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也可以说，天下读书种子的精华尽萃于东京、临安这样的大城市里。
这是一群处于青春躁动期的年轻人，但他们不能像恶少年那样闲逛滋事，也没有策肥拥姬的贵公子的气派，只能整日苦读，精神寂寞，而一旦高中，则身价百倍，需要向人炫耀，若金榜落第，则垂头丧气。巨大的反差，使他们渴望异性的抚慰，况且这些人多半或家室不在，或婚姻未结，加之他们的经济状况，多处于社会“中产阶级”，妓馆就成为他们最频繁光顾的去处……
有一位叫沈君章的士子，喜欢并常去妓馆，有一天他宿在妓馆，因感冒归家，两腿特别疼痛，其母按着他的腿说：儿读书良苦，经常深夜读书，学中乏炭薪，故冻坏了。沈君章听到这话，直觉天下无容身处，当即在心里发誓：从今以后再也不去妓馆了。
这个故事所传递出来的讯息是：士子是妓馆光顾最多者，以至小说家不得不选取沈君章这一故事来加以劝戒。但从另一方面说，青衫愁苦，红粉怜才，才子佳人的故事频频发生，妓馆已不可遏止地成为士子最理想的精神乐园。
在与妓女眉目传情，而能使自己的心灵有所寄托的感情游戏中，柳永成为最优秀的代表。笔者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柳永未一味沉湎于色情和淫荡放肆，而是温良恭俭让，一脉深情地将妓女作为讴歌对象，而倾注了自己的全部心血——
他赞美东京妓女的舞蹈：“几多狎客看无厌，一辈舞童功不到。”他欣赏妓女婉转圆润的歌喉：“一曲阳春定价，何啻值千金。”他倾心妓女的性格：“心性温柔，品流详雅。”他沉醉于妓女佳娘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举意动容皆济楚”……
存世的两百余首柳词中，我们看到，在柳永的笔下，妓女像彩虹，像轻风，像神仙，像精灵，使人似乎忘记了这是肉欲交易而产生的精神产品，相反，却是身心浸溶于一个由微笑和快乐所织成的甜美的梦境中，减一分狎昵，添一分痴情……
柳永抛却了假道学的面具，调动起自己擅长音乐、善制曲谱的本领，驰骋开了他那本应在贡院应试的才情，专为适应妓女的歌咏，大量地写作了那种突破小令、点化俚言俗语，隔三四句甚至五六句用一次韵，形式不拘的长调慢词，以使妓女更便于抒情，伴红牙拍板曼声低唱，以展现缠绵细腻的感情……
由于妓女所处的市井地位，柳词经妓女之口，很快就传向了社会的各个方面，以至“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这不能不归功于妓女的传唱，柳永从妓女那里获得了远高于试场上所能够得到的称誉。柳永通过妓女扩大了词的影响，而妓女也在与柳永的交往、传唱柳词的过程中提升了自己的文化品位，于是便出现了这样的场景——
一日，柳永从樊楼前过，受妓女张师师呼唤上楼。张请柳永为她填词，柳永正要写，一叫刘香香的妓女上楼来，刘又让柳永为她作词，柳永便应允思索，正在这时，又一妓女钱安安上楼，也向柳永提出写词的要求……
东京的妓女就是这样如饥似渴地要求柳词，因为柳词有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陡涨，所以妓女对柳词的追逐，犹如走兽奔于麒麟，飞鸟翔于凤凰，竭力奉应，甚至不惜金物。同时，妓女在演唱柳词时，也能渐渐悟出个中三昧，学得填词技法。像张师师就会填词，她可以即席借柳词韵律，与柳永唱和，其词境竟也会使柳永大喜。而且，妓女填词作诗不让须眉，不独张师师，可谓极为普遍——
像北宋杭州妓女琴操，她能纠正一官吏咏秦少游《满庭芳》的错误，官吏颇惊讶，便向琴操提出将全首词改韵歌咏，琴操应声而吟，依秦词原意而生发，巧易新韵，不露痕迹，起承转合，流畅自如。
这表明了妓女琴操所具备的驾驭词的功力，是相当深厚的，倘无长时间对词的揣摩和锤炼，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与此相映照的是，北宋杭州的妓女周韶，笑着向一位官员要求脱离妓女的户籍，那位官员提出：可作一绝句才能允许。周韵几乎不加思索，将自己所穿的白衣服及当时的心情融入诗中：
陇上巢空岁月惊，忍看回首自梳翎。
开笼若放雪衣女，长念观音般若经。
优美的诗意，引起在座人感叹。于是，周韵得以“落籍”。在临别之际，同辈妓女都挥毫写诗，为周韵送行。其中胡楚写的是：
淡妆轻素鹤翎红，移入朱栏便不同。
应笑西园桃与李，强匀颜色待秋风。
龙靓写的是：
桃花流水本无尘，一落人间几度春。
解佩暂酬交甫意，濯缨还作武陵人。
这样的诗，语句境界均无懈可击，不使胡楚、龙靓享有极高的诗名才怪呢。那位与柳永齐名、造语工巧的张子野，晚年在杭州时，虽多为妓女作诗词，可是他的诗词意境、韵味，却被诗评家认为远远不如胡楚、龙靓。
