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即将溃败:西方视角下的晚清图景- 第3节

　　　　到了18世纪40年代，利物浦已经超过布里斯托尔和伦敦，成为英国最大的奴隶贸易港口……在1741年至1750年，英国从事奴隶贸易的船只，有43％是从利物浦出发。在1801年至1807年，这个数据增加至79％。在英国的整个奴隶贸易期间，利物浦的船只将110万名奴隶运往“新世界”（thenewworld）。

　　　　实际上，对整个欧洲的奴隶贸易来说，利物浦也是最为重要的港口。在英国禁止奴隶贸易之时，这个港口控制着欧洲奴隶贸易的40％。

　　　　对利物浦而言，奴隶贸易是五百年一遇的机会，英国议会对这项“肮脏的贸易”的禁止，似乎应该对这个港口构成致命打击。但是，事实并非如此。奴隶贸易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使这个本身具备极佳天然条件的港口不可逆转地发展起来。1715年，利物浦已经建筑了英国的第一个商业湿船坞。

　　　　因此，当第一次工业革命出现并带来比奴隶贸易大得多的机会时，利物浦有能力把它抓住并加以充分利用。

　　　　在历史的细节『性』问题上，学者们总会有不同意见。比如，对于工业革命的起始时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认为是18世纪80年代，另一位英国历史学家阿什顿则认为是18世纪60年代。但是，在对历史——尤其是重大历史事件——的本质的判断上，学者们通常不会有分歧，他们都认为工业革命对经济、社会、政治尤其是国际关系具有革命『性』影响。

　　　　英国经济学家安格斯·麦迪逊在《世界经济：历史数据》一书中写道，作为工业革命的影响之一，在1800年之后的两个世纪里，世界平均收入增长了10倍，世界人口增长了6倍。

　　　　作为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发源地，英国无疑是受益最大的国家。在阿克莱特发明的水力纺纱机、哈格里夫斯发明的珍妮纺纱机、克朗普顿发明的走锭细纱机的基础上，英国的纺织工业得到极大的发展。苏格兰机械师瓦特对蒸汽机技术的改良，以及随之而来的动力学上的革命，再加上克拉克、达比等人在钢铁冶炼上的贡献，不仅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本身，还促成了交通运输工具的革命。现代意义上的轮船和火车出现了。

　　　　1830年9月15日，世界上第一条城际客运铁路正式通车。它一端连着世界上第一座工业城市，同时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工业城市，即位于英国西北部的工业中心曼彻斯特，另一端连着利物浦。

　　　　随着生产效率的空前提高，生产与销售环节越来越不受地域限制，如何找到尽可能多、尽可能便宜的原材料，找到潜力尽可能大、利润尽可能高的市场，成为日益困扰着欧洲资本家的两大问题。显然，他们需要及时而准确的情报，而且是全球『性』的情报，因为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进行高效地扩张和殖民。

　　　　正是在这个背景之下，许多具有全球视野的报刊不仅在欧洲，还在欧洲人的殖民地——比如澳大利亚——出现。

　　　　这些报刊之所以首先出现在港口城市，是因为在国际贸易的海运时代，港口总是消息最先传达到的地方。港口也是最需要消息的地方，因为工厂的货物大都堆积在港口的仓库之中，如果商人们能在港口及时地获得信息，就能及时地处理货物的运输、销售事宜。前面提到过的《绅士杂志》和《欧洲杂志》，分别创办于1731年和1782年，地点都在伦敦——英国第一大港，二者都是具有全球视野的杂志。

　　　　1811年，在利物浦经营着一家生产航海工具的家族公司，并且在1809年获得一项重要专利的埃杰顿·史密斯，也在当地创办了一份重要的具有全球视野的报纸——《利物浦莫丘利报》（liverpoolmercury）。这份报纸不仅在利物浦及邻近一带发行，还在威尔士、马恩岛和伦敦发行。

　　　　正如利物浦集中展现了近现代欧洲崛起的进程，广州——中国南方的港口城市——也在一定程度上见证着中国的历史。

　　　　广州是一座比利物浦古老得多的城市。早在公元前214年，在今天广州这块地面上，就出现了一个名叫“蕃禺”的市镇。这个市镇逐年扩大，11年之后，也就是公元203年，它成为了南越政权的都城。公元前111年，南越政权被汉朝所灭，但蕃禺依然存在，并仍是中国南方的重镇。226年，吴国孙权设置了一个名为“广州”的州郡，蕃禺即是这个州郡的府衙所在地。而后，当地人索『性』将蕃禺称为广州。

　　　　因为中国古代以农业立国，以中原文化为正统，主要朝代几乎都定都北方，广州一带一直被视为蛮夷之地，根本不受朝廷重视。虽然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年）已在广州设置市舶使，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海防却并没有因此而加固，以至于在唐肃宗——唐玄宗之子——乾元元年（758年）的10月底，广州竟然遭到一群由阿拉伯和波斯海盗组成的乌合之众的洗劫，之后这群劫匪又轻而易举地从海路逃走。

