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读资治通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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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读资治通鉴- 第46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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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间总有精英分子,就算是十亩地一棵苗,他总是要秀出来的。

    大多数史家都认为,刘裕的出现是士族没落、寒族崛起的象征。其实刘裕也不是真正的寒族,他是次一等的士族,他和在他前面的权力集团并不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级;他和王、谢家族的人也不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本质上讲,刘裕建立的宋朝并不是寒族的政权,更不是普罗大众的政权。

    刘裕和东晋诸帝、诸公不同的是,他试图建立更加本『色』的皇帝专制,他要做真正有权威的皇帝。即将要做皇帝了,但是扬州牧的权力还要把持在自己手里,这既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也是对“共和”模式的一种修正。

    刘裕让未成年的儿子担当方镇大任,尽管是名义上的,但是他不愿意分享权力的独夫心态却表『露』无遗,对部下的担心和警惕也是不言而喻。

    之前之后的历史经验证明,符合原教旨主义的皇帝专制必须有意识形态的帮助,必须有受过奴化教育的儒生参与,从一个黑社会集团头子、军阀老大演进成真正的皇帝,也需要一定理论的指导,而在刘裕时代,这些东西显得非常缺乏。

    没有道德指引,只指望通过坐地分赃来凝聚力量,即使凝聚起来,这个力量也会反噬宿主,这个状况从汉末一直延续到五代十国。

    秦皇汉武式的专制是糟糕的、黑暗的,但是两晋这样涣散的专制则更糟糕、更黑暗,在民主宪政导入中国之前的历史证明:皇帝不专制,人民很遭殃。

第89章 蹚开血路成大道() 
安皇帝义熙八年(公元412年)

    毅『性』刚愎,自谓建义之功与裕相埒,深自矜伐,虽权事推裕而心不服。及居方岳,常怏怏不得志。裕每柔而顺之,毅骄纵滋甚,尝云:“恨不遇刘、项,与之争中原!”及败于桑落,知物情已去,弥复愤激。裕素不学,而毅颇涉文雅,故朝士有清望者多归之,与尚书仆『射』谢混、丹杨尹郗僧施,深相凭结。

    东晋最后一个皇帝是晋安帝司马德宗,此君和晋惠帝一样有点呆傻,晋惠帝不辨白粥肉糜,晋安帝不辨春夏秋冬。一将无能,累死三军;皇帝无能,累死天下。

    傻皇帝在位长达二十二年,之所以能做这么久,可能就是因为他智商比较低。晋安帝义熙年间,是东晋内部争权夺利最严重的时代,士族之间的“协商机制”退隐,北府兵将领之间的冲突加剧,一个无能的皇帝既是权争的起因,又是权争的最好庇护,皇帝无为而治叫垂拱而治,晋朝的皇帝差不多都是“垂拱而『乱』”。

    这个时期东晋的政治主角是刘裕刘寄奴,他能带兵打仗,这是核心竞争力,是时北有胡国南有内寇,正是将军拥兵自重的好时代。

    卢循、徐道覆北犯,刚开始来势汹汹,打败了何无忌,挫败了刘裕当时最主要的竞争者刘毅,朝廷恐慌,有人甚至提出来迁都北上,去依附尚在北伐的刘裕。

    刘裕急忙返回建康,成功地组织了阻击战,打退了卢循的进攻,并最后平定了卢循。

    孙恩、卢循之『乱』,在“文革”中被定『性』为“农民起义”,孙、卢都不是农民,但他们的队伍裹挟大量的农民,世道浇漓,做贼和革命都是时髦的职业,成王败寇,都要用农民大量的鲜血来铺底。孙恩、卢循没有成功,但他们的运动轨迹布满南中国,对东晋的社会经济摧折甚重。卢循失败时,也投水自尽。死之前,他向众姬妾发起一次民间调查,问谁愿意和哥哥我一起做水仙?结果摇头的都被扔下水了。“农民起义”很伟大,但很多“农民起义领袖”很浑蛋。

    刘毅和刘裕一样,都是北府兵将领,桓玄登基做皇帝,他们都是反对派,打垮桓玄、重新确立司马家名义上的领导地位,这个功劳是大大的,当时有个专用名词叫做“建义之功”。刘裕、刘毅都立下了“建义之功”,大『乱』之后,一切权力归弥『乱』的将军,这也是历史规律,当时与刘裕有一拼的就是刘毅。

    刘毅和刘裕为人作风不一样,有个叫胡籓的评价说:“连百万之众,攻必取,战必克。”这是刘裕的长项,“至于涉猎传记,一谈一咏,自许以为雄豪;以是缙绅白面之士辐辏归之”,这又是刘毅的优点。转换到权力斗争的框架下,刘裕是实力派,而刘毅则颇得人望,不论古今,所谓人望,都是决定于“缙绅白面之士”,简单说就是那些有钱或有文化的社会精英。

    不管什么政治制度,不管什么体制,不管古代还是今天,不管中国还是外国,精英统治是权力内在的一个总取向,精英剥夺和侵犯普罗大众的权力和利益也是一个基本规律,这是食物链。狼吃肉狗吃屎,有阶级就有压迫。但是在这个规律之外,还是一条反规律,那就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只是反抗的方式有不同,普罗大众制约精英有两手,一是革命,二是选票。革命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有当家做主的幻觉,但是权力本质上不可能让多数人掌控,革命之后革命成果往往会被少数人篡夺,政治也会向精英化方向发展。为了避免革命,就必须有选票,选票也可以让被压迫的人民有当家做主的幻觉,而且是定期来一次,“幻”得频繁了,“觉”也就更真了。

