必需的。诸王内战，王氏家族采取了分散投资的方法，王衍傍司马越，王导傍司马睿，能带兵的王敦、王澄出镇州郡。这种安『插』布置，一般都理解为统治阶级内部的两大集团联合应付外来的侵略危机，但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状态。专制体制正常的状态是皇帝一家独大，晋代的政治生态有些特殊『性』，司马氏对勋臣、世族的宽容优待，看起来营造出了共同富贵的和谐局面，但实际上削弱了皇帝的独裁『性』，专制不独裁，内『乱』就会来。
王导和司马睿同龄，但是他的政治敏感度和办事能力显然要高于司马睿，这也许是家学渊源吧，“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
史称司马睿“恭俭之德虽充，雄武之量不足”，其实就是说司马睿本是个严重缺乏自信的人。司马睿和王导这对帝王帝师组合，和我们以前见过的刘邦张良、刘备诸葛亮是不一样的，王导不仅在治国上帮助司马睿出谋划策，在私底下，很可能是司马睿的心理医生。司马睿曾经有酗酒的『毛』病，在王导的劝说甚至可能是监督下改掉了，总之，司马睿的心理弱点在王导面前是敞开的、透明的，司马睿在大事小事上都需要王导的建议。这么定位两人的关系，也许就会对司马睿在登基庆典上邀请王导一起升坐御床有更确切的认知，这不是对王家势力的恐惧，也不是答谢酬功，更不是雄猜之主对臣子的试探，而可能是一个病人对医生的依赖。
第3章 何以偏安（）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帝复遣使授慕容廆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廆辞公爵不受。廆以游邃为龙骧长史，刘翔为主簿，命邃创定府朝仪法。裴嶷言于廆曰：“晋室衰微，介居江表，威德不能及远，中原之『乱』，非明公不能拯也。今诸部虽各拥兵，然皆顽愚相聚，宜以渐并取，以为西讨之资。”廆曰：“君言大，非孤所及也。然君中朝名德，不以孤僻陋而教诲之，是天以君赐孤而祐其国也。”乃以嶷为长史，委以军国之谋；诸部弱小者，稍稍击取之。
司马睿登基，立王太子司马绍为皇太子。
紧接着他封授鲜卑部落领袖慕容廆为龙骧将军、大单于、昌黎公。晋室朝廷一直采取以夷制夷的政策，希望联合鲜卑对付匈奴（刘）、羯（石），在多极世界里，寻求战略伙伴永远不能说有错，除非实在找不到朋友，否则没有人愿意孤独地搞什么“不结盟”。这完全是一种貌似聪明实际傻子的做法，但是，在与各种力量纵横捭阖的过程中，千万不能忘记一条原则，那就是“只有自己是靠得住的”。而且只有自己越来越靠得住，盟友也才越靠得住，自助人助，人助天助。自己不努力，完全想依赖盟友吃现成的，结果肯定是被盟友抛弃或出卖。
东晋政权一直没有把恢复北方作为基本国策并孜孜以实践之，当然它也没有公然说放弃北伐。朝廷上下充斥着贪求安逸的保守主义气氛，这种气氛其实从晋国立国之初就有了。
北方沦陷，两帝遭辱，大量子民被异族屠杀，这些耻辱并没有激起司马氏统治集团的愤慨，也没有刺激他们从安逸中醒悟过来。司马睿从小小的琅邪王做到晋天子，巩固自家一系的统治才是当务之急。北方南迁的士族，刚开始还有新亭对泣的感伤，时间一久，暖风一熏，也就想不起洛阳铜驼今何在了。加之朝廷新立，机构大了，编制有了，从北方过来的士族和官宦子弟，南渡即为拥戴，于是人人有官做，至于南方的士族，一部分被统战，一部分虽然不满，大骂北人为“伧夫”，但终究也是无可奈何。江南风景宜人，投资环境良好，士族忙于封山涸泽，求田问舍，经营新家，恢复故国就像今天的深入改革一样，根本没有内在的动力。
“王与马共天下”，其实打一开始，人家哥儿俩就琢磨透了，共的是江南这一半天下。
偏安朝廷奉行偏安路线，有一个深刻的原因，就是一旦兴兵，就会形成军阀势力，就会酿成内部的权力危机。司马家是怎么发达的？不就是魏国对外用兵的结果吗？东晋后来的历史也证明了朝廷的担心，祖逖忠心爱国，率部北伐，可是他一死，他弟弟祖约就利用祖逖的军力跟朝廷叫板；王敦、苏峻、桓温，还有刘裕，都是“一有兵，脸就变”，主和还可以与胡人互称友邦隔江而治，主战则很可能将偌大家业送与家奴。
皇帝们都有一个纠结：就是怎么防止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当时，就有人为这个历史难题提供了答案。有个叫王鉴的侍郎，他给司马睿上疏，他提出了一个不容商量的观点：“历观古今拨『乱』之主，虽圣贤，未有高拱闲居不劳而济者也。”就是说，皇帝要想防止内部出现反革命军事路线，必需自己带兵，对人民军队，不仅要亲自缔造，还要亲自指挥。王鉴这样论述：“当五霸之世，将非不良，士非不勇，征伐之役，君必亲之，故齐桓免胄于邵陵，晋文擐（huàn）甲于城濮。昔汉高、光武二帝，征无远近，敌无大小，必手振金鼓，身当矢石，栉风沐雨，壶浆不赡，驰骛四方，匪遑宁处，然后皇基克构，元勋以融。”王鉴当然还举了曹『操』、刘备、孙权这样就近“亲征柳城”、“躬登汉山”、“亲溯长江”的正面例子，也举了袁绍“犹豫后机”、刘表“卧守其众”的反面例子，结论就是，永远把枪杆子捏在自己手里。（详见《晋书·王鉴传》）
