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无论过程是怎样的，胡惟庸谋反案成了板上钉钉之事。这件事前前后后纠结了长达十余年时间，成为洪武年的第一大案。
事后朱元璋还亲自颁布了《昭示『奸』党录》，告诫帝国的文武官员们，做臣子千万莫学胡惟庸，不然会落得很凄惨的下场。
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布局？还是丞相胡惟庸真就有了谋反之意？
开国之初，朱元璋对自己的权力系统还没有完全腾出手来认真梳理，只是在自己的王朝体制的建立上照搬元朝时期的那一套，在中央仍然设立中书省作为辅佐帮助皇帝处理政务的机构。
中书省的权力结构设置是左、右丞相（后改名丞相），秩正一品；左、右丞，秩正二品；参知政事从二品，其属官有左、右司郎中，员外郎等官员。
在当时看来，中书省的权力极大，可以说是总领百官，工作事务涉及方方面面，就连帝国的一切命令及章奏也需要中书省呈转颁发，不然就视为违法和无效。除了人事任免权、决策权、行政权、监察权、财政权等大小不等的权力，中书省还同时掌管军权、军务。也就是说，靠着中书省一个权力机构的运转，皇帝就可以不用上朝了。
在这种权力背景下，皇帝坐在那里，不像是一个人，倒像是一个震慑人的牌位。丞相的权力也极大，真正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就连后来盛极一时的六部长官也下辖于中书省，成为其属吏。从洪武元年起，中书右丞相徐达就一直是军中的最高指挥官，直到十七年以后他死在北京城。
从秦朝创立丞相制度起，排除一些历史时期出现的波折，丞相的权力时大时小。丞相制度天生就有个缺点：那就是皇帝和丞相的权力分配问题难以平衡。别小看这个问题，因为王朝的制度，皇帝是至高无上的独裁统治，官家集团只有一个老板，那就是皇帝，所有的人（包括丞相）都是给一把手打工的。
历史上先后曾经有过两次皇权与相权的博弈：第一次是汉武帝时。汉武帝刘彻一改过去“非有功不封侯”、“非封侯不拜相”的权力递增法则，让仅有儒生资格的公孙弘为相。如此一来，宰相对皇帝不仅再无居功之傲，反而对皇帝知恩图报；第二次是隋唐之时。官家集团将丞相之职分为尚书省、中书省与门下省三个部分，它们各司其职又互相制约。
丞相的特殊『性』质就在于，他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如果处理得不好，皇帝太强势了，丞相就会经常换人，而且有可能是换一个杀一个；皇帝太软弱了，皇权就可能为相权所架空。
一旦这种局面形成的话，朱元璋所能做的只是根据丞相的建议发发圣旨就可以了，自己根本不用『操』什么心。时人可以不知道他朱元璋是谁，但一定会知道当今的丞相是谁，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情。
朱元璋出身于草根阶层，在当了皇帝以后，他还是能够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文化底子薄，知识结构非常不合理。他在学习前朝明君圣主们治国的经验的同时，也以一个草根阶层的立场来观察自己的帝国和臣子。这时候他或许会想起前朝那些实权派大臣，很多人都是在掌权时说一不二，风头甚至盖过了皇帝。他或许还会想到，丞相因为权力过大就有可能干预到皇帝的意愿，甚至威胁到皇帝的权力地位，搞到最后自己的地盘自己也做不了主。比如东汉末年，那个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曹『操』。
这应该是朱元璋内心深处最大的忧虑，这种忧虑促使着他将会对本朝的权力结构做出重大的改革与调整。
第16章 第一大案的正面与侧面（3）（）
在变革之前，让我们来看看朱元璋当初设置丞相的初衷是什么？
其实朱元璋当初这么做也是有他自己的苦衷的，至少他是基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形势的需要。当时的朱明王朝刚刚建制，可以说是百废待兴，需要尽快结束连年的战争阴霾，安抚四海的生灵，巩固新的政权。而这些目标的实现，不是嘴巴说说就可以实现的，它需要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而建立一套制度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不光需要大量的时间，更需要实践的检验。既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那只有先拿旧的体制先应付着。
