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第三帝国- 第101节

第141章　祭祀与信仰（）　
祭祀是信仰的一种体现形式。

　　　　国家层面的官方信仰，与民间的信仰皆离不开祭祀。

　　　　通常情况下，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衍生组成过程中，民间和官方的信仰基本上对应的是乡间习俗与正统礼制。

　　　　这是民间舆情的体现，也是官方意志的外在表现。

　　　　在古代，几乎所有的正统文化都是由风、俗演化而来，皆是对风、俗改造加工的结果。

　　　　这就致使种种风俗与礼制具有同源一流的关系。

　　　　所以说，民间与官方的信仰有很大的同根与相融性，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的形式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刘曜穿越之前，在大学读书期间，曾听过一些教授的公开课，对于中国古代的祭祀及民间、官方的信仰有着一定程度的认识。

　　　　在加上穿越之后，这么多年来他也读了许多典籍，见识了地方上的风、俗，故而对于两汉时代的民间祭祀又有了很深刻的认识。

　　　　在汉代地方祭祀体系之中，民间与官方信仰也呈现出这样的一致性。

　　　　据历史记载，如蜀郡太守文翁在任期间，立学官，兴教化，有惠于民，其过世后，“吏民为立祠堂，岁时祭祀不绝”。

　　　　如王堂治蜀有绩，“巴、庸清净，吏民生为立祠”。

　　　　舒桐乡啬夫朱邑，廉平不苛，以爱利为行，所部吏民爱敬焉，其过世后，“吏民共为邑起冢立祠，岁时祠祭”。

　　　　汝南郡都水掾许杨修复鸿郤陂，政绩显著，惠民无数，太守邓晨为之起庙，“图画形像”，以志其绩，而后“百姓思其功绩，皆祭祀之”。

　　　　东汉零陵太守周嘉视事七年，其过世后，“零陵颂其遗爱，吏民为立祠焉”。

　　　　类似这样的例子，在汉代史书中有许多许多，刘曜游历各地的时候，也见过这样的例子。

　　　　像这样的情况，吏民共祭，或者先有政府提倡然后有百姓祭祀，其实都是民间与官方对循吏良牧纪念歌颂的共同诉求。

　　　　此外，在岁时祭祀、宜忌方面，民间和官方也基本保持着一致。

　　　　比如伏日，民间“荐麦瓜于祖祢”，祈求祖先的庇佑。

　　　　至于官方为辟除“伏日万鬼行”的禁忌，“尽日闭，不干它事”。

　　　　夏至，民间“以五彩丝系臂者，辟兵及鬼，令人不病温”。

　　　　至于官方则“以朱索连荤菜，弥牟蛊钟。以桃印长六寸，方三寸，五色书文如法，以施门户。代以所尚为饰。……朱索五色印为门户饰，以难止恶气”。

　　　　腊祭，民间斋馔扫涤，遍祭神祖，腊日“腊先祖五祀”，次日向祖神献祭，第三日蒸祭，又三日墓祭。

　　　　至于官方，则“岁终大祭”。

　　　　对于腊祭，刘曜可是深有感触！

　　　　由此可见，民间祭祀的习俗与官方的祭祀典礼，不仅在动机、对象上类似，就连活动内容都非常一致。

　　　　地方祭祀风俗与官方层面的祭祀典礼相融相似，说明官民双方在信仰层面上有一致性。

　　　　这种情况是刘曜乐于见到的，也是地方主官乐于维持的。

　　　　只因为这给官与民之间沟通、互动创造的机会，有利于稳定民心，方便地方官员对百姓的统治。

　　　　凡是都有两面性，地方与官方的祭祀信仰有一致性，必然就有不一致性，甚至是冲突。

　　　　历史上城阳景王的祭祀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

　　　　话说公元前180年，七月，吕后患病，刘章及其弟刘兴居被安排入宫，与周勃、陈平当内应。

　　　　九月，吕后驾崩后，周勃掌握北军，刘章率千人入未央宫，杀丞相吕产，后因为平定吕后一族有功，受封城阳王，谥号景。

　　　　根据《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载：“初，城阳景王刘章以有功于汉，故其国为立祠，青州诸郡转相仿效，济南尤盛，至六百余祠。”

　　　　像这样地方性的祭祀，本来是老百姓自发的，并没有什么大碍，但后来发展失控，以至于成了被官方强力禁止的“淫祀”、“淫祠”。

　　　　具体原因在于，其负面影响不断扩大，已远远超出纯粹的民间祭祀，转变成一种与官方意识形态相冲突的祭俗，曾一度脱离了地方当局的可控范围。

　　　　史载其势盛时，“自琅琊、青州六郡，乃渤海都邑乡亭聚落，皆为立祠，造饰五二千石车，商人次第为之，立服带绶，备置官属，烹杀讴歌，纷籍连日，转相诳曜，言有神明，其谴问祸福立应。。。。。。”

