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墓贼影:中国盗墓史全记录- 第78节

　　　　厚葬引发盗墓狂『潮』，人们有目共睹，但却很少有人提出相对合理的解决办法。其实，从根本上杜绝盗墓的方法很简单，那就是薄葬。

　　　　汉文帝是最早提出薄葬的皇帝。《汉书·文帝本纪》中记载“遗诏曰：‘联闻之，盖天下万物之萌生，靡不有死。死者天地之理，物之自然，奚可甚哀！当今之世，咸嘉生而恶死，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

　　　　西汉王朝建立后，汉高祖、惠帝、吕后都着力于发展农业生产，稳定统治秩序，收到了显着的成效。然而文帝即位之时，不仅国家财力严重不足，人民生活还相当困顿。造成这种贫困的状况，是由于“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农民遭受残酷剥削，『淫』侈之风日益严重，以及社会背本趋末的结果。这表明汉初一度缓和的社会矛盾，到文景时期又逐渐趋于表面化。怎样才能解决这个矛盾？怎样才能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年轻的贾谊作《过秦论》为文帝提出治国的根本方针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这股要求安民的社会思『潮』，是惠帝以来朝野共同的要求，也是巩固西汉统治的需要。

　　　　汉文帝名刘恒，汉高祖第三子。早年封代王。封地在今山西。太尉周勃等人平定吕后之『乱』后，迎立他为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汉文帝以节俭而着称，时年，他23岁。文帝在位的二十三年里，坚持执行“与民生息”的政策，减轻赋役，省略刑狱，使农业生产恢复发展，又采取措施削弱了诸侯的势力，巩固了中央政权。从而开创了著名的“文景之治”。便是在临死前遗诏中也念念不忘厚葬给国计民生带来的危害，要身体力行改变这种社会现象，命令“霸陵山川因其故，无有所改”。这就是中国古代依山为陵的开始。

　　　　对于自己建陵一事，文帝一改前代帝王移土起冢的惯例，选中了灞岸白鹿原北麓做自己的陵寝，下诏依山为陵，不另起坟。他主张薄葬，反对国丧扰民。生前，他曾留下遗诏，“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吾甚不取。”曾敕令治丧期间，民间“毋禁娶『妇』、嫁女、祠祀、饮酒、食肉。”并要求“布告天下，使明知朕意。”史书记载，“治霸陵，皆以瓦器，不以金银为饰。文帝驾崩之后，丧仪十分简单，灵柩远至陵园，迅即入土为安。附近的百姓对此十分不解，许多人甚至怀疑墓『穴』内并无灵柩。但文帝又是一个好皇帝，于是在好心人中便流传起一个“天葬汉文帝”的美丽传说。宋朝时候，霸陵附近更是建起了一个莫灵庙（又称莫爷庙），进行纪念。

　　　　西汉成帝也下旨薄葬。与文帝不同的是，成帝禁止厚葬是因为当时社会上奢靡之风日盛，皇帝不得不下旨提倡节俭，禁止婚丧奢华。但成帝的薄葬命令只是针对百姓。他自己依旧厚葬，大兴土木，征发徭役。

　　　　仿佛是为了继承祖先遗志，东汉时期的光武帝、明帝、章帝、和帝等纷纷标榜薄葬。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形成了一股薄葬的风气。先秦的大禹、墨子、庄子，西汉的文帝，东汉的光武帝等人都要求或者实行过薄葬，但并未对社会上层厚葬形成冲击，仍属于反传统的个人行为，正所谓“厚葬为德，薄葬为鄙”。而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薄葬却具有完全不同饿『性』质，施行范围广，延续时间长。

　　　　魏晋时首倡薄葬的是曹『操』，他临终的遗命就是：“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毕，皆除服。乃将兵屯戍者，皆不得离屯部。有司各率乃职。殓以时服，无藏金玉珍宝。”这是中国最早将薄葬事宜具体化的诏命。事实上，曹『操』本人就是当时最大的盗墓贼，曹氏集团的发迹很大一部分功劳要归于曹『操』设置的专门负责盗墓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曹『操』当然深谙树大招风、厚葬之墓最易被盗的道理。曹『操』去世时正是三国鼎立初具规模之时，遗命薄葬既可防范盗墓贼，又能减轻负担，将精力用在对抗吴、蜀两国上。

　　　　曹『操』的继承人魏文帝曹丕继承曹『操』遗志，继续提倡薄葬。曹丕清楚地看到古往今来未有不发之墓这一事实，他在生前留下这样的遗命：“为棺椁足以朽骨，衣袅足以朽肉而已。故吾营此斤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合古涂车、当灵之义。棺但漆际会三过，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诸愚俗所为也。”曹丕的薄葬可谓至极，堂堂皇陵，棺椁仅能容身，随葬品只使用陶器，便是寻常百姓，丧葬也不会如此简略。更值得一提的是，曹丕死后，下葬事宜严格按照他遗命所说，真正做到了薄葬。

