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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戚欲何念，欢笑意所之”的达观人生促使曹『操』采取措施延长寿命。习练气功就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
中国的气功有几千年的历史，可气功这个词的出现时间并不是很早，它首先见于晋朝许逊着的《灵剑子》一书。据考察认为此书不是许逊亲自所著，因为书中有很多气功术语都是宋朝以后才开始用的，所以成书时间不会早于宋朝。但它的思想可能是许逊这个门派师传徒，一代一代口传心授传下来的。在《灵剑子》一书中，气功这个词不是作为一个专用名词来使用的。过去练功叫修行，就是修道，也叫行气，可以解释为练周天，也可叫呼吸吐纳，也可称运气、行气，就是把气的功能加强起来，一方面修德，好事，一方面练，使身体发生变化，到一定程度修成了，就叫“道气功成”。
当时的曹『操』，集中了国内的各路大师和大仙，向他们学习。据说这些人中有一个叫甘始的气功师“善于行气，老有少容”，封君达知养『性』法和隐形法，郗俭能辟谷不食，据说曹『操』之子曹植曾亲与其绝谷百日，见其犹能“行步起居自若”。但最著名的当数华佗，此人不仅能妙手回春，治疗疑难杂症，而且在气功保健方面也造诣极深。他发明的“五禽之戏”即模仿虎的前肢扑动、鹿的伸转头颈、熊的卧倒身子、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编成的健身体『操』，功效十分显着。其弟子吴普按“五禽之戏”，坚持锻炼，活到90多岁，仍耳聪目明，牙齿不脱。曹『操』经常向这些气功师学习，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晋朝以后，道教、佛教等宗教在中国兴盛起来了。宗教利用了气功，把气功神秘化了。本来气功是练气修德，很具体很实际的，可是宗教化以后，就追求修炼成神、成仙、成佛了。这么一来，气功的科学本质没有了。但如果翻开中国气功史，可看到就在晋、隋、唐这一时期，有很多古人用气来命名的著作，如《气诀》、《气经》等，书中写的都是练气、用气的内容。《气经》中讲了几十种练气、用气的方法，连发放外气的方法都有，叫“布气”。以后的宗教淹没了气功，气功的名词就没了。
但是，生老病死乃是自然之规律，实非人力所能抗拒。所以，从218年开始，曹『操』不得不考虑安排自己的后事。他颁布了一道《终令》，其中说：
古之葬者，必居瘠薄之地。其规西门祠西原上为寿陵，因高为基，不封不树。《周礼》冢人掌公墓之地，凡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居后，汉制亦谓之陪陵。其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宜陪寿陵，其广为兆域，使足相容。
《终令》明确提出，死后不要厚葬，要将自己埋葬在瘠薄的土地上，依照原有的高度作为圹墓，陵上不堆土，也不植树。
一年后，曹『操』为自己准备了送终的四季衣服，分别盛放在四个箱子中，上面写明春夏秋冬，并留下一个遗嘱：“有不讳，随时以殓，金珥珠宝之物，一不得送。”“吾死之后，持大服如存者，勿遗。”“敛以时服，葬之于邺之西冈上”。
曹『操』之所以主张薄葬，其原因有二：
一是曹『操』主张节俭，反对浮华。《三国志》记载：“太祖为人佻易天威重，好音乐，偶优在侧，常以日达夕。被服轻绡，身自佩小盘囊，以盛手中细物，时或冠恰帽以见宾客。每与人谈论，戏弄言诵，尽无所隐，及欢悦大笑，至以头没杯案中，肴膳皆治汗巾帻，其轻易如此。”
二是为了防止盗墓。因为曹『操』也曾经盗过许多王侯的陵墓。他曾设立了专门的盗墓机构『摸』金校尉和发丘中郎将，虽然言行有时未必一致，但是也看到了盗墓过程中的惨烈，对于墓主人来说尤其是如此。所以，他自己说要薄葬，意思就是你们盗墓，也盗不到什么。虽说中国历史上盗墓之盛始于春秋，但无论是先行一步的秦人，还是怀着复仇心理后发制人的项羽，都没有明目张胆地设置刨坟掘墓的官吏，只是趁兵荒马『乱』之机劫掠一番。但自董卓之『乱』后，却大不一样了，纷起争雄的各路军队因为经费严重不足，而纷纷干起了盗墓的勾当。曹『操』也不例外。
第30章 盗墓风潮第二波：三国两晋南北朝的盗墓高潮（3）（）
陈琳在《讨曹檄文》中，历数了曹『操』的暴行。檄文指出，曹『操』品德最为不耻，挖人陵墓。难怪有人说：“曹『操』无道，置发丘中郎、『摸』金校尉数十员，天下冢墓，无问新旧，发掘时骸骨横暴草野，人皆悲伤。其凶酷残忍如此！”可能曹『操』自己亲眼目睹了许多坟墓被盗后尸骨纵横、什物狼藉的场面，自己不愿重蹈覆辙，所以他才一再要求薄葬。
集团盗墓最疯狂
