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存，已垦为农田。第三重门通园寝后半部，门一道，宽2。88米。园寝后部形如二井，宽89米，通长90。8米。距门6。35米处立照壁一座，宽5。1米，厚0。5米，高2。1米。下以绿琉璃砖砌作束腰形座，上部为琉璃砖砌出屋檐，中间以三层方砖嵌心。其后立无字碑一通，高2。2米，宽0。93米，厚0。27米，碑额雕出云凤纹。碑座束腰形，前后两面各雕二凤，中间为一断字云，束腰部分亦雕二凤，两侧各一云凤纹。其后置石供案，长2。23米，宽1。05米，大部分已陷入地内，五供已失。再后为坟堆，残高2。5米，直径约14米。后部园墙高3。5米，厚1米，下部两侧以大城砖垒砌，中间夹石块灰泥，高1至1。35米，上部用山石垒砌，顶部平砌三层砖出檐，脊中间立一横砖，两边填碎砖抹灰泥作成屋脊形。坟园内外墙墙皮均抹一厘米厚的灰泥，再刷以红粉。
明代设官军守卫，有官员管理。清代改为坟户看守后，看坟人及家眷即住在园寝的第一进院落内，经世代繁衍，形成村落。后因院内狭小，清末民初就将民居扩建到园寝院外，形成现在的村落格局。
然而，无论万贵妃生前有多么地受宠，身分地位又是如何的荣耀，可是她一定没有想到死后会落得被人挖坟暴尸的下场。
1923年，当地土匪侯现文领18人对德陵和东井的娘娘坟进行挖掘，由于人少墓大未能成功。事发后，侯现文被抓进监狱，终了一生。1944年秋，长陵园村的程老六拉起百余人的队伍，自称程六爷，占山为王。他重走当年侯现文的老路，在一天深夜，将队伍偷偷拉到万贵妃墓前，开始分头挖掘。经过三个昼夜的刨、挖、凿、炸，终于将墓顶打透，万贵妃的随葬品被抢劫一空。程老六找来6匹马，将金银器物连夜驮到长陵园村进行分赃。当兵的每人分到1两黄金、20颗宝珠，当官的每人分一金罐或相当于一金罐的器物，程老六自然将贵重的宝物独吞。
盗墓后的第二天，程老六便举行大婚。所用车辆浩浩『荡』『荡』，宰杀猪羊无数，其威风与排场为当地百姓所罕见。筵席之上，程老六媳『妇』头戴从墓中盗出的金顶凤冠，趾高气扬，俨然万贵妃再世，一派皇后气派。
可惜好景不长。半年之后，程老六和国民党警备部队发生冲突直至混战，被『乱』枪打死在附近工部厂村的河套里，其妻妾家产俱被国民党警备部队瓜分一空。『乱』世逆子，终遭天报应。
斗鸡台古墓遭掘
罪恶的盗墓活动并没有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消退，反而愈演愈烈。这种盗墓活动跨越了几千年，延续到了近代。
清朝末年，政局动『荡』世道非常混『乱』。民国的建立并没有使全国太平下来，百姓仍然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国内的各个政治势力集团反而以靠自己的地盘与实力相互倾轧，战『乱』频仍，形成军阀割据的局面。当时，就连活人的安全都在时时受着饥饿、寒冷、瘟疫、战争的为害而不能自保，谁还能顾及到那些在陵墓中的死人的安危。这些各自称霸一方的军阀势力各自为政，没有统一的领导。国民『政府』无力支付这些军队的军饷，自然也无法约束他们的所作所为。而任何一个军阀要想扩大实力、称雄一方，就只能靠自己。筹集军饷更成为军阀们工作的重中之重。那时，大小军阀为了筹集军饷，扩充实力，并使自己发财致富可谓费尽了脑筋，真是挖空心思，想尽了一切可能的办法，其敛财之道，可谓无所不用其极！在他们所想的这些办法中，最为省心、省时、省力的一个就是盗墓了。毕竟打死人的主意要比直接从活人身上搜刮容易得多。况且，当时社会经济因战『乱』遭到严重破坏，从活人身上确实也捞不到什么油水了。这一时期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斗鸡台盗宝案。
陕西宝鸡，在唐代以前叫陈仓，是周、秦王朝的发祥地，也是周、秦文化的摇篮。古陈仓即今日之斗鸡台地区，在宝鸡市东约7公里处，北依渭北平原，南临渭河，历史上称为“陈仓北阪城”。秦文公为了祭祀天帝活动建立的陈宝夫人祠（俗称娘娘庙）就在这块台地上，所以又叫祀鸡台。
古陈仓在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这里不仅是周代的重要城邑，而且是秦立国初年的都城，因此，地下埋有我国古代劳动人民创造的极其丰富灿烂的珍宝，是埋藏文物的一个重要地区。就在这个地区内，有个名叫戴家湾的自然小村，村北有一条上起贾村塬、南迄渭河，深十多丈、长七八里的戴家沟。当地人常常看到，每逢大雨、大水冲刷之后，便有很多古代文物暴『露』于土崖边，其中不乏上等佳品。人们虽不识其朝代、名称，但都知道那是价值的古董宝贝，因而便称之为“宝”。斗鸡台戴家湾地区的确有宝。这是由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原因所决定的。据《史记》记载，秦国的秦文公、秦宪公的墓葬就在此地。早在清代末年，这里就出土过重要的青铜文物。