　　　　当时，薄葬已经成为国家的制度、士族的家规和一般平民百姓的自觉行为，以法令的形式推行以节约社会财富，以支持战争和应对灾荒，如478年北魏孝文帝下诏：“厚葬送终，则生者有靡费之苦。圣王知其如此，故申之以礼数，约之以法禁。……朕今宪章旧典，只案先例，着之律令永为定准，犯者以违制论。”当时具有强大社会势力的士族对薄葬也采取拥护态度并定为时代相传的家规。如刘宋张邵“临终遗命，祭以苹果，苇席为如车，诸子以焉。”亲友对薄葬的支持更进一步体现在敢于拒绝皇帝和权贵对逝者官爵和助葬费的馈赠上。当时还有许多支持薄葬的社会舆论，提供理论根据，使之形成史上罕见的现象。如皇甫谧在《笃终论》中说“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夫人之所贪者，生也。所恶者，死也。虽贪，不得越期；虽恶，不可逃遁。”“尸与土并，反真之理也。”

　　　　而到了隋唐盛世，仍有人不断提出薄葬，他们中的代表便是唐太宗李世民。有唐一代的帝陵也多依山为陵，其原因是李世民认为依山为陵能够节省修陵的人力和开销。他在诏书中说道：“皇后节俭，遗言薄葬，以为：‘盗贼之心，止求珍货，既无珍货，复何所求。’联之本志，亦复如此。王者以天下为家，何必物在陵中，乃为己有。今因九峻山为陵，凿石之丁才百余人，数十年而毕。不藏金玉、人马、器皿，皆用土木，形具而已，庶几『奸』盗息心，存没无累，当使百世子孙奉以为法。”盗墓贼求的只是珍宝，如果墓中没有值钱的随葬品，盗墓者还能来偷盗么？因此唐太宗要求自己死后，陵墓中不藏金玉、俑和豪华器皿。

　　　　五代十国之后，中国封建社会的『乱』世画上了一个句号，但很多皇帝依旧标榜薄葬，尤以明清两代为多。只是这个时候的薄葬多是皇帝崇尚英明节俭的面子工程，因而很少提到防盗之事。

　　　　历史上提倡薄葬的帝王众多，但真正身体力行，践约薄葬之实的却并不多。第一个提倡薄葬的皇帝，虽然他大力提倡薄葬，但《汉书》记载，修建文帝的霸陵竟动用民夫数万人之多，地宫中的随葬品更是“多获珍宝”。

　　　　正史中记载魏文帝曹丕的陵墓果如他遗命中所说的那样，可曹『操』是否真的薄葬正史中却没有记载。但野史中广为流传的七十二疑冢倘若属实，那曹『操』的薄葬也是一个谎言。

　　　　两晋南北朝时期，由于丧『乱』的缘故，帝王们的墓葬也不封不树，以致今天我们也难寻其踪影，看来是真的做到了薄葬。

　　　　英明神武的唐太宗李世民的薄葬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唐太宗的昭陵占地面积达2万余公顷，周长60千米，地面上礼制建筑齐全，城垣环山起伏，石雕林立，建造这些地面建筑和石雕便要耗费惊人的人力和物力。地宫内的随葬品更是奢华，盗墓贼温韬便在盗掘昭陵时发了一笔横财。唐太宗的陵墓修得富丽堂皇，不仅如此，还随葬了珍贵的王羲之、钟繇等前代大书法家的真迹，可见李世民的薄葬之说并未付诸实践。

　　　　至于明清两代帝陵更是修建得奢华异常，明十三陵、清东陵、清西陵等无一不是辉煌壮丽，陵园至今仍然巍峨绵延。

　　　　薄葬，最简单的防盗措施，多数帝王虽然大力提倡薄葬，却并未身体力行，履践薄葬的诺言，盗墓者当然也不会放过这些奢华的陵墓。最简单的措施，却最难实现。

　　　　迁户守陵最有效

　　　　薄葬是最简单的防盗措施，但是却被弃于一旁而不用。也许是因为薄葬不能够显示出墓主人生前的地位及影响，所以厚葬之风难以抑制，为了防止陵墓被盗掘，就必须有相应的措施。其中，用人力守护墓葬来防盗，是最有效的反盗墓方法。

　　　　中国历来就有“守冢”的习俗，也就是守墓。即在墓葬的旁边安置棚户人家，负责看守，一则尽孝道，二则防范盗墓。两汉时期，父母长辈去世后，儿女就有“守孝三年”的习俗，为双亲守墓三年。更有节义孝子，守墓时间长达十年。

　　　　帝王的陵墓有“迁户守陵”的方式，也就是将一定数量的人口迁移到自己的陵墓周围，进行居住、生活，看守陵墓。西汉时期，淮南王刘长由于身犯了谋反之罪，被汉文帝流放四川，在途中『自杀』。于是，汉文帝十分伤心，以列侯的身份将刘长安葬，并且将三十余户人家迁徙到刘长陵墓前，为其守灵。列侯如此，那么地位身份比列侯更尊贵的王公乃至皇帝，迁户守陵的人数就更多了。

　　　　根据历史资料，西汉时期皇帝即位两年后，就要考虑陵墓的建造了。选定墓址之后，就要规划陵邑的建设。所谓陵邑，就是在墓葬旁边修建城市，陵邑的规模很大，多达几万甚至十几万人。这种防盗的方法，效果良好。盗墓者一般行动隐秘，盗掘对象大都是偏远、荒凉的陵墓，对于处于繁华之地的陵墓，因为人多眼杂，不会轻易得手，所以也就不会向这些陵墓下手。

　　　　迁户守陵制度除了防盗，还有政治上的原因。秦朝一统六国之后，将原来六国的王室贵族，作为人质全部迁徙到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