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慌乱中，任汉中夫妇口中被硬塞进几粒药片，强迫他俩咽下去，随即仓皇逃走。等小原和通信员把任汉中夫妇搀扶起来，他们已经昏迷过去，生命垂危。
这时候呼叫警察已经来不及了，小原对通信员急切说道：“你快去报告首长，有人受伤，请他以‘八办’名义派车送伤员到大医院！”通信员应了一声，赶紧往办事处方向奔去。
小原为何要这么做？因为国民政府为防止日伪奸细搞破坏，凡是晚上送到医院急救的病人一律严查，尤其伤情不明的外伤患者，以八路军办事处名义出面救助要稍好一些，可以避免不少繁琐手续。
第七百三十一章（）
小原预料得没错，八路军办事处出面果然精减了不少手续，医院优先接待救治，经过抢救，任汉中夫妇得以脱离生命危险，自此也与“八办”和小原等人结下不解之缘。
巫庆来费尽心机，结果仍然鸡飞蛋打，沮丧不已，但事已至此也是咎由自取。饶胖子收了钱没有办成事，心里一样不痛快，对任汉中产生莫名怨恨，心底埋下一颗仇恨的种子，伺机蓬发。几年以后，终于让饶胖子等到机会，亲手抓捕了任汉中等人，送进警察局看守所关押，且串通所长邓眼镜加以谋害。
时光如白驹过隙，眨眼间到了1949年年初，大年刚过，民国政府便颁布法令：大幅提高营业税及其它税负，还有不少附加费用，商家原本沉重的负担更加不堪，怨声载道，整个陕西省都闹腾起来。西安作为省会城市，集中了大部分行业翘楚，感受尤其深刻，很快把申诉书交到工商联总会。
会长任汉中一边翻阅申诉书，一边思考这件事。抗战结束后政府为了筹集军费打内战，逐年增加税费，已经到了天怒人怨的地步。凡事都有个限度，超过这个极限就会崩溃，民国政府不顾商家死活不断加收税负，转嫁到百姓身上，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并非西安或陕西，全国都一样。
这些情况说明什么问题呢？只能说明国民党统治到了穷途末路的程度，大厦将倾，无力回天，确实应该改朝换代了。任汉中当年遇害，得到八路军办事处援救，心怀感激，后来通过第三方渠道，给延安送去不少粮食和药品，也算报了救命之恩。但碍于政治影响，一直未曾正式交往过，知道内情的人极少。
如今兵临城下四面楚歌，民国政府统治岌岌可危，为什么不帮助中共推它一把呢？加速蒋家王朝灭亡，只会给百姓带来福音，同时也可以把商家从危难中解放出来，应该是一件善事。如何才能达到预期目标？任汉中反复考虑得正是这个问题。
想了很久，任汉中终于找到一条合法途径，既可以营造社会舆论，迫使政府就范，又没有触犯法律，让当权者抓到把柄，可谓两全其美。这个途径就是游行示威，到市府前静坐，提出合理诉求，以非暴力方式表达商家意愿。
任汉中立即召集工商联主要负责人，开会商议。听了任汉中陈述，大家都很振奋，以前多次见过学生游行示威，从未亲自参与过，又好奇又紧张。胆怯的人当场表示退出，还有些人持观望态度，真正响应者寥寥无几。
这个结局在任汉中意料之中：生意人不愿意抛头露面，树大招风，这个道理谁都明白，倘若不是逼上梁山任汉中也不会出此下策。自古以来民不和官斗，没有好下场，尤其商家更不情愿，如果得罪官府，轻则吃官司坐牢，罚没家产；重则株连九族，倾家荡产。生意人难呐，赚钱难，守业更难，富不过三代，古来如此。
会上争论不休，不得不终止。任汉中回到家里，十分郁闷，长吁短叹，妻子关切问道：“遇到啥难题了？大伙儿的生意都不好做，咱家好歹还有些积蓄，不用担心生计，汉中，别憋出病来了。”“不是生意上的事，大家锣齐鼓不齐，难成大事，我在为这事着急。”任汉中愁眉不展，一个巴掌拍不响，这样下去商家都没有活路了。
妻子明白过来，沉思片刻，说道：“咱们儿子的小学班主任易老师不是你的朋友么？听听他的意见嘛。”易之初既是任汉中儿子的小学班主任，同时也是当年与延安方面联络的介绍人，地下党身份早已知晓。任汉中一想：是啊，在这方面地下党是行家，何不找他请教呢？
老友见面无须多言，任汉中直截了当提出请求，希望地下党出面组织商界示威游行静坐请愿，势必事半功倍。易之初没有立刻回答，同意向上级请示后答复，这种事情必须慎之又慎，商家不比学生工人，背景复杂，来自社会各阶层，搞不好会适得其反，还要牵连地下党。
第七百三十二章（）
中共西安市委经过研究，决定支持工商联这一爱国自保举动，以非暴力方式提出合理诉求，国民政府应该不至于镇压迫害。为了不让参与者被当作“通共”疑犯惹上牢狱之灾，市委委托易之初转告任汉中：地下党可以提供参考意见，具体行动方式还得由工商联自己做主，请他们理解。