　　　　在宋、元时期，广州的对外贸易已十分繁荣，但是，这主要是商人自治的结果，而不是『政府』的政绩。

　　　　尽管在国家税收来源构成中，外贸所占的比例日益增加，『政府』也乐于看到这个局面，但是，重农轻商仍然是主流意识。广州的战略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历代朝廷的足够重视。直到明朝武宗正德年间，“最凶狡、兵械较诸蕃独精”的葡萄牙人“驾大舶突入广东会城”，在广州的势力越来越大之后，明武宗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据英国汉学家杜希德和美国汉学家费正清的研究，在明朝武宗正德九年（1514年），初到广州的葡萄牙人仅用了3年时间就垄断了广州的海上贸易。老家在广东顺德的御史何鳌曾十分忧虑地对明武宗说：“现在外国人的船只频频出现于海滨，外国人又在广州城杂居，如果听任他们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南方的祸患恐怕将没完没了。”

　　　　然广州彼时“禁防既疏”，根本无法应对“水道益熟”且“兵械独精”的葡萄牙人。至万历年间（1573…1620年），葡萄牙人“破灭吕宋，尽擅闽、粤海上之利，势益炽”。根据广州举人卢廷龙的记录，在1597年前后，居住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已经有一万多人。但是，当地父母官或者心存畏惧，或者贪赃枉法，总之是毫无作为。

　　　　17世纪初的时候，葡萄牙人对中国海外贸易的垄断让位于占领了台湾岛的荷兰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人手中夺回了台湾。1683年，清朝的康熙皇帝又收服了郑成功之子郑克爽。在将台湾纳入版图之后，康熙帝取消了他的父亲顺治帝在1655年制定的旨在削弱郑氏台湾经济及军事后勤实力的海禁政策。

　　　　《清实录·圣祖实录》中的一段文字记录了清朝实行海禁政策的原因以及康熙皇帝本人对海禁的看法。康熙二十三年七月十一日（1684年8月21日），奉命到福建广东一带勘界的内阁学士席柱在向皇帝复命时的文字中记载：

　　　　席柱奏曰：臣奉命往海辰界，福建、广东两省沿海居民群集跪迎，皆云：“我等离旧土二十余年，已无归乡之望，幸皇上威德，削平寇盗，海不扬波。今众民得还故土，保有室家，各安生业，仰戴皇仁于世世矣！”

　　　　（皇）上曰：百姓乐于沿海居住，原因海上可以贸易捕鱼。尔等明知其故，前此何以不议准行？

　　　　席柱奏曰：海上贸易，自明季以来，原未曾开，故议不准行。

　　　　上曰：先因海寇（指日本倭寇『骚』扰），故海禁不开为是。今海氛廓清，更何所待？

　　　　席柱奏曰：据彼处总督巡抚云，台湾、金门、厦门等处，虽设官兵防守，但新得之地，应俟一二年后，相其机宜然后再开。

　　　　上曰：边疆大臣，当以国计民生为念。向虽严海禁，其私自贸易者，何尝断绝？凡议海上贸易不行者，皆总督巡抚，自图『射』利（谋取财利之意）故也！

　　　　两个月之后，福建、广东即重开海上贸易。户部在九月十四日（10月22日）的奏折中说：“福建、广东新设开差（即海关），止将海上出入船载贸易货物征税，其海口内桥津地方贸易船车等物，停其抽分。”

　　　　70多年之后，乾隆因为担心外国商人威胁“内地海疆紧要”，重新采取闭关政策，只允许外国商人在广州交易。乾隆二十二年农历十一月十日（1757年12月20日），皇帝晓谕军机大臣等：

　　　　洋船意在图利，使其无利可图，则自归粤省……可传谕杨应琚，令以己意晓谕番商，以该督前任广东总督时兼管关务，深悉尔等情形。凡番船至广，即严饬行户善为料理，并无与尔等不便之处。此该商等所素知。今经调任闽浙，在粤在浙均所管辖，原无分彼此。但此地向非洋船聚集之所，将来只许在广东收泊交易，不得再赴宁波。如或再来，必令原船返棹至广，不准入浙江海口，预令粤关传谕该商等知悉。

　　　　正是在这些背景之下，广州很快就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大港。但是，何鳌在一百多年前担忧的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在马尼拉的西班牙人，以及在印度的英国人是在广州的最活跃的外商。继1711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分公司之后，比利时印度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瑞典东印度公司也分别在1717年、1729年、1732年在广州设立了分支机构。从1731年开始，丹麦、德国、美国、英属澳大利亚等地的商船也先后抵达。

　　　　根据美国历史学家钱德勒的研究，1800年，广州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城市，人口达到80万，只比伦敦的人口少6。1万。

　　　　最迟在19世纪初，欧洲人已在广州创办若干份期刊，比如《广州纪事》（thecantonregister）、《广州市场行情》（thecantongeneralpricecurrent）、《英华年鉴》（theanglochinesekalendar）、《澳门纪事》（thechronicade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