    所以在大『乱』之余,在大选之前,一些有能力和基层、低层以及底层人民沟通的,往往会赢得胜利,我们把这个叫做“得人心”,得人心者得天下。但是得到天下,不论古今抑或中外,领袖都要寻求和精英的合作,我们把这个叫“得人望”。政治家和电影作品一样,有“叫好”和“叫座”两个价值取向,票房好是得人心,得大奖是得人望,叫好又叫座固然上佳,但是上佳的电影作品或许可见,上佳的政治家则比较稀少。

    比如台湾大选,马英九、蔡英文被宋楚瑜讽为“少爷”、“小姐”,不懂持家,而宋则自诩为“管家”。宋楚瑜的这种比喻,就是想在大选中和基层、低层进行沟通,而且从台湾一贯的舆论来看,宋楚瑜行政能力较马、蔡强,似乎也成定评。如果在刘裕的时代,宋楚瑜的胜算就非常大,他有实力有算计,突然下手把颇孚人望的马英九一刀搞定,说几句和人民群众心连心的话,这就可以上台了。人民群众一般喜欢“狠角『色』”,也喜欢曹『操』、刘裕这样有手腕的强人,但是台湾的情况有历史『性』的不同,台湾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了,或正在发生变化,“缙绅白面之士”越来越多,人民在发生着变化,也就是中产阶级真的成为一个阶级了,“缙绅白面之士”喜欢“缙绅白面之士”,所以马英九可以当选。民进党也不再寻找陈水扁这样的草根英雄了,而找一个品位和马差不多的蔡小姐。这种选择,如果在放大的历史下观察,就是台湾社会发生了不可逆转的变化。

    如果将来中国大陆也进行类似的大选,拥有大量农村人口的中国,就可能会选出一个让精英们感觉不可思议的人来。起码一个时期会是这样的,一个不择手段的狠角『色』会率先上台,中国也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普京的人物,我们也一样会有连任n届或者“二人转”的总统,因为人民更喜欢敢作敢为的强硬领袖。

    刘裕最后还是用刀解决了竞选的对手,刘裕挟建义之功、北伐之功、平蜀之功,扫除了刘毅、司马休之、诸葛长民等内部异见人士,做皇帝遂成大势所趋,人心所向。

第90章 夺嫡之争没完没了() 
安皇帝义熙十一年(公元415年)

    秦王兴『药』动。广平公弼称疾不朝,聚兵于第。兴闻之,怒,收弼党唐盛、孙玄等杀之。太子泓请曰:“臣不肖,不能缉谐兄弟,使至于此,皆臣之罪也。若臣死而国家安,愿赐臣死;若陛下不忍杀臣,乞退就藩。”兴恻然悯之,召姚赞、梁喜、尹昭、敛曼嵬与之谋,囚弼,将杀之,穷治党与。泓流涕固请,乃并其党赦之。泓待弼如初,无忿恨之『色』。

    这个时候,北方是拓跋魏,西边是姚秦,南方是司马晋。

    在晋,太尉刘裕正在忙着削平反侧,先是刘毅,接着是诸葛长民,接着又是宗室司马休之。司马休之时在江陵,颇得江汉民心,他的侄儿司马文思在建康不守规矩,刘裕把他抓起来,然后送到江陵,那意思是让他叔叔司马休之自己处理。司马休之倒也不客气,把侄子放了,那意思是和谐官场各管一块,我们家人不在你眼皮底下捣『乱』,那就是很讲法制很讲纪律很讲大局了。

    刘裕于是恨上了司马休之。除了面子上的问题,其实最根本的矛盾还是原来长江上下游对峙的老矛盾,这个矛盾已经坚持了一百多年了,东晋王朝一直隐存着东西对立的两大阵营,王氏、桓氏都曾盘踞江陵,另立核心。

    司马休之如果是个草包,刘裕也不会这么着公开处理他的侄子,权力斗争是内因,整肃风纪、清查腐败都是冠冕堂皇的借口。大家都腐败,但是你要和我不站在一条线上,没有和我政治上保持一致,那你的腐败就是真的腐败,老子就要查你,而且敢保证一查一个准。这样反腐一可除掉政敌,二可赢取舆论,三能得到民心。一石可以打下三只鸟来,这种便宜事鸟都会做。

    刘裕和司马休之的斗争,其『性』质已经不是朝廷权争,而是在长江上下游摆开战场的战争,这是下游建康第一次向上游江陵发起的战争。结果是刘裕胜,司马休之一家投奔北魏。

    本来当敌人内部混『乱』的时候,是自己出击的机会。但对于后秦的姚兴来说,正所谓“家家有本难念的经”。

    后秦的姚兴是皇二代,他从老爹姚苌那里接过枪杆子,现在全国政权还没夺到——可能也没打算去夺——夺嫡之战已经在儿子们中间开始。皇权之下无兄弟,对于皇帝的儿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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