君主亲自带兵，才能在军队中形成长久的影响力，才能在将士心中形成崇高的威望，才能在将领中形成死忠自己的嫡系，也才能『摸』清楚前线后方整个体系中可能存在的弊端，也才能不为部下所蒙蔽……有雄猜的主子在，当然是“元勋以融”，哪个军头敢随便尥蹶子？
可以这么说，司马睿要摆脱王敦、王导的控制，坐卧建康是做不到的。王鉴认为可以委王导以萧何之任，皇上亲自率众北伐，这样才能彻底解开这个纠结。
不光是晋室，诸胡政权也是如此，皇二代皇三代基本上都只能驰骋床笫（zi）而不能驰骋疆场了，搂着美女娇娘遥控骄兵悍将，结果如何自不待言。两晋以降，只要拥有一支差不离的军队，就能称王称帝，反过来，如果两三代不能皆是雄主，也就被新兴的军阀势力灭掉了。这个时期，朝代更迭之速，国祚延绵之短，原因皆在于此。
慕容廆对司马睿的任命，有选择地接受了。在他内心，早已失去了对晋天子的敬重。
“慕容廆，字奕洛瑰，昌黎棘城鲜卑人也。其先有熊氏之苗裔，世居北夷，邑于紫蒙之野，号曰东胡。其后与匈奴并盛，控弦之士二十余万，风俗官号与匈奴略同。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以为号。”
读中国史书，很难对北方各民族的来龙去脉搞清楚，我们用个懒办法，就记住鲜卑是五胡之一，而且是势力最大、对中国影响时间最长的一族。
鲜卑又分慕容氏、拓跋氏、段氏、宇文氏、秃发氏、乞伏氏等部落，从辽东到西北广泛分布。
从八王之『乱』到刘渊、石勒叛衅，晋室就一直向鲜卑借兵，尤其是都督北方军事的封疆大吏，如王浚、刘琨，都和鲜卑人打得火热，但是他们处在鲜卑人内部的矛盾之间，又处在汉（匈奴、羯政权）、鲜卑的矛盾之间，而王、刘二人也有矛盾，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游戏。最后试图利用他人矛盾的王浚、刘琨先后被淘汰出局，王浚被刘琨变相出卖被石勒杀了，刘琨父子亦被盟友段匹杀害。
在司马睿、王导的棋局里，刘琨是炮灰团，祖逖也未尝不是，当然他们希望诸胡也能相互砍杀，都做炮灰。
第4章 何以救世（）
中宗元皇帝大兴元年（公元318年）
加王敦江州牧，王导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导遣八部从事行扬州郡国，还，同时俱见。诸从事各言二千石官长得失，独顾和无言。导问之，和曰：“明公作辅，宁使网漏吞舟，何缘采听风闻，以察察为政邪！”导咨嗟称善。和，荣之族子也。
司马睿在位六年，王敦在外主军，王导在内主政，这个格局基本上没动。
王导派遣“八部从事”巡察治区，然后一一听取他们汇报，主要是想借此评估一下地方官的得失。
顾荣的儿子顾和也在“八部从事”之列，他回来向王导汇报时，没有什么材料，反而振振有词：“您作为宰辅，应该抓大放小，宰相肚里能撑船，如果真要网织查访地方官员的过失，也应该是‘网漏吞舟’，怎么能听取这些中央巡察大员走马观花后的一面之词，老揪下面的小辫子呢？人至察、水至清可不好啊。”
王导听罢，一边做恍然大悟状一边点头“咨嗟称善”。
其实，王导要抓人事权，“察察为政”是必需的。在权力场，任命、提拔官员的权力才是真正的权力，但是你要行使好这个权力，必需要有知情权和考察权。按照正常状态，两千石官员的任免皇帝应该亲自过问，皇帝如果不够勤政，他只能向王导这样的宰辅咨询。王导这时肚子里绝对“网漏吞舟”，而且是要将帝国的高干档案全部码整齐了，随时以备调用，他在关键时刻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可以决定一个官员的政治命运。所以，很多情况下，决定权又决定于知情权，要想把官场生态人事派系整明白，必需为政察察，把省部级干部全装在自己夹袋里，地市级忽略不计，这就是抓大放小。在清朝，皇帝比较勤奋，都声称要“打好这份工”，所以像雍正皇帝几乎和所有重要的地方大员都有密札往来，连知情权都不假外人掌握，都是自己一手『操』办。慈禧太后也有一个习惯，就是三品以上官员外放时，她都要亲自召见。所谓人事权，就是老板脑子里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