任汉中明白地下党的苦衷，表示理解，在大多数成员赞同下成功组织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和静坐请愿活动。在古城数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商家上街游行，而且规模空前，大小商家小贩走上街头，举起旗帜标语，高呼口号，浩浩荡荡直奔市政府，请愿者多达上万人。
国共三次内战和抗日战争期间西安都曾爆发过大规模示威游行，但均是在校大中学生和工农大众，商家上街游行请愿闻所未闻。此举轰动一时，影响力不仅局限于陕西，还波及西北乃至全国，新闻媒体纷纷采访报道，搞得陕西、西安两级政府下不了台。
游行目的达到了，任汉中却高兴不起来，因为市政府言而无信，当面承诺的不增加税负过后很快推翻，而且变本加厉，比原来的税收还高出不少。任汉中不甘心，又往市政府跑了几趟，催促市长履行诺言，减少营业税等税费。
这一下彻底惹恼了市长，传话给警察局长：任汉中是带头闹事的首恶分子，必须严惩，杀一儆百。警察局长又命令侦缉队：尽快收集任汉中等人罪证，该抓就抓，该杀就杀，绝不能手软。因此这个任务实际上落到饶胖子头上，给了他抱一箭之仇的机会。
抓捕人犯是侦缉队的拿手好戏，即或没有罪证，莫须有的证据总找得到，不出一周，任汉中等十余人以“抗拒缴纳税费，煽动民众闹事，有通共嫌疑。”的罪行锒铛入狱，不得探视，不得保释，等待法庭判决。
任汉中被捕入狱，最高兴的人莫过于巫庆来，关在监狱里就算是豺狼虎豹也威风不起来，只能当缩头乌龟任人宰割。巫庆来问过饶胖子：会不会轻判？或者找人重金贿赂警察局长，把人保出来？饶胖子肯定答复：绝不可能！因为任汉中得罪了市长，这时候再多的钱也没用，无人敢接，任汉中只能是死路一条。
在任汉中活了45年之后，做梦也没想过到会蹲大牢，而且生不如死，被邓眼镜唆使手下整得死去活来遍体鳞伤。这是邓眼镜又一次杰作，也是金钱利益驱使的结果——巫庆来唯恐任汉中活着出来，向邓眼镜行贿八百现大洋，条件只有一个：把任汉中悄悄干掉，毁尸灭迹，以解心头只恨。
“四大金刚”再次粉墨登场，对任汉中等人轮番施以重型，无外乎故技重施，逼迫他们家人缴纳“赎金”。不是不准探监、不准保释吗？那是掩人耳目的说法，监守自盗，私下透风给这些案犯家属，以“赎金”为幌子，一次又一次索取钱财，谁知道？
被捕入狱的十几个工商联商人就这样遭到看守所迫害，一方面受刑折磨，另一方面心甘情愿给予钱财，直到任汉中妻子偶遇易之初，饶胖子和邓眼镜的阴谋才得以暴露，昭示天下。易之初得知此事后拍案而起，国民党走狗丑恶行径太卑鄙了！简直猪狗不如！当即向中共西安市委汇报，希望救出这批民主人士。
市委收到报告，又通过警察局内线打听到一条噩耗——敌人在西安解放前夜将集中处决近几年关押的重刑犯，其中包括组织策划商界大游行的工商联主要负责人。
不能让反动派阴谋得逞，解放后的西安急需各方面人才参与重建工作，西安市委在请示中央统战部门后，决定采取强硬措施进行营救，与此同时中央特委也派出工作小组前往西安指导营救，组长就是特工部副部长年永忠。
为配合中央特遣小组，西安市委也成立了营救小组，由易之初负责，里应外合，在看守所执行枪决任务之前动手，把任汉中等人救出来。这是一次政治意义重大的营救行动，中央统战部特别为此次行动冠以代号“迎接曙光”，在古城最黑暗的时刻对国民党反动派发起沉重一击！
第七百三十三章（）
1948年8月至9月华蓥山周围许多县的联合起义，参加起义武装有2000余人，以极大声势震动了国民党政府。南京军事委员会随后派遣川东保安团、内二警及正规军两个师进行清缴，大部分起义受挫，部分起义队伍转移至华蓥山中坚持斗争，直至四川全部解放。
当时华蓥山游击队和关押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的大部分政治犯同属于川东临时工委领导，因此重庆特委决定联合位于广安的川东临时工委展开营救行动。重庆地下党组织和华蓥山游击队共同出击，尽最大努力把江竹筠（即江姐）、曾紫霞、李青林、许晓轩、刘国志等共产党人救出来。
地下党千方百计展开营救，集中营里面的情形如何呢？白公馆和渣滓洞两座监狱先后建立了秘密党支部，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抵抗运动，已经进行了两年之久，替党支部传递的情报的有两个人——“疯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