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呸，数万大军，就杀了一个贼人，也好意思报捷，真是无耻之极！”巩永固怒声骂道。
刘文炳打开折扇摇了摇：“沈阳无恙，城外却被劫掠一空；贼已退去，马上身上皆是满载而归，我大明数万虎贲，于城头肃立相送，壮哉！”
“狗日的！”巩永固破口大骂：“那些总兵参将一个个畏敌如虎，就只知道要粮要饷，哪里能打胜仗？”
“熊廷弼讨岁饷八百万，前番建奴犯沈阳，也只能守城，任由建奴劫掠而去，也是无能。”
明朝的军政信息，很多可以通过邸报、搪报流转，如今还有华夏商报，前方的军情，市民差不多都能通过各种渠道获得。这些纨绔公子，多是富庶显贵之家，平日耳濡目染，对军政事务也有些看法。
虽然说这些议论是坐而空谈，难免有所偏颇，显得激进，可其中的某些看法，也是有些道理。
“岁饷八百万，一年或可，两年、三年，但愿天佑我大明，年年风调雨顺，五谷丰收，没有有水旱蝗灾，地震火灾，国泰民安”刘文炳手摇折扇，嬉笑说道。
“刘文炳，你个混蛋别再阴阳怪气，”新城侯府的小侯爷王国兴拍着桌子跳了起来：“屁的风调雨顺，辽东旱、江南旱、山东蝗，一年八百万，再有两年，大明就亡了，熊廷弼该死！”
“靡费钱粮千万，寸土难收，守土不靖，要此经略何用？”
巩永固双手击打桌面，慨然吟道：“恨不能提三尺剑，击破鞑虏，收取山河，立万世之功。”
李彦看了茅元仪一眼，后者手上捏着一只长枪兵的木偶棋子，因为用力过大而微微颤抖。
骆养性端着一只紫砂的茶壶，大口大口灌着茶水，胸膛急促起伏，呼吸粗重。
汪文言手上拿着一把折扇，开了又合，合了又开，脸上带着莫测的微笑，低低说道：“熊廷弼，有错，但也有功，他的功劳就是守护了辽东一年平安，没有再次大败，也没有丢失城池。”
“只不过，他也不能改变辽东的颓势，他的平辽策，也非万全，”汪文言看了李彦一眼：“这是杨大人所说，俊杰以为如何？”
“积重难返！”李彦轻轻吁了口气：“但此时若要换将，只怕形势会更加糟糕。”
熊廷弼终究不是戚继光，就他往日的奏疏来看，虽勤勉恢复，治军严苛，但于练兵一道建树不彰，而明军的最大问题就是战力不行，遇战即溃，这在萨尔浒之后的几次遭遇战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熊廷弼经略辽东最大的问题还在于上下不和，一则有人说熊廷弼性情刚愎、意气用事，李彦的理解，这个人或许不知变通，太有原则，想做个好官不容易。
二则辽东所用的多数还是卫所兵，以各地班兵为主，明末卫所兵早已退化为农民，又是卫所将领的私兵，既无战斗力，也不好调动。
当年戚继光抗倭，也实行募兵，熊廷弼统卫所兵，又不能御下，或许能够不失地，也仅仅如此而已。
“只怕，终究是要换的，”汪文言听了李彦的话，微微摇头说道。，如欲知后事如何，请登陆om，章节更多，支持作者，支持正版阅读！
第125章 杀伤策（）
次日壬午，九月初八，工科右给事中惠世扬劾内阁首辅方从哲十罪、无君者三，其中有一条便是企图为崔文升脱罪，还有庇护郑贵妃，庇护盗宝的刘逊等人。
此前，御史郑宗周、郭如楚、冯三元、焦原溥，给事中魏应嘉、太常卿曹珖、光禄少卿高攀龙、主事吕维祺等先后上书，要求严惩乱用药的崔文升、李可灼，惠世扬的这次弹劾则是进一步的升级，将矛头直接对准首辅方从哲。
而从初八日开始，华夏商报也刊载了“红丸案”始末，并旗帜鲜明地指出：术业有专攻，治病是医生的事情，崔文升、李可灼之流完全是在赌博，其心可诛；参与其事者本应有更加明确的立场，而未有作为，是有过错。
就此，华夏商报以商榷的语调提出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向，一是决策的方法和程序，应当严谨，减少随意性与人为因素；二是问责制度应严格而不是严苛，有错应当承担责任，但亦不能因为有错便彻底否定一人、一事。
华夏商报在全国的发行量已突破万份，除了北直隶由天津驿承送的近五千份以外，山东、河南、山西、南直隶、湖广、福建、广东等省直都有书商代理，或三天或五日，或搭乘舟船，或由驿递送往各处。
虽然时效性差了些，可相对别的传递渠道，也不会慢太多，特别是与别的报纸相比，华夏商报的内容量与质，都要胜出很多，已然成为全国第一大报。
随着发行量的增加，华夏商报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增强，起码这期报纸一出，首先会有一万多读者知道红丸案，知道报纸上提出的那几条建议。