二是国家的需要。当时纷『乱』的天下还没有到刀入鞘，马卸下鞍的时刻，朱元璋和他的那些战友们对元朝残余势力的战争仍在大规模地进行当中。同时对新收复地区的统治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当中，一切才刚刚开始。我们可以想象得到，崭新的朱明王朝的政治事务是何等的繁重。对于一个百废待兴的政权，最需要的是什么？当然是人才，治国的人才。人才不光在二十一世纪最贵，在任何时代他都是最贵的一项资源。这时候设立中书省，授大臣以重权，可以说是新帝国发展的需要。对于朱元璋来说，当务之急就是能使招揽的人才尽快进入到自己的角『色』当中，并且能够灵活处理各种政务，应对各种危机。同时这种做法也摆明了朱元璋对大臣们的一种姿态，战友们，我们都是从刀光剑影中一路拼杀过来，我们同当患难，我们同享富贵。作为建国皇帝，这种姿态一定是要有的，无论是出于真心也好，虚意也罢。这样能容易形成上下齐心，君臣携手共成伟业的良好局面。
三是个人的需要。朱元璋当上皇帝的时间还很短，随着帝国疆域的急剧扩张，原有的统治经验已经远远达不到要求。也就是说在一段时间内，朱元璋还无力单独有效地处理所有的官家事务，他需要的是治国的帮手。还有就是，在帝国的创业阶段，那些文武大臣们都曾经立下过赫赫功勋。朱元璋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功勋、才具和特点授以高官显职以平衡权力集团之间的利益，这也是权力分肥制的具体体现。也就是说，在新政权建立的初期，官僚集团的权势过重，中央权力分散是权力分配的共『性』。
侧面：天罗地网织就血『色』蓝图
从胡惟庸位极人臣之日起，朱元璋张开的权力大网也到了逐步收紧的重要时刻。
朱元璋大杀功臣的起点应该始自胡惟庸因“谋反”案被杀，这是皇权与相权的血『色』博弈。胡惟庸被处死难道仅仅是因为谋反？一句含糊不清的“擅权枉法”是无法将一切历史真相都抹平的。至于“谋反”则是在胡惟庸死后多年间，被朱元璋分期分批摊派到他头上的罪名，一直争议不断。
胡惟庸被杀之后，帝国的皇权运行模式突然成了一架令人恐怖的绞肉机。由胡惟庸案引发的连锁反应就像帝国的天空刮过了一场龙卷风，这难免会让我们想起朱元璋说过的那句话“刘伯温在这里时，满朝都是党，只是他一个不从。”
这句话为胡惟庸案的后期处理定下了一个基调，那就是，胡惟庸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而是以他为首的权力集团在作战。当胡惟庸被“谋反”后，那些与他有来往的人就应该是同案犯。
毕竟“谋反”不是闹着玩的小事情，牵涉面之广，需要参与的人员之多，付出的成本之高，都是其他行业无法比较的。朱元璋之所以通过各种方式将胡惟庸参与谋反案坐实，就是为了能够将更多的帝国官员牵扯进来。就连领到“免死金牌”的李善长最后也没有从这张大网中挣脱，直到搭上『性』命才算了结。。
从洪武十一年朱元璋当着六部官员的面训话后，原来在中书省辖下的六部就此获得了越过中书省直接向皇帝汇报工作的权力，这给朝政带来了不小的混『乱』。
一个体制里，一对一的单线管理是最简单，放到大明朝就成了皇帝—中书省—六部。
按制度来说，六部还是属于中书省的管辖范围，六部的尚书们应该对胡惟庸负责；但是朱元璋的意思是，六部可以直接给自己打报告。这样的话，在六部尚书的管理和使用上，就陷入了双线模式。在君臣齐心，意见统一的时候还能够保持政务畅通，如果皇权与相权发生顶牛，事情就会比较麻烦。
尚书任何事情不能瞒着皇帝，因为毕竟皇帝才是真正的帝国一把手；但是他又不能不上报中书省，皇帝批阅过的条子，最后还得交由中书省来发布，无论如何是绕不过中书省这一关的。如此一来，帝国的权力运行就变成了多头管理，这可苦了那些奔波与皇帝和宰相之间的六部的官员。如此繁复的权力程序让他们疲于奔命，往往会造成一些常识『性』的错误。
朱元璋也看到了权力运行中存在的弊端，他早就有心在帝国官场掀起一场革命，但苦于找不到革命的突破口。
朱元璋的这场革命终于在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式登场。这一年的九月，位于今天越南东南部地区的占城国来使进贡。按照帝国的外交程序，中书省应该在接到这种外交大事的第一时间上报皇帝。但实际情况却是，朱元璋并非按照正常程序从中书省或是礼部那里得到的消息。
消息的来源是出宫办事的宦官带回来的，由于无人接待，占城国使者连宫门都没有『摸』到，由于语言不通，只好流落街头。朱元璋勃然大怒，我堂堂大明居然如此对待番邦小国的外交使者，如果传将出去将有辱我大国名声。
朱元璋当即传唤中书省的两个江湖大佬胡惟庸和汪广洋，责问他们占城国来使事关国体，竟敢隐瞒不报。
胡惟庸和汪广洋在这件事上的表现大相径庭，一个急于推卸责任，一个茫然无措。
洪武九年（1376年），王广洋发动了对李善长的弹劾。这是王广洋人生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由此可见王广洋最初还是想在帝国的权力场上有所作为的，不然他不会公然挑衅前丞相李善长的权威，虽然以失败而告终，但勇气可嘉。
弹劾虽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但是王广洋在面对李善长时所表现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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