有的妓女年老色衰，但依其诗才，也可在争艳的群芳中显出。淳化三年（992）十月，东京太平兴国寺的牡丹花儿盛开之际，有一老妓女，在寺壁上题了首诗：
曾趁东风看几巡，冒霜开唤满城人。
残脂剩粉怜犹在，欲向弥陀借小春。
这首诗切景抒情，竟使这位老妓女住处又车马盈门了。看来，妓女具备赋诗作词的能力是很必要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士大夫的好感。于是，妓女就注意在文化修养上下功夫，其中不乏学有专长者，如书法一项就人才辈出，成绩斐然——
王之望《临江仙》，描述妓女的书法技艺，令人叹异：“对客挥毫惊满座，银钩虿尾争新，数行草圣妙如神。”又如长安娼妓曹文姬，尤工翰墨，自桌到窗，可书之处，均作练习，每天数千字，人称她为“书仙”，笔力可推为“关中第一”。所以许多豪贵之士，愿赠金输玉，求与她为偶者，不可胜计。
还有楚州官妓王英英，善笔札，学颜鲁公体，晚年作大字甚佳。梅圣俞就曾专为她赠诗道：
山阳女子大字书，不学常流事梳洗。
亲传笔法中郎孙，妙作蚕头鲁公体。
从诗句看，王英英根本就没有一点官妓的影子，反而更像一位卓有成就的书法家。
许多妓女就是由于拥有不俗的文化品位，而一跃成为贵人击节赞赏的知己朋友。这样的例子在宋代城市妓女中是非常多的，以上所说仅是显露出的冰山的一角。妓女只有有文化，才更容易得到贵人的容纳和宠爱，这是整个趋势。
像南宋将领张俊得钱塘妓女张秾后，他的往来公文，都委与张秾书写。拓皋战役时，张俊曾在前线寄信给张秾，希望她照看好家事，可张秾回他一书，博引霍去病、赵云等名将杀敌的事，让张俊莫以家为念，以坚其克己报国之心。张俊将此书上奏给皇帝，皇帝阅后大喜，亲下手谕，加封张秾为雍国夫人。
像张秾这样由妓女转变为贵夫人，又参与公务机要，并得到皇帝褒奖，是极个别的。绝大多数妓女只能得到的是贵族的欣赏而已，而且这种欣赏的目光往往聚焦于妓女的肢体上，如贵族颇感兴趣的是妓女的脚——
北宋后期，升任驻守长安军事长官的强渊明，去蔡京处辞行，蔡京调侃道：到那里要吃冷茶了。蔡京这样说是因为长安的妓女脚小，走起来慢，所以端的茶必冷。这条史料透露出北宋城市妓女缠足已较为普遍。
在这条史料之前，就有了这样的记录：大文豪苏东坡曾作过一首《菩萨蛮·咏足》。以苏东坡之文名，专咏缠足妓女的舞蹈，这不单是揭开了中国诗词史最早的专咏妓女小脚的一页，也标示着贵族阶层意欲推动妓女缠足的进程。
与苏东坡同时代的赵令畤，去刘平叔家玩，刘平叔出八名家妓，以脚绝、歌绝、琴绝、舞绝，乞赵赠词。赵令畤专写《浣溪沙》，称赞“稳小弓鞋三寸罗”。从浙江衢州南宋墓出土的冥器女鞋看，其头高翘，底尖锐，全长14厘米，宽4。5厘米，高6。7厘米，与赵令畤所写“弓鞋”不相上下。
缠足兴起，主要是由于城市贵族对妓女审美情趣的变化。就连僧人了元也写出了“觑着脚，想腰肢如削”这样引人浮想联翩的词句，原因就在于：裹小的女人之脚，在当时人看来，是女人整个身体中最性感、最诱人的部位。那生于北宋，在南宋为官的史浩的两首《浣溪沙》词，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再准确不过的参照：
一握钩儿能几何？弓弓珠蹙杏红罗，即时分惠谢奴歌。香压幽兰兰尚浅，样窥初月月仍多，只堪掌上恹琼波。
珠履三千巧斗妍，就中弓窄只迁迁，恼伊划袜转堪怜。舞罢有香留绣褥，步余无迹在金莲，好随云雨楚峰前。
在达官显贵的眼里，妓女缠足，才能愈发体现其瘦、小、尖、弯、香、软的美来，才能使人春情荡漾，欲火难忍。缠足之所以始于妓女，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为了供贵族们更舒服地玩弄。
至于妓女的生存好坏，贵族们是很少关心的。像东京“南曲”的妓女颜令宾，一旦得病，则无人光顾了。她强扶弱体，写下了“气余三两喘，花剩两三枝。话别一樽酒，相邀无后期”的诗句，让小童子送给她昔日按诸衙门行牒而奉候的朝士郎君，希望他们能为她的死作哀挽之词。
“香魂竟难论”，“谁来为鼓盆”，这一哀章道出了许多妓女的真实境遇。这不禁使人想起那些与士子发生真实爱恋的妓女，“人间最苦，最苦是分离。伊爱我，我怜伊”。艨艟巨舰，也载不动这沉甸甸的恋情。
可是，往往是妓女倾心，也换不来士子的真心，换来的是始乱终弃，背信弃义。于是，在宋人的笔记小说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抨击这类负心汉的故事，哀痛欲绝，令人肠断。像话本《王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