约为尤甚。自有五口通商之约，各国纷纷援例，而闭关之局，遂不复能守。自有戊午、庚申之约，续订各国，辗转引用，而利权益不可问矣。今叙述此两约以后，各国与中国立约之大要如下。英、法等国侵略中国之举，别为专章详之。
五口通商而后，法、美之外，订约者当以瑞典为最早。瑞典之来粤互市，远在雍正九年（1731）。道光二十七年（1847），遣使赴粤，请援英例，在五口通商。耆英与之订约，凡三十三款。其第二款规定出入口税，俱照现定税册，不得多于各国（此语第五款中又提及）。一切规费，全行革除。日后欲将税例变更，须与瑞、挪领事等官议允。如另有利益及于各国，瑞、挪国人应一体均沾。第三款许五口通商。第四款许设领事。第十六款裁洋行，准与中国商民任便贸易。第二十四、二十五两款，规定领事裁判权。此约与英《天津条约》极相类，与美《天津条约》则更有全款相同者。盖道光二十三年（1843），耆英曾在虎门定“善后条约通商章程”二十一款。二十六年（1846），又在虎门定续约五款。瑞约及英、法、俄、美《天津条约》，实同以此二约为据，观英约第一款，谓广东善后旧约，并入新约中可知也。虎门两约，今无华文本，观于瑞约，而知《天津条约》之丧失利权，有由来矣。瑞约十七款云，瑞、挪国人，在五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必须由中国地方官会同领事等官，体察民情，择地基，听瑞、挪国人与内民公平议定租息。瑞、挪国人泊船寄居处所，商民水手人等，只准在近地行走，不准远赴内地乡村任意远游，尤不得赴市镇贸易，应由五港口地方官就民情地势，与领事官议定界址，不许逾越，以期永久彼此相安。颇可考见租界之所由来。又二十三款云，瑞、挪国人携带鸦片及别项违禁货物至中国者，听中国地方官自行办理治罪。则是时烟尚有禁，领判权之庇护，并不及于携带鸦片及违禁货物之人。此条若亦以虎门两约为本，咸丰《天津条约》，何不一并声明？疑当时洋『药』，业经纷纷抽厘，实利其税而自愿弛其禁矣。二十一款云，瑞、挪国以后或有国书递达中国朝廷者，应由中国办理事务之钦差大臣，或两广、闽浙总督等大臣，将原书代奏。观此条规定，不过如此，亦可知后来争执驻使之由也。
《天津条约》立后，首来上海，请援英、法例立约者，为西班牙及葡萄牙。桂良据奏，未许。十年（1860），苏抚薛焕署理钦差，督办江浙闽粤（五口）及内江各口通商事务，诸国多以为请。上谕仍令严拒。并令晓谕英、法、美三国，帮同阻止。有“如各小国不遵理谕，径赴天津，惟薛焕是问”之语。十一年（1861），普鲁士在上海请立约，薛焕拒之。其使艾林波径赴天津，请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又入京，请法使代请。总署请派仓场侍郎崇伦赴天津办理。是年七月八日，议定条约四十二款，专条一款，别附《通商章程善后条约》十条，另款一条。此约开广州、『潮』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芝罘、天津、牛庄、镇江、九江、汉口、琼州、台湾、淡水十五口（第六条）；彼此均得遣使（第二条）；普国得派领事，亦可托他国领事代办（第四条。光绪六年〈1880〉续约，乃定中国亦得派领事赴德）。其领事裁判权，见第三十五、三十八、三十九款。最惠国条款，见第四十款。税则订明照“通商章程”办理（第十五款、第二十四款）。所附“通商章程”十款，与咸丰八年（1858）与英、法、美所定者同。订约之初，普鲁士欲以彼国文字为准，亦援英、法例也，中国不许。后以法使调停，另备法文一份，如有辩论，援以为证，谓法文为欧人所通习也。此约以十年为限。期满德使提出大孤山开港，长江添辟口岸，鄱阳湖行轮，德船入内江内河，德商入内地办货各条，屡议无成。至光绪六年，乃由沈桂芬、景廉与德使巴兰德议定续约十条，章程九条。续约第一款，除宜昌、芜湖、温州、北海前已添开口岸，及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前已作为上下客货之处外（案此系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见后），又允吴淞口停泊，上下客商货物。第二款，订明德国欲享最惠国利益，则中国与他国所订章程，亦须遵守。第八款，中外官员审办交涉案件，以及商人运洋货入内地，洋商入内地买土货，如何科征，又中外官员如何往来，一切事宜，应归另议。今先订明，彼此均允妥商。此条意重在第二端。巴兰德原议洋货入内地，应征厘金，另议归并抽收。并请总署具照会，声明洋货入内地，应否免厘，与各国会商订办。总署拒之。巴兰德遂出京。时光绪三年（1877）五月也。旋由李鸿章与商，告以如议免厘，必于正子两税外，再加若干。巴兰德乃复入京，往复商榷，订为此条，实为加税免厘之议所自始。又议土货改造别货，经总署咨商李鸿章驳覆，实亦《马关条约》之张本云。
荷兰定约，事在同治二年（1863）。由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奏闻，约凡十六款，多与他国同（第一款，订设使领；第二款，准在已开口岸贸易；第三款，内地游历通商；第四款，传教；第六款，领事裁判；第十款，纳税以税则为准，不得与他国不均；第十五款，最惠。另款声明，各国税则，届重修年份，荷国亦一体办理，不另立年限）。
丹麦（即囗国）使拉斯勒福（亦作拉斯喇弗）于同治二年（1863）来求通商，径入京。署三口通商大臣董均函知总署，饬城门拦阻。英使威妥玛称系其宾客，请勿拦阻。又援法为德、葡代请之例，为之代请立约。朝命折回天津，向三口通商大臣（崇厚）递照会，乃派侍郎恒祺，令同崇厚办理。总署奏称事与法使哥士耆认大西洋（葡萄牙）使为朋友，由哥士耆出面商议相同，应仿葡萄牙成案办理，条约亦照葡萄牙商办。而丹使所拟，系以英约为蓝本，恒祺驳之，令与葡萄牙一律。威妥玛又言，丹与英为姻娅之国，拉斯勒福又托己代办，条约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