然后通过交流、借阅或抄传翻印，这个数量起码还要乘以十，再有口口相传，还要再乘以十，报纸对大明百姓，尤其是识字的精英与市民阶层，已经拥有相当的影响力。
随着华夏商报的报道，一时之间，朝野内外都在热议“红丸案”，刘一燝上书叙述红丸案始末，认为李可灼是勾结内官献药，方从哲及刘一燝在内的诸臣都未能阻止，皆是有过错，这也是持平之论。
崔文升用药，让光宗腹泻不止；李可灼用药，让光宗一命呜呼，因为两人都不是医生，这已经构成医疗事故，崔、李二人显然是有过错的。
何况致死者乃一代皇帝，李彦印象中应该立即拿问才是，没想到两人根本没事，光宗刚死之初，崔文升还得了五十两赏银，后来为御史郭如楚弹劾，才改为罚俸一年，众所周知，明代官员的俸禄向来微薄。
旨意上说，李可灼向先帝进药而没有效果，是比较鲁莽，但也是臣子爱君之意，出于好心，因而从轻处罚，暂且罚俸一年。
明代皇帝旨意的拟就有两种，一种是内阁票拟，皇上阅读后交司礼监披红，也就是说具体意见都是内阁给出的，大部分旨意都是这种情况；还有一种是中旨，也就是皇帝直接发给内阁的旨意，这种“中旨”，内阁甚至可以选择不执行，属于特殊情况下才有。
刑科给事中魏应嘉便上书说：如果这个旨意是皇上所下，那内阁只是执行；若是内阁票拟，则阁臣有负国家，有负圣恩。
这一次群臣交章弹劾，朝野哗然，得旨：回籍养病，不得轻抵辅臣。
由于明代政治的特色，回籍养病是很多被言论攻击的官员选择的退路，这并非意味着有罪或有过错，只是平息争议的一种方法。
在李彦看来，原本很简单的一件事，朝廷中闹腾一阵以后，并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崔文升闲住，李可灼养病，总让人感觉轻了。
“其实，以医病过错来说，如此处罚，倒也可以，奈何崔、李并非医者，本该严惩，以儆效尤，”李彦与石柱子讨论明日报章上的立场，他这时候倒未考虑政治，而纯粹是从廓清事理的角度来说。
“在其位，谋其政；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换句话来说，术业有专攻，让专业的人来做专业的事，这是崔、李主导光宗最大的恶迹，他们本来没有行医的资格，却妄图侥幸，这不仅是此二人的悲剧，同样也是制度规范的缺失。”
“少爷说得是，朝廷里互相攻击，看上去都说得有理，关键还在于职责不清，而大多数人依然纠缠于用药之过，处罚不当，即便今次处罚，日后或许还会再度发生，”石柱子同样摇了摇头，受到李彦的潜移默化，他也越来越倾向于“立万世之法”，并依法行事。
“正是如此，随后几日的报纸，便以这个思路作主题，”李彦翻了翻这几日的邸报，以及通政司里递出来的消息节录。
“李可灼用药时，内阁大学士都在场，若真的追究，刘一燝、韩爌也脱不了关系，对李可灼的处罚，内阁的意见应该是一致的，言官们争得再厉害，怕也是无用，”李彦微微摇头叹息：“可惜，大家都忙着争斗，看不到此事的根源。”
华夏社的编撰队伍在不断扩大，其成员都经过李彦精挑细选，这年头寻找出路的读书人不少，能安心做编撰的并不多，很多人是将华夏社作为进身之阶。
李彦起初不大满意，后来想想觉得也不错，这些人在华夏社做过，自然会受到社里一些规定与文化的影响，等他们真的进身了，这种影响便会随之扩散。
更何况与东林书院一样，这些人从华夏社走出去，也会成为华夏社的人脉和关系网，虽然李彦还没想着去搞出个华夏派，但也能给华夏社的发展带来很多方便。
出于这样的考虑，李彦便敞开大门招收编撰，反正很多人不愿意要报酬。
当然，要想成为华夏社的编撰，不仅要会写文章，还得接受华夏社的风格，像竟陵派那种文字晦涩的，只能成为华夏社会员，而不是编撰。
除了会写文章，也不能是书呆子，起码能根据要求写出不同的策论文章，对于观点立场，李彦倒是不作限制，他提倡的是兼容并包。
当然，身为总编撰，对于最后刊登出来的文章，他都会严格把关，把握政治方向与“度”，免得招来不测之祸。
同时，李彦也开始逐渐鼓吹言论自由，不以言获罪，后者得到的支持挺多，本来朝廷的科道言官说起话来就肆无忌惮，攻击首辅甚至皇上也寻常；但对于前者，就有那么点障碍，便是最激进的言官，也对庶民议政充满疑虑。
好在明廷对言论的管制并不严格，只要控制好度，李彦发现想说什么都可以，二十几年前的李贽，就能到处宣扬他的“异端”，华夏社的立场，相对温和得多。即便有一二激进的文章，也会同时刊出与此相对立的，作为商榷。
所以在很多人看来，华夏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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