20世纪20年代末，陕西宝鸡地区流传着一首民谣：“党拐子，土皇上，派出土匪活阎王；活阎王指挥穷人把宝挖，抬脚动手把人杀。斗鸡挖宝八个月，真把百姓害了个扎！”
“党拐子”就是斗鸡台盗宝案的主谋者和指使人党玉琨。党玉琨是陕西富平人，又名党毓坤。因走路时一只腿跛，故被当地人称为“党拐子”。他从幼年时起便不学无术，厌读诗书，也不愿从事家务和生产劳动，整天和一帮地痞流氓混在一起，吃喝嫖赌，无恶不作。他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四处游『荡』，曾在西安、北京等大城市的古董商店里当过学徒，见过不少文物，并经过一些古董商的点拨，久而久之便成为此中行家，尤其善于识别铜器。他为人狡黠『奸』诈、刁钻善变，尤其喜欢聚众赌博。党玉琨生『性』顽劣，动不动就与人争斗，杀人越货对他来说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他的那条跛腿，就是在与人争勇斗狠时被对手打伤，从而留下病根的。
后来，党玉琨发现军阀们都有着强大的权利和经济实力，便决定从戎。最初，他投靠的是盘踞在陕西凤翔一带的地方军阀、靖国军首领郭坚。党玉琨从一个小兵做起，因他十分精于钻营之道，懂得怎样投上司的喜好，所以较受郭坚的赏识，很快升任了排长、连长、营长、团长等职。但好景不长，1921年8月，冯玉祥整肃陕西军阀，郭坚因不服管束而被西北军打死，郭的部下李寺被冯玉祥委任为该军头领，带兵驻守凤翔。
党玉琨顿时失去靠山，只得率一部分残兵败将逃到陕西醴泉县驻扎。不久，李寺奉命东调，留守凤翔的地方军队之间互相勾心斗角，四分五裂。党玉琨便乘虚而入，于1926年2月率部再度回转凤翔。为了壮大声势、显示威风，他就自封为“师长”，号称“司令”。
第43章 盗墓风潮第六波：民国近代的盗墓破坏（2）（）
此时党玉琨对凤翔的统治并不稳固，被他所打败的那些军队经常向他反扑，他还面临着更大的军阀将他兼并的威胁。俗话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为了扩张势力和巩固地位，党玉琨开始疯狂的敛财。但是无论他想尽何种办法，所得的财物都十分有限，令他伤透了脑筋。素有“古董癖”的党玉琨当然知道文物的重大价值，明白古董的实际用处。他搜罗文物，无非就是两个目的：经营人脉、换取资金购买枪械，为他独霸一方捞取资本。
当时，斗鸡台地方有一个名叫杨万胜的乡绅，平日横行乡里，恶贯满盈，民愤极大。后因他私自加派大烟税款，更加激起了当地农民的义愤。一些农民联合起来告发他的罪行，并有人扬言要将他暗杀，为民除害。
杨万胜不由大为恐慌。他找党的马弁（biàn）、与自己同乡的张志贤给他说情，开脱罪责。之后，做贼心虚的杨万胜得知党玉琨喜好文物，正在四处寻宝，为了寻找靠山，也为了感谢张志贤，即向张透『露』说：
“戴家湾村后大沟里，靠崖处有几个洞，洞里有古董。在洞内只要动一动镢头，就一定能挖出一些宝物，随便卖个几十、几百白洋都是平常事。如果派人挖一回，也定能发个大财。”
张志贤听了杨万胜的一番奇谈后，感到这是讨主子欢心的好机会，于是向党玉琨提供线索说：“在戴家湾村北的一个窑洞中埋有大量古董，只要轻轻一刨，就能刨出文物。”党玉琨听了这一报告，异常高兴，预感到自己大发横财的时机到来了。为探明虚实，1927年春党玉琨亲自到戴家湾村进行勘察。经过紧锣密鼓的周密研究部署，一场大规模的盗宝行动便在当年秋收后开始，盗宝指挥部就设在杨万胜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
在对情况有了一个详细的了解之后，迫不及待的党玉琨决定马上行动，回去不久就打好了盗宝方案的腹稿。随后，他下令找人作计划，并据此选定合适的人员执行其盗宝任务。其具体安排如下：任命驻扎在宝鸡县虢镇的旅长贺玉堂为挖宝总指挥；委任凤翔“宝兴成”钱庄总经理范春芳为现场挖掘总负责人，此人曾在汉口市坐过庄，买卖古董颇有门路；派遣卫士班长、绰号“大牙”的凤翔人马成龙、柴官长、张福、白寿才等四人为监工头目，下有监工员多人，柴官长、张福、向寿才均为宝鸡县人，非常熟悉该地的风土民情，对开展挖宝工作是极为有利的；另外，还聘请宝鸡当地一个有名的古董商郑郁文做秘书（人称“挖宝先生”），此人的实际任务是做挖宝的现场指导员，负责对挖出的各种文物进行整修、鉴定和分级定价；劣绅杨万胜起了不小的作用，当时盗宝指挥部就设在他的家里，在挖宝行动开始后，党玉琨每次到此查看时，也都住在杨万胜家中，由其负责接待。
党玉琨将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