魏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乱』世，魏即是说曹魏，晋就是两晋。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馑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
魏晋时期可谓备经丧『乱』，朝廷腐败，政权更迭，战『乱』不断，饥荒瘟疫时刻伴随着这个多事之秋。当时百姓饥谨和荒凉，正是“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加之社会动『荡』、经济萧条，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过着这种食不果腹、朝不保夕的生活，面对满目疮疾、淡然无光的环境，许多人铤而走险，加入盗墓者的行列。当盗墓成为另一种风行的行为时，人们便不以为耻，窃贼竟也能公然走上庙堂。魏文帝曹丕对此痛心疾首，认为“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其妻文德郭皇后也说过“自丧『乱』以来，坟墓无不发掘”，可见当时盗墓活动何等之猖獗。
作为盗墓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魏晋时期盗墓最大的特点是盗墓者中多有王侯将相。魏晋是一个军阀并起、豪强割据的时代，为了争夺权力和地盘，军阀间战火不断，军队数量庞大，所需军费也骤然提高。而由于战『乱』、饥荒、瘟疫，人们不能安心劳动，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军阀财政收入匮乏，割据一方的豪强们纷纷想方设法广开财源。于是，盗墓这一古老的不需成本而速见成效的敛财之法，为各路军阀竞相采用。
就这样，魏晋时期出现了许多王公贵族盗墓集团。这些人对王侯的陵墓进行了疯狂的盗掘，甚至做出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西晋十六国时期的前赵国国君刘曜，本是汉王刘渊的同族，后来在一系列战斗中，势力日渐强大。公元319年，他建都长安，建立赵国。称帝后，虽然也起用了一些有学识的人做官，也在长安开办学校，造经学之士以教之，但他始终没有一套成型的治国安民的政治措施。刘曜初入关中时对部下的规谏还听得进去，如他命起陵宵台，在霸陵西南建寿陵时，侍中乔豫、和苞上疏进谏，刘曜听了大喜说：“二侍中恳恳有古人风烈矣，可谓社稷之臣也”。遂罢其工程。但平定巴氐叛『乱』不久，就开始对大臣们的进谏听不进去了。陈安之『乱』未平，刘曜就为其父母建永垣陵、显平陵，功费至亿，游子远进言停建，但他不听。后来大兴土木，发600万民工为其父及其妻修建陵墓，《魏书》、《晋书》记载其“下洞三泉，上崇百尺，积石为基，周回二里，发掘古冢以千百数”，其结果是“气塞大地，暴骸原野，器声盈衢”。由于其大量挖掘古坟，并将尸骸遗弃荒野，从而造成了太原一带瘟疫流行，老百姓死者无数。这一暴行，自然引起了老百姓的愤恨。
东晋太宁二年（公元325年），后赵石生进攻前赵河南太守尹平于新安（今河南新安），尹平战败被斩，石生掠前赴5000人而还。太宁三年（公元326年），前赵刘曜联合东晋司州刺史李矩、颍川太守郭默进攻石生，刘曜派中山王刘岳将兵15000人，以镇东将军呼延谟率荆州、司州之兵会攻石生，前赵联军迅速攻克石梁（今河南洛阳市东）、孟津（今河南孟津）。石虎率步骑五万自成皋（今河南荥阳西北）与刘岳战于洛西，大败后赵军队。六月石虎收复石梁，擒刘岳及其将领八十余人，氐羌三千余人，皆送襄国（今河北邢台西南）、坑其士卒一万余人，不久又攻陷并州。刘曜败归长安，郭默南奔健康，李矩部下率众二千投降后赵。自此，司、豫、徐、兖等州皆为后赵所有。
咸和三年（公元328年）后赵石虎率兵四万自轵关（今河南济源西北）西上蒲阪（今山西永济县），刘曜自将精锐驰救蒲阪，两军战于高侯（今山西闻喜县境）。石虎大败，陈尸200余里，南奔朝歌（今河南淇县）。刘曜自大阳（今山西平陆西南），乘胜进军石生于金墉（今河南洛阳以来），决千金（土曷）（在今河南洛阳以北）以灌城，洛阳为之震动。同年十一月，石勒发兵三路进攻刘曜，十二月石勒后赵诸军集结于成皋，不见刘曜设防，军队迅速开至洛河。刘曜忙陈兵十万于洛西，石勒遂命石虎引兵自洛阳城北而西攻刘曜中军，命石堪率兵自城西而北，由刘曜前锋，石勒自出洛阳阊阖门，夹击刘曜，前赵军队大溃。刘曜在退兵时马陷石渠坠于冰上，身上被创十余处，为石堪生俘。
石勒大获全胜，斩首五万余级。石勒让刘曜写信令其子刘熙投降。刘曜给刘熙的信中却令熙“与大臣匡维社稷，勿以吾易意也。”石勒遂杀刘曜。
石勒杀死刘曜后不久，便得病而死。他的侄子石虎乘机杀死了石勒