　　　　城阳景王的祭祀习俗在两汉青、齐之地比较流行，等到了东汉末年，达到了一个顶峰。

　　　　如六郡乡民“皆为立祠”，“谴问祸福立应”，求其福佑。

　　　　广立祠地、祭祀求福是民间信仰的基本传播模式和社会功能。

　　　　只是在祭祀中，“转相诳曜”，“奢侈日甚，民坐贫穷”的过分行为和结果，显然不利于民生。

　　　　又有商贾从中借势生事，“或假二千石舆服导从”，“造饰五二千石车……立服带绶，备置官属”。

　　　　仿官制行祭祀，属于僭越！

　　　　在君主专制的等级社会里，官方是不可能容忍的！

　　　　刘曜虽然是个穿越者，接受过社会主义教育，但他认为僭越属于破坏规则，必须严厉打击。

　　　　此外，在汉朝政治失序、社会动荡的情况下，有的民间祭俗或神灵崇拜可能会演化成民变和动乱，从而引起地方政局的动荡。

　　　　比如西汉末年，哀帝建平四年公元前3年春，关东民众聚祠西王母神，传筹西行，就曾引起一场大规模民变，震惊朝野。

　　　　东汉末年，张角“托有神灵”，聚众冲击官府，引发“黄巾大起义”，造成当时“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等。

　　　　当然，历史上之所以会发生这样的例子，大多是老百姓反抗地方腐败统治的一种表现。

　　　　百姓们不满腐败的统治，以祭祀信仰为思想武器，表达了参政意识。

　　　　若掌权者有所惊醒，对于民间舆情稍加引导，杀一批贪污腐败的地方官员，以此来安抚民心，未尝不可变地方祭祀为官方稳定民心，和治理百姓的工具、警钟。

　　　　刘曜建立万家祖庙，便是基于这个原因！

第142章　万家祖庙（）　
两汉历史上，许多地方官喜欢用墓祭等形式来处理纾旱、止涝等具体的行政事务。

　　　　如东海郡太守杀牛自祭孝妇冢，因表其墓，以求雨解除久旱之灾；会稽太守刑讼女而祭妇墓，以求雨；河南尹周畅身祷祭天求雨，久祷无应，畅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万余人，“应时澎雨，岁乃丰稔”。

　　　　又如东郡太守王尊与巫士一起祭祀水神河伯，“亲执丰璧，使巫策祝，请以身填金堤”，治理水涝。

　　　　以墓祭身祷等形式求雨纾灾，主要是安抚民心，宣扬政德，可以稳定地方。

　　　　若地方官员迷信巫术，完全将一方平安付诸虚妄的崇拜祭祀神灵上，则不但不利，反而有害于地方政治的稳定。

　　　　如东汉末年，黄巾军围攻青州，刺史焦和虽“军革尚众”，却不理戎警，“但坐列巫史，禜祷群神”，最终落得兵败身亡，边城失守。

　　　　鉴于此，政事堂要求各地官吏在利用民间祭俗治理政务时，务必要分清主次，不可被巫师牵着鼻子走。

　　　　必须明白，以经治国、礼法理政才是治理地方的核心手段，合理利用民间祭祀习俗乃是行政手段的重要补充。

　　　　政事堂之所以会明确这个行政手段的主次，主要是刘曜总结了两汉历史当中的著名理政高手之手段，发现了这些理政高手治理地方的秘密。

　　　　这个秘密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他们不过是把国家公法与儒家礼制结合起来，当公法与礼制不能奏效的时候，那就利用民间习俗，如此可解决大部分行政上的问题。

　　　　刘曜还发现，那些身居上位的理政大佬，在提倡“霸王道杂之”的统治方略的同时，还以追求“以教化为大务”的理念为政治圭臬。

　　　　所以，在两汉历史记载之中，那些理政高手们常用的技巧，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

　　　　这样的例子，在两汉史料里也比较普遍。

　　　　可以说，“以礼入法、以礼化俗”是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思维。

　　　　刘曜最近让程昱编写的《治政方略》，其核心思想便是“以礼入法、以礼化俗”，用朝廷法律配以伦理，再辅以民风民俗，即为治政的三大手段。

　　　　政事堂有关祭祀方面的政令，还有另外一个要求。

　　　　即对于那些与官方意志相冲突背离、有碍国计民生的民众祭祀，地方政府必须大力限制、禁绝。

　　　　除了前文提到的限禁类似城阳景王祭祀例子之外，对民众私社、私祭等民间信仰的态度也是如此。

　　　　私社，即百姓在里社官社之外，由十家、五家等自愿自发地组织起来的一种社祭团体。

　　　　汉代历史上，在社与里分离、乡社与官社分离的大趋势下，私社得到不断发展，冲击到官社的主体地位，故受限禁。

　　　　《汉书·五行志》载有一个学界熟知的个案：“建昭五年，兖州刺史浩赏禁民私所自立社。”但禁令下达后，个别地方仍有抵制的情况，如“山阳囊茅乡社有大槐树，吏伐断之，其夜树复立其故处”。

　　　　除了禁止私社外，官方所立的官社祭祀在地方政府主持下仍施行于民间，史载：“今郡国十月行乡饮酒礼，党正每岁邦索鬼神而祭祀，则以礼属民而饮酒于序，以正齿位之礼。”

　　　　这种官方祭礼意在引导民众，限制私社发展。

　　　　对于其他有碍国家利益、为害民生的民间私祭，地方政府一律给予打击、禁绝。

　　　　如东汉时期宋均上任九江郡太守，发现辖内浚遒县民众受巫士的蛊惑，岁献良家男女作公妪祭祀唐、后二山神，以致民间不敢嫁娶，前后守令莫敢禁，他下令“自今以后，为山娶者皆娶巫家，勿扰良民